Wha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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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from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ebate crucial, timely topics related to nuclear energ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ach author contributes an essay per round, for a total of nine essays for the entire Roundtable. This feature was made possible by a three-year grant from the Norwegian Foreign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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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isarmament Roundtable

社会核查的潜力与陷阱

普通人也可以帮助军控条约的核查这个想法并不是新出现的,对这个概念的抽象讨论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不过近年来,强大的便携式电子设备已广泛流传,才使得社会核查(societal verification)现在似乎成为了即将成真的现实。例如,积极的个人可能通过智能手机装载的传感器收集条约相关的数据,然后再把信息传送到多边核查机构,或者正如现在已经出现的那样,与全球社会在线共享这些数据,对它们进行众包分析(crowdsourced analysis)。但是,社会核查会不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激起热情呢?必须为参与者建立怎样的法律保护措施?并且,通过社会核查收集到的信息是否将最终被证明是有用且值得信赖的呢?下面,来自马来西亚的 Jamal Khaer Ibrahim、来自印度的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以及来自埃及的 Ibrahim Said Ibrahim 将就以下问题,即"随着手持设备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普及,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可能会如何得到力量,从而为防扩散的努力以及核、生物和化学条约的核查作出贡献?"展开讨论。 "发展与裁军圆桌讨论"的内容也有英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可供阅读。

Round 1

05/14/2013 - 05:30

需要激励和支持

Jamal Khaer Ibrahim (CH)
05/15/2013 - 06:05

核查之不适,及如何克服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CH)
05/16/2013 - 11:03

受过教育的实践者是关键

Ibrahim Said Ibrahim (CH)

Round 2

05/23/2013 - 07:40

选择正确之轨道

Jamal Khaer Ibrahim (CH)
05/30/2013 - 07:22

激励与限制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CH)
06/06/2013 - 07:21

乌托邦的梦想,实际的用途

Ibrahim Said Ibrahim (CH)

Round 3

06/13/2013 - 07:11

寻求接受,填补漏洞

Jamal Khaer Ibrahim (CH)
06/24/2013 - 07:23

没那么快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CH)
07/10/2013 - 09:48

缘何政治为首

Ibrahim Said Ibrahim (CH)

Round 1

05/14/2013 - 05:30

需要激励和支持

日益流行的手持设备给普通百姓参与条约的核查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曾有人建议,智能手机中的加速度计可以用来检测不同寻常的可能代表核试验的地震事件,各种数据众包也可用以识别想颠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尝试。随着手持设备继续普及 --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变得更加便宜 -- 社会核查的机会预计也将得到增长。

但是手持设备不过是运行软件的硬件 -- 这类工具有时也被称为"有形的推动者"。社会核查想要获得蓬勃发展,无形的推动者也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包括公众更广泛地理解防扩散以及裁军工作的重要性;意识到手持设备对促进这些工作的潜力(即,了解什么样的人可能借助手持设备来检测并报告);以及最终愿意参与社会核查的措施。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建立这些无形的推动者,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而言,裁军和防扩散问题似乎是低优先级的事务。与当地关注的紧急问题相比,条约核查工作可能很难激起公众的热情,即使作了有力的教育工作也是一样。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的有些部分持有全球观,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有很好的理解,但是他们的观点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愤世嫉俗。发展中国家可能认为,这一机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使得某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看法只会因两者之间粗糙的关联性而加剧,即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没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同时,核武国往往是强有力的防扩散措施最积极的支持者,但在全面裁军上问题却通常都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承诺。因此,要在发展中国家激发社会核查的热情,防扩散这个论点可能是错误的基础。

一致的激励。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下,社会核查成功的潜力可能较大。例如,一些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有从事精密工程的公司 --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意可能意味着固有的核扩散风险,因为其有能力生产可能被用作恶意用途的产品。例如,2004年,一家马来西亚精密工程公司因其涉嫌为利比亚的铀浓缩计划生产部件而被调查。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马来西亚于 2010 年通过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其中包括一些重罚,它们可能涉及从业于精密工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即使这些专业人士对作为促进防扩散的手段之一的社会核查本身并不感兴趣,也可能会发现其个人和职业利益跟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如果精密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真的积极参与到社会核查中,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生态系统",从而使他们的努力可以获得最高的成功机会。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态系统 -- 也许包括在线支持、官方宣传以及促进与相关领域专家的联系 -- 可能最好通过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方法来建立。物理学家 Joseph Rotblat 建议,参与报告核查问题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将"不得不成为……国家法律法规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一个仅依赖于法律法规的社会核查生态系统 -- 特别是如果它们与附加议定书或联合国安理会 1540 号决议等国际法律工具密切结合 -- 将要奋力克服发展中国家中所存在的对防扩散倡议的讽刺态度。仅靠这样的法律结构本身,很可能不会有效。

那么,国家当局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社会核查呢?当局可以支持建立社会媒体工具,让专业人士来讨论社会核查的实际执行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快速响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疑虑,从而为这些讨论做出贡献;也可以促进有助于社会核查的专业人士与在裁军和防扩散方面活跃的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任何社会核查的生态系统,只有依靠一个可信的全面裁军路线图和朝着这一目标取得的进一步进展,才会运作得最好。全面裁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将为发展中国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注入更广泛的信心,而这反过来会激发个人对社会核查工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05/15/2013 - 06:05

核查之不适,及如何克服

在西方,手持设备近来吸引了相当大的关注,因为其有潜力帮助多边军控安排的核查。手持设备几乎完全渗透了西方并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增加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占有全球移动用户增长的大部分 -- 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技术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遵约核查中起作用的机会的确正在逐渐显现。

许多与军控安排相关的关键性核查问题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任何能够有助于这些国家的防扩散事务的措施,都应受到欢迎。但目前尚不清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否跟许多西方人一样地来看待手持设备及其在核查方面的潜在应用。这方面的怀疑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在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社会核查事务的个人可能把自己置于相当的风险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跟有时看待人权活动家的方式相同 – 认为他们不爱国,或被看作是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并且即使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官僚和政治愤怒针对的目标。在印度,即使像"谷歌地图"这样的技术都受到重大的反对,因为它显示了敏感地点的位置,而"谷歌地球"在许多国家都遇到了来自官方的阻力。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鼓励某些国家的公民参与社会核查可能简直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普通民众也能促进条约核查,无论是开展众包项目或是用手持设备收集信息,这个想法所基于的假设是普通民众也希望成为军控安排的积极伙伴。即使撇开社会核查参与者可能受到的负面反响,这种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可疑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对军控的看法与西方军控倡导者的看法根本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往往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并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往往跟一定程度的反西方主义捆绑在一起 -- 这不足为奇,毕竟许多发展中国家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被西方以其他方式统治过。军控,往往尤其被视为西方统治的一种工具,普通民众层面可能存在对军控措施的强烈反对。这种对军控努力的普遍不信任感由于西方被认为缺乏可信度而加剧 -- 通常,西方​​被指责把军备控制当作行个方便的事,当它跟其他更迫切的利益起冲突时就会被丢弃。这些观点令人叹息,也许并不正确,但却深入人心。因此,或许并不能肯定地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将会选择参与社会核查的工作。

再者,任何形式的核查工作都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不适。举例来说,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附加议定书"的谈判,但是对伊朗这样已签署却尚未批准"附加议定书"的国家的同情心依然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而言,"附加议定书"似乎将允许外国核查人员随意进入本国领土并任意检查任何位置。这让人想起了殖民时代,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对自己领土的控制。而且,虽然有些核查措施,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包含的措施,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这种接受却鲜少伴随着让发展中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感到舒适。

发展中国家对核查程序感到不适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为减少双边紧张局势而采用的信任建立措施。这些措施建立在美国和苏联于冷战期间建立的模型之上。但是,尽管冷战时超级大国将军控核查作为信任建立措施的一个重要元素,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却从未考虑过这样做。

鉴于这种敏感情况,寻求让普通公民参与核查安排可能只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多边军控措施感到的不适。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和政治精英可能会把任何使公民代表域外机构来监控国家的尝试看做违法行为。并且任何包含社会核查安排的军控倡议也同样可能被视为非法。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社会核查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不一定。但社会核查能否成功可能取决于军控本身会否变得更加符合政治口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军备控制措施的抵抗部分源于发展中国家还未充分参与条约及机制的发展。使军控进程更加透明,并让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进程,尤其是参与军控协议的起草阶段,将使发展中世界对这些举措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更具包容性的进程也将鼓励遵约,并最终使得军控机制更有效。在我看来,社会核查可有助于防扩散的努力及条约的遵守,但只有在军控本身更广泛地为人所接受后才行。

05/16/2013 - 11:03

受过教育的实践者是关键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社会核查"(societal verification)可能被定义为一个进行信息收集、分享和验证的人对人的手段。社会核查技术可以被应用于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维和、冲突预防及环保等领域。根据本次"圆桌讨论"的主题,军控是最重要的。但社会核查能否发挥其在军控方面的潜力,最终将取决于实践它的人。也就是说,必须出现足够多的人,不仅了解手持设备及社交网络可以如何促进军控 -- 而且保持着富有全球责任感的国际视野。

近年来发生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使社会核查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可行。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社交网络以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手持设备,已使得军控条约的社会核查越来越接近现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硬件和软件代表了一种核查的新技术手段;一个任何人都能进行非正式检查的时代也许已经走近。

虽然军控协议的社会核查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是社交网络和手持技术已经在人道灾难及政治过渡中证明了它们的用处。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普通百姓绘制了显示辐射大小的众包地图。海地 2010 年地震后,众包对应急响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的祖国埃及,手持设备及社交网络在 1 月 25 日的革命中起到了广为人知的作用。革命后,政治家传播的信息,有时是故意误导大众的信息都在接受公众的核查。并且,政府控制的媒体所隐瞒的信息有时会通过其他方式被报导出来。例如,2012 年初埃及计划建设的Al Dabaa 核电厂放射性材料被盗,脸书(Facebook)用户早于政府控制的媒体数个小时就报导了这起失窃事件。

在叙利亚,社会核查技术在使许多驻防地相信阿萨德政权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有关用了什么样的武器,谁用的武器还存在重大疑问,但是注意到社会核查在很难获得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很有意思的。在诸如叙利亚这样的冲突地区,用传统方法搜集情报是具挑战性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并不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筹备委员会那样设有监测站。用土壤或水的测试样本来证明使用过化学武器是有问题的,因为样本会随时间推移而降解。诚然,上传的视频流以及通过社交网络提供的报告本身也可能是有人尝试传递错误信息 -- 但叙利亚至少为社会核查的潜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试验案例。

海地、日本、埃及、叙利亚的这些例子可能指向了一个未来,届时,现在由 CTBTO 等组织来执行的条约核查功能正越来越多地由普通百姓来执行。该委员会通过放射性核素和其他核爆炸迹象的监测站网络来执行核查义务。但是像这样的站点的建设和维护都不便宜,并且一些国家可能并不愿意主导这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那么,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让拥有手持设备的普通人来接管这个工作。比如说,每一台 iPhone 配上例如iRad Geiger这样的设备,就可以像一台复杂的放射线检测器一样工作。一个由拥有这些设备的受过教育的智能手机用户组成的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辅助全球监测系统的基础,为军控和环保的目的报告全球辐射读数。这样的系统或许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促成。

在我看来,阻止这样的事情成为现实的主要障碍是,只有数量有限的人了解自己收集有关条约核查信息的能力。并且,可能发展中世界里太少人持有与防扩散的工作、裂变材料的实物保护、停止核材料贩卖的努力及其他类似事务一致的全球视野。

但教导人们核查、其重要性及其技术的模型是存在的。例如,我以前参加的一个奥斯陆大学项目,植根于"英国-挪威核弹头销毁核查计划",致力于教育大学生与核裁军相关的核查问题。除了提供实用的核查技术培训外,该项目还向学生介绍核不扩散及裁军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内容。它还强调有这样的风险:即核武器设计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在核查程序中被无意中获得,然后被转移到一个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第二条的非核武器国家。这种风险为社会核查实践带来了明确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像这样的项目可以进行调整,从而涵盖与社会核查相关的广泛问题,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给感兴趣的个人。

但是,一些国家的政治会相当严格地限制社会核查的工作,就像记者往往受到限制一样。在压制性的政府或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中,记者会面临的事情之一就是受到违反国家安全的指控,并且有理由相信参与核查工作的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危险。例如,被"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评为新闻自由全球垫底的叙利亚,对社会核查的实践者而言就是个很有问题的环境。在埃及还有一些其他的处于过渡阶段的阿拉伯世界国家,情况并不那么严重。记者一般不必害怕生命危险 -- 但是政治活动家必须要担心他们在网上的活动被人跟踪。参加社会核查的人当然有理由担心同样的事。

然而,政治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充分多的受过教育的个人受到鼓励,参与到核查工作当中。社会核查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CTBTO 等组织的工作,不过看起来它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补充。

Round 2

05/23/2013 - 07:40

选择正确之轨道

我在第一篇"圆桌讨论"的文章中写道,任何被认为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社会核查工作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机会都将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对外交而言也是如此。一项旨在促进社会核查的外交举措,如果完全不涉及官方外交,其成功的机会可能反倒是最高的。

外交通常的特点是沿三条轨道进行。"第一轨道"包括各国政府高级别代表之间的互动;特点是正式的谈判以及相对僵化的国家立场。"第二轨道"包括政策分析家和学者(有时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进行非正式的对话、概念性的讨论以及解决问题的活动。"第三轨道"由在基层工作的个人和民间社会团体之间人对人的互动组成。

"第三轨道"外交以及其非正式性与社会核查本身有明显的相似性 -- 其非正式性可有助于克服我的同行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和 Ibrahim Said Ibrahim 所论及的社会核查的政治障碍。

这种可能性依赖于两种动机。首先,虽然国家对军控的官方立场可以相当严格(这也构成了社会核查在很多地方可能面临的政治约束),但多数国家都有动机要遵守国际规范及作为经济合作伙伴取信于人 -- 特别是如果它们想发展核电行业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核贸易。

其次,在核供应链相关行业工作的个人有动机要避免与核扩散有关的活动。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谈到,精密工程业的专业人士可能会发现,他们的个人利益鼓励其参与社会核查 -- 但这个想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在核供应链任何部分工作的人身上。企业和个人也可接受社会核查的技术来保护他们的专业声誉,并避免不法行为带来的刑事或民事惩罚。

一旦社会核查在商界获得支持,支持就可能喷涌到政府高层。政府官员可能会看到,在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允许社会核查自由发展的好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经常显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其重要性可能被经济上的考虑所超越。从本质上讲,社会核查将因全球化而成为可能。

但是,"第三轨道"在社会核查的背景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核贸易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可能会制定措施,对其他国家的同行传播社会核查的想法和做法。关注军控的非政府组织将提供支持。政府不会发挥直接作用,因为这只会导致官方的抵抗态度,这也是许多"第一轨道"外交所面对的。这种方法要求西方国家政府有所克制 -- 但它的成功机会远远大于直接的方法。

05/30/2013 - 07:22

激励与限制

Jamal Khaer Ibrahim 在第二篇"圆桌讨论"文章中认为,核供应链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可能会由于想要"保护他们的专业声誉,并避免不法行为带来的刑事或民事惩罚"而接受社会核查。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罢了。在我的祖国印度,涉及敏感材料的公司,安保工作往往很宽松。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公司甚至不遵守法律规定,对其专业声誉的关注就更少了。

我最近合作撰写了一项有关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材料的安保风险的研究。这项研究中包括对印度几大产业集群的实地考察,揭示了公司在遵守法律及实施安全标准方面的显著差别。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其商业利益延伸至国际范围的公司 -- 例如,大型制药公司和石化企业 -- 往往表现良好。但更多在本地运营的中小型企业,短期利润的诱惑往往超过对安全和安保的关注。很难想象,像这样通常不能遵守现有法律和最佳实践的公司会对参与社会核查措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如果印度如此,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可能如此。

Ibrahim 还写道,国家可能由于想要"作为经济合作伙伴取信于人"而支持社会核查工作。这一说法更能令我信服,并且它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核查的安排最大地激励合规,这些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核查。激励措施可包括 Ibrahim 所建议的赢得经济信任的前景,以及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政治和安全架构。事实上,最好的激励可能是创建一个更有活力的全球政治秩序,让更广泛的国家有真正的机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Ibrahim Said Ibrahim 的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受过教育的从业者是社会核查成功的关键,我大致同意。但我不认为发展中国家里将很快出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业者。正如 Ibrahim 所说,发展中国家中只有数量有限的人了解并认同军控安排。此外,我在第一篇文章提到并且 Ibrahim 也承认,参与社会核查工作的公民可能因为官僚和政治精英认为这些活动非法而将自己置于个人风险之中。特别是在把主权、安全和国家对敏感技术的控制紧密相连的国家 -- 例如中国和印度 -- 国家在看到社会核查的实质好处前,是不会接受社会核查的。在领导人相信社会核查符合国家利益前,普通百姓不可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从业者。

06/06/2013 - 07:21

乌托邦的梦想,实际的用途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在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中谈到一系列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抑制军控条约社会核查的问题,即:对现有核查机制的怀疑、政治上的限制,以及普通群众不愿意参与。尤其是最后一条,跟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信念有关,那就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缺乏正义及平等。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社会核查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支足够大的受过教育的从业者的骨干队伍。我承认,在我所处的地区中东,说服普通学历的人他们应当来参与是很难的。在中东,许多人对防扩散机制都深怀挫折感,对以色列的核垄断尤为如此。对认为整个防扩散机制是不公平的人,是很难宣扬透明度和信任的。

但这样的情况并非在世界上每个地区都占上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的环境中已经存在核查程序,也许人们会对社会核查抱以更大的热情。此外,核查技术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用途。例如,在发达国家,社会核查可能对涉及犯罪、人权、环保协议等问题最有用。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重点可能是小型武器和地雷;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将比较有限。

但说回中东,要说服许多人对他们认为根本不公正的核查机制做出贡献,恐怕需要用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都同样如此吗?促进社会核查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反而使得一些人隐瞒有关军控条约的信息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清楚。清楚的是,在中东地区出现可持续发展、良好治理、社会正义以及保证长期安全的政治安排之前,社会核查将不会在该地区真正茁壮起来。

Jamal Khaer Ibrahim 在第二篇文章中讨论了促进社会核查的外交方法,并认为,"第三轨道外交" -- 基层的个人及公民社会团体间人对人的互动 -- 是促进公民核查最适当的外交途径。我同意间接方法是促进这些问题得到讨论的最好方式。事实上,"第三轨道外交"以及较为正式的"第二轨道外交"一直是过去几年讨论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主要外交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把不太正式的外交所取得的进展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实质成果("第一轨道")。"第三轨道"和"第二轨道"最终要回归到"第一轨道",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不过,Ibrahim 认为非正式的外交可能有助于围绕社会核查构建一个健康的对话及辩论氛围,这点很正确。

在我看来,对于一些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激励而接受社会核查这点,Ibrahim 也论证得极有道理。我认为,处于如下一些行业内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可能被滥用 -- 核电、化工、化肥、生物技术 -- 这些企业应考虑将社会核查纳入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之中。化工行业已经积极参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且曾在制定该公约的核查程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呼吁支持社会核查措施,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也许社会核查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只有在乌托邦条件下才可能 -- 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国际公民在仁慈的权力结构的保护下,积极执行其共有的义务。这样的世界不会很快出现。但这并不妨碍社会核查为军控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Round 3

06/13/2013 - 07:11

寻求接受,填补漏洞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与 Ibrahim Said Ibrahim 对可能阻碍社会核查发展的问题倾注了相当的关注 -- 例如,中东盛行的对军控协议的怀疑态度,或者印度等国家对敏感技术的严格控制。这些障碍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认为,它们反倒支持了我"圆桌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只有当社会核查措施与贸易和供应链激励机制相结合,并尽可能与军控和政治相分离,它能够蓬勃发展的可能性才最大。

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多数正式外交的特点是无可转圜的国家立场。在军控谈判中,无可转圜的态度往往会逐渐导致剑拔弩张的局面。而且,军控谈判者通常是外交部或国家安全机构的代表,它们往往是久经沙场的类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出于这些原因,军控谈判看起来并非是适合促进社会核查的场合。不过,我想再多说一点,我认为,在许多国家,把社会核查作为军控倡议介绍给公众将是个错误。相反,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应允许在商界中建立对社会核查的支持。

我之前也写道,支持可上升到政府高层 -- 并最终到达多边机构。贸易谈判将是一个天然通道。这些谈判者大多来自贸易部门,往往乐于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他们希望本国经济及各行业被认为是可信且透明的。如果贸易谈判者在社会核查中看到了国家利益,如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团体可能会颁布类似它现有的供应链安全指导方针的社会核查指导方针。这将在商界内巩固社会核查的重要性。但同样,最初的动力将来自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激励因素很巧地跟社会核查目标是一致的。

必要的,有益的。Rajagopalan 和 Ibrahim已经讨论过一些可能情况,如人们普遍不愿意参加社会核查,认为它似乎主要跟到检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有关。但在我看来,社会核查最可能成功且对它最有需求的,不在检测这个方面,而在供应链这个方面。

军控条约已有各种机制可检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生物、化学或放射性武器的使用,预计会被媒体报导,并且这就构成了另一种核查。但在供应链的领域,鲜有国际法律工具用以监督安保事宜。同样也不可能有新闻机构发现违反安保的行为。因此,社会核查能被最大程度地接受并填补最大的安保漏洞的地方,就是供应链。

06/24/2013 - 07:23

没那么快

我接受 Jamal Khaer Ibrahim 的论断,即"第三轨外交"非正式的、人对人的途经似乎是最有希望使社会核查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认可的方法。但同时,我也同意 Ibrahim Said Ibrahim 的主张,即在可持续发展、良好的治理和其他类似东西尚无把握的地方,社会核查无法真正地蓬勃发展。Jamal Khaer Ibrahim 谈到对社会核查的支持可以从商界上升到政府高层 -- 但这种情况只会在相对开放的国家出现。在其他地方,社会核查将不得不先赢得官僚机构及政治阶层的接受,之后才能向下渗透到公共层面。

但即使是政府开放的国家,危险的地区安全环境往往会对社会核查带来障碍。例如,印度的邻居并非良善之辈,官员们及公众也不认为它是良善之辈。并且,南亚这样的民族主义环境,加剧了安全方面的担忧,有时也夸大了真正的威胁。所以,印度对安全问题的公众讨论重点关注的是军队现代化建设、进攻能力、力量增效器(force multipliers)以及允许积极回应地区安全现实的战略等问题。社会核查跟这些话题的精神相差甚远,并且不太可能很快进入公共讨论。

外部威胁可能是社会核查的主要障碍;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内部压力也同样可能成为障碍。印度面临着内部的安全威胁,它来自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农村毛派运动。当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界内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时,决策者最不可能考虑的就是社会核查。事实上,领导人可能主要把社会核查看成对国家的威胁:促进条约核查工作的技术,如果为恐怖分子和其他激进分子所掌握,,也同样能被用于危害社会。

随着本次"圆桌讨论"接近尾声,我继续相信社会核查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军控本身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大程度的接受。使军控进程变得更加透明、包容,将是有用的第一步。社会核查可以在之后的阶段再进行 -- 在那个阶段里,军控已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并建立了危险性较低的安全环境,并且国家自身也觉得做好了实施和鼓励社会核查措施的准备。这里有一长串的前提条件。因此,虽然我相信社会核查也许有一天会对条约核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但我并不认为它会即刻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07/10/2013 - 09:48

缘何政治为首

Jamal Khaer Ibrahim 在本次"圆桌讨论"里已广泛论证了,如果商业而非政治是核查举措的首要焦点,那么社会核查才最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蓬勃发展。他或许是对的 -- 前提是,军控是讨论的唯一焦点。

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轮讨论中所说,从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和平建设、冲突预防到环保等领域,社会核查技术同样可能被证明是有用的。而在这些领域中,盈利企业有时所起到的作用本来就极其有限。例如,人们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时,往往是因为经济力量未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理由期待企业在可能确保援助公平分配的社会核查技术上投入资源呢?当涉及到类似人权这样的政治问题,就很难想象,试图强调商业却排除政治的社会核查举措能够成功。

但即便是军控协议的社会核查,也不能高估商业导向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或低估政治方法的重要性。2002 年发现伊朗在阿拉克和纳坦兹有未申报的核设施,是因为一个总部位于巴黎的名为"伊朗民族抵抗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的反对派组织。可以想象,在核相关的供应链领域工作的商人是有可能提供阿拉克和纳坦兹的信息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伊朗的例子表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评估国家是否遵守其核保障承诺时,应纳入通过社会核查得到的信息。为了推动这项工作,我建议,该机构应建立能让业内专业人士及公民以安全、匿名的方式沟通合规相关信息的方式。联合国可以采取类似收集军控、人权、环保等问题信息的系统。这不仅能在条约核查及规范合规上起到协助作用,同时也能鼓励各国在与多边组织打交道时展示更大的透明度。

这次圆桌会议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关于社会核查在发展中世界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但仍存在不少手段有待考察。例如:如果所有相关的国际协议能纳入解释社会核查将如何有助于协定实施的话语将会怎样?(如,在一定程度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这样做了)如果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等组织向国家有关部门施压,要求其保护报告条约遵守情况的公民将会如何?如果联合国监督有关社会核查和保护公民参与的条约的谈判又会起到怎样的效果?而这一点仍然是肯定的:只有当发展中世界的普通百姓 -- 即那些最有助于核实军控条约的人们 -- 真正感受到在防扩散制度下,他们的国家得到了公正地对待,社会核查才能真正茁壮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