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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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from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ebate crucial, timely topics related to nuclear energ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ach author contributes an essay per round, for a total of nine essays for the entire Roundtable. This feature was made possible by a three-year grant from the Norwegian Foreign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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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isarmament Roundtable

发展中国家的核新闻现状

棘手的主题。机密的信息。争议的陷阱。任何报道核问题的记者,即便身处最理想工作环境之中,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记者可能还会面临独立专家缺乏、媒体环境不良以及媒体自由受到严格政治管制的问题。以下,来自俄罗斯的Alexander Golts、印度的Pramit Pal Chaudhuri、埃及的Dalia el-Akkad分别阐述了各自国家的核新闻现状,并就如下问题做出解读:如何保证核新闻更好地服务公众?

Round 1

08/26/2013 - 11:42

核武报道— —当武器成为国家主要资产

Alexander Golts (CH)
08/26/2013 - 11:44

讳莫如深

Pramit Pal Chaudhuri (CH)
08/26/2013 - 11:45

挑战多,资源少

Dalia el-Akkad (CH)

Round 2

08/26/2013 - 11:47

核机密:最后的保护伞

Alexander Golts (CH)
08/26/2013 - 11:49

走向主流

Pramit Pal Chaudhuri (CH)
08/26/2013 - 11:50

公办vs.私营

Dalia el-Akkad (CH)

Round 3

08/26/2013 - 11:51

核武器与国家的骄傲

Alexander Golts (CH)
08/26/2013 - 11:53

透明化为何如此重要

Pramit Pal Chaudhuri (CH)
08/26/2013 - 11:54

媒体职责不应止于批判

Dalia el-Akkad (CH)

Round 1

08/26/2013 - 11:42

核武报道— —当武器成为国家主要资产

下面这则轶事阐明了俄罗斯官方是如何应对外界对其核政策的评论的。

2012年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时任俄罗斯首相,当今的俄罗斯总统——在一场会议上对全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总编们大发雷霆。他向Ekho Moskvy电台的Alexei Venediktov抱怨,最近在该电台听到两个国防分析家"大放厥词"——其中一位是战略评估学会主席Alexander Konovalov,还有一位就是我——普京称这些分析师是在为某个外国势力(影射的是美国)的利益服务。

Konovalov提出美国导弹防御设施的位置不应引起俄罗斯政治与军事领导人的担忧,因为这些设施对国家的核威慑力量几乎不造成任何威胁,普京对此尤为愤怒。事实上,普京表示,若是美国在格鲁吉亚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雷达设施,俄罗斯可能会将部分导弹瞄准第比利斯。但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打算在格鲁吉亚部署雷达设施。的确,美国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去年提出过该提议,但这不过是宣传的噱头,美国政府也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一提议。普京当真相信他是核武器专家,但他在导弹防御事务上的立场却出卖了他。

歇斯底里症与吓人的怪兽。核武器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如此根本的一部分,以至于报道或质疑核武政策的记者都可能面临"不爱国"的指责。自普京初次掌权以来,俄罗斯就通过一系列外交手腕将核战略问题推向前台。政府认为,俄罗斯只有通过强调自身的潜在核力量才能彰显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形象。因此,政府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从苏联手中继承的庞大核武库来加强对国际事务影响的机会。事实上,在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讨论中,俄罗斯政府似乎对核问题之外的其它事务缺乏兴趣。普京顽固而不遗余力地将核弹头数量提升为国际事务的重中之重,以此来转移外界对俄罗斯弱项的关注——比如说,同普京的"超级大国"野心并不匹配的经济发展水平。他相信美国是其所有问题的来源,抓住一切机会提醒美国政府: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摧毁美国。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常常用炒冷战的冷饭来表达对西方政策的不满。举个例子:俄罗斯政府不满格鲁吉亚希望加入北约、乌克兰也有加入的可能,便声称若它们加入北约,西方必然会在两国建立军事基地,部署瞄准俄罗斯的导弹。俄罗斯政府也反感美国与西欧国家表达对其压制公民自由的不满,对策便是歇斯底里地抗议北约打造军事优势。

以上所述大部分都可以在普京于2007年在慕尼黑发表的讲话中得到验证:普京称,基于对相互毁灭的恐惧而构建的和平"曾经是足够可靠的",但"如今这样的和平似乎也不那么可靠了。"他把冷战时期的问题,诸如平衡欧洲传统武器与导弹防御的事务重新提上谈判桌,又不断指责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试图打造超越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核武器是国家的主要资产,这一理念妨碍了各种严肃问题的讨论,像是俄罗斯是否需要维持比肩美国的核力量。在俄罗斯国内,关于当前最为迫切的核问题——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也少见有理性的辩论。俄罗斯坚称美国正在通过导弹防御破坏战略稳定,威胁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但是俄罗斯国内却无人有意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导弹防御也就成了政府用来吓人的怪兽,和北约扩张说一样变成了达成各种政治目的绝佳手段。

事实上,普京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极度恐惧。但他恐惧的不是核战争,而是在俄罗斯爆发橙色革命。俄罗斯政府对这种"颜色革命"极度多疑。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担忧是假的,因为俄领导人明白这些计划对俄罗斯的威慑力量毫无威胁,但是,他们却随时准备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橙色瘟疫"时出手打压。美国一手造成了伊拉克的政权交替,又促成了利比亚的权力更迭。如今,美国也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同样的变革,而俄罗斯政府认为,美国还在谋划推翻俄罗斯现任政权。

提示、暗示、叛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核政策表示怀疑也就相当于质疑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影响的不仅有记者,还有非政府组织。数家俄罗斯研究机构聘请了非常资深的核问题专家,这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学者Alexei Arbatov领导下的国际安全中心、Sergei Rogov为首的美国与加拿大研究学院、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已经退休的Vladimir Dvorkin将军和Viktor Esin将军等杰出专家都加入了这些机构。但是这个专家群体在核问题上却选择避免与政府直接沟通。他们更倾向于话里藏话地提出暗示,隐晦到了政府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分析师们也许会就如何推进裁军进程给出建议,但政府官员却称俄罗斯没有兴趣推行任何形式的裁军。

如今,政府机关拥有了一项极为有效的新工具,可以制止任何关于核武器的探讨。最近,俄罗斯实施了一项叛国罪法,可以对任何被认为从事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活动的组织相关人员定罪。"安全"这一概念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而这项新法就是逼迫任何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包括记者——噤声的最佳武器。

08/26/2013 - 11:44

讳莫如深

在印度,从核不扩散政策到核武器原则、再到民用核能安全,关于核问题的公开讨论往往十分浅薄,印度的核机密文化则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核机密文化来源于几个因素,有些是印度自身特有的,有些则是外部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国家体制将核信息与政策制定限制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962年的原子能法。该法为大部分民用与军用核项目披上了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就连国会监管都受到限制。因此,核问题相关决策便落到了少数科学家与官僚手里,他们有时被称作印度的"核飞地",因其甚少受到监管,信息更是极少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军队虽然负责核武器库的部署,在其中却并未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个导致核问题被过度机密化的因素就是:核项目起步的头二十年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核信息与决策的小团体内部存在分歧,许多成员反对发展核武,这使得核项目是否应纳入军事元素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印度因此选择在不正式宣布引入军事元素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双轨项目。之后,由于西方国家不断阻挠,试图破坏这一游离于国际安防机制之外、事实上是民用与军用混合的核项目,印度国内越来越担忧:任何由印度披露的核信息都会被西方利用,对印度不利。一系列针对印度核项目的国际制裁,是印度核科学家逐渐发展出这一机密孤立的核文化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一旦印度的核项目看似受到了国外"新帝国主义者"的围攻,并被打上国家尊严的旗号,得到公众认可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于是,核技术逐渐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而事实证明,这极大地损害了关于核政策的坦诚辩论。即便在核项目错误百出、在许多领域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也从未遭遇过大规模的反对声浪。关于核项目功过的辩论被极大地压制,科学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公众的视线都集中在诸如核试验这样的象征性成就上。核项目被圣化、不容许辩论,其机密性也被视作必需,甚至是一项优势。

"不叫的看门狗"。更糟的是,在许多国家都起着监察作用的机构——独立监管机构、国会、媒体等等——在印度却存在各种缺陷,限制了他们参与辩论的能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责监管印度反应堆安全的首要机构原子能管理局,正是它本应监管的对象原子能部的下属机构。最近,政府监管机构检察审计署便对原子能管理局缺乏自主权的现状提出了质疑。正如上文所说,国会被特意排除出核政策制定的范围,甚至被剥夺了核项目拨款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媒体也深受结构问题所苦。媒体市场竞争极为激烈,有超过500台电视频道和7万家报社。整个市场目光短浅,深入的政策分析缺乏施展空间。报道篇幅简短,充斥了各种广告。几乎没有几家报纸有科学记者,更不用说聘请专门研究核问题的专家了。大部分媒体和公众一样,轻易地相信以往的国际制裁使印度不得不保持核项目的神秘性,甚至直到今天也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的核机构毫无与公众沟通的意识,甚至可以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公众已经基本接受了核孤立主义。然而,随着印美签订核合作协议,核项目走向国际化,这种自认不受正常公众讨论制约的核文化开始显现出其弊病。今天,随着公众开始抗议建设民用核电反应堆以及政府试图避免主动实施之前支持的核禁试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曾经除了首相和极少数人之外不需对任何人负责的核机制如今正身陷困境。

印度的核机密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核神秘主义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国际制裁,如今不仅仅已是不合时宜,也成为了印度核电项目扩张的绊脚石。虽然印度与外界超过30年的核贸易中断已然结束,本应为印度的核电项目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法律责任问题、反对核能的政治抗议、土地收购问题都阻碍着核项目的发展。原子能部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公众沟通的弊病正是造成或者恶化这些问题的一大因素。如今,原子能部与其下属机构已经在开始学习公共外交与大众传播之道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一成长中的全新开放文化体制化,从而确保印度的核机密文化被画上永远的句点。

08/26/2013 - 11:45

挑战多,资源少

埃及政府今年的科学研究支出约占GDP的1%,和2011年0.23%的记录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即便如此,科学家的收入依旧不高,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这使得科学家们纷纷选择往生活水平更高、更易获取先进技术、政治局势更加稳定的地区移民。

科学记者认为他们能为埃及科学走出困境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尤其是在报道核问题时。革命爆发之前,每当我撰写与埃及核项目相关的话题时,总是遇到保密过度的问题。穆巴拉克政权将所有原子能事务都视为最高机密。监管委员会负责审查媒体,此类主题的报道只有少数被允许刊登,即凸显政府成就的核新闻。即便在今天,埃及的宪法草案仍没能就国家安全与媒体自由、公众知情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明确表态(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将于12月22日结束)。

空间小、资金少。在埃及少有从事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主要是因为媒体仍不确信科学报道的重要性。科学报道很难登上报刊首页,有些报刊甚至完全不为科学新闻分配版面。科学报道也得不到多少拨款——报道核问题及其他科学问题的记者收入低下,结果就是科学报道贫乏,而且记者交出的报道不是从西方文献翻译过来的,就是过度依赖新闻通讯稿。而会发布通讯稿的研究中心也只有寥寥数家。

比起向读者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信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往往更重视官员会见及出行安排。记者不允许踏入埃及原子能管理局,也不能不经许可同管理局内的任何科学家交谈。有些记者对访谈准备不善或是发布消息不准确也是许多科学家拒绝接受采访的原因。

培训缓慢。我遇到的另一大挑战就是业内的培训课程过少。我是2004年成为科学记者的,但直到2008年,国内才第一次出现针对科学记者的课程。这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埃及办事处同欧盟合作融资赞助的——埃及报纸一般都没兴趣针对如此专业的领域为员工提供培训课程。记者只能靠自己,通过独立阅读、查找何处提供培训课程来提高自身技能。

出国参加科学会议则是另一大挑战。大部分报社都不赞助记者参与此类活动,记者只能去拉外部赞助。我曾参加过六场在国外举办的科学会议,全都是由一家认可我报道的国际机构赞助的。

这种现象令人遗憾,因为国际会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士交流对话的绝佳场合。2011年,埃及原本被指定为的主办国,但由于政治动荡,活动不得不改在多哈举行。以我参加会议的感受,这场活动其实很有意义,与会者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使得这场会议名副其实成为了一次多文化交流的经历。各国情况虽有所不同,但全球的科学记者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例如如何最有效地与科学家沟通、如何扩大影响面、传播新闻报道、激发公众对科学的探讨等等。

前路展望。理想情况下,媒体应成为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发展的关键助力。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理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这一局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改善:比方说,应当为科学记者组织更多的研讨会、培训课。媒体协会应为这些课程筹募资金,并且发起科学新闻竞赛,赞助相关奖项。各大学的大众传媒学院也可通过开设专门的科学新闻专业,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但科学记者自身也必须为职业而战。我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仅仅是交出好的稿子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获得编辑的认可,说服他们在政治新闻之外也刊登科学新闻。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记者自主决定哪些核信息是值得发表的,并且意识到审查无助于国家安全。事实上,审查可能只会让公众更加抗拒核项目。比如埃及提出的El-Dabaa地区核电项目,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他们或是不满土地征收,或是担忧项目危害环境健康。若是政府能首先更加开诚布公地与公众交流,也许现在这些问题就不至于如此棘手。

Round 2

08/26/2013 - 11:47

核机密:最后的保护伞

说实话,当《原子科学家公报》邀请我和发展中国家的几位同行一同探讨核新闻这一主题时,我有些犹豫。毕竟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最主要的国家,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在核领域同美国是并驾齐驱的。如今的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武器库、先进的核电产业(不仅在国内建设电厂,在国外也参与其他国家的电厂建设,尤其是在中、印两国),是核领域的第二强国。因此,我并不敢肯定在发展中国家核问题的探讨上俄罗斯是否是合适的对象。

然而,读了参与讨论的几位同行的第一篇文章后,我惊讶地意识到,作为核新闻记者,我们有着许多同样的困扰。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任何核新闻记者都会面临的保密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印度和埃及也同样突出。

我认为和30或50年前相比,真正意义上的核机密已减少了许多。原子弹的设计在大学物理课本里都能轻易找到。俄美之间签署协议后,两国的核武器部署地点与核力量编成不再是天大的秘密。法英由于其民主、透明化的机制,情况也大致类似。而所谓的"国家手段"(太空侦查、间谍活动等)导致其他国家即便是最重要的核机密也无法称其为机密了。如今,真正能称作机密信息的不过是关于武器或武器生产方面极为具体的技术细节,而公众对这些话题并没有多少兴趣。

然而,核问题仍然围着神秘的面纱,这使得官员在安全问题的决策上得以掩盖自身的失职与无能。俄罗斯政府最近宣布计划建造并部署重型液体燃料导弹,用以替代即将退役的SS-18导弹。这一决定是在完全机密的情况下作出的,没有经过讨论,也未曾咨询专家。但人们必然要问,这些导弹将如何生产?前苏联时代,"重型"导弹的设计与生产均在乌克兰完成,俄罗斯从未生产过陆基"重型"液体推进导弹。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设计、甚至可能需要兴建工厂来生产这些新导弹,总共将耗资数十亿美元。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几大巨头和战略火箭部队的高级将领们都热衷于生产这些新武器,但却没有人问过,这些导弹是否是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坚称俄罗斯能够通过维持和美国比肩的核弹头数量来确保国家安全,因此他迫切需要这些能够搭载数十枚核弹头的"重型"运载工具。在普京看来,只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数量上的平等才能实现和平稳定。但俄罗斯的战略家又是如何计算核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呢?这也属于高度机密。他们采用的是否是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60年代设定的准则,即将"不可接受的破坏程度"定义为国家50%的工业被摧毁、20%到25%的人口丧生?在我看来,仅仅引爆一个核弹头造成的破坏就应视作"不可接受";仅仅一个核弹头就足以威慑美国任何一名好战主义者。但如果这一观点属实,那么俄罗斯现在耗费的巨大资源就是毫无意义的。

机密文化让情报提供方能够轻易左右国家元首的决定。就好比普京仍然相信美国想利用陆基拦截导弹在助推段摧毁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美国国会早在2009年就停止对该项目的拨款了,但普京无视这一公开信息,却选择相信他的机密报告。

机密是官僚最后的保护伞。在机密的笼罩下,他们可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与自利,并尽其所能地阻止对其决策的讨论。

08/26/2013 - 11:49

走向主流

正如我的同行Alexander Golts所说,核机密已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关于核领域的机密文化,一直以来最让我感到讶异的并非机密本身,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政府官员连关于尿布的数据也想打上机密的标签。比机密本身更让我讶异的,是公众对机密的广泛接受。(此处指印度,但从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类似情况在其它一些新兴或非西方国家中同样存在。)

一切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探讨过的核神秘主义,至少在印度是如此。印度的核项目之所以能够在几乎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运行,核神秘主义比起法律法规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民主国家,一旦公众被动员起来,理应就会产生政治压力,引发法律或监管改革,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但倘若这一反馈的循环根本就无从开始,要打开信息透明、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更是机会渺茫了。

核神秘主义从何而来?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一部分原因,但这背后还有其它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拥有这一广受关注的高端技术——尤其这一技术还极具杀伤力,对此公众充满了敬畏。另一个原因就是最早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始终抱着排他的态度,使得这一技术成了最难摘取的禁果。(许多印度人误以为拥有核武是当初选举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标准之一。)以上种种为印度的核机制赋予了神职一般的形象,而这样的神圣体制是不应被逼迫揭露自己的教义的。

这种神秘主义使核问题讨论的正常化变得十分困难。但假设当真要使对原子能的探讨成为主流,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应是开始将民用核能视作国家经济中一个普通产业,使民用核能去神秘化。(军用核能可以暂缓。)地位的改变将使核能产业接受更广泛的公开问责,迫使其提升透明度,接受市场原则的支配与会计审核。

印度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这要部分归功于三项进展:与美国签订了核合作协议;在美国极力游说之下,核供应国集团决定解除由于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对其施加的核技术封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印度民用核安全保障协议。这几项协议的签署将印度的军用与民用核项目分离开来,从而使核能产业实现技术、运营、投资方面的国际化成为可能。

同时,印度政府开始转而将核能产业视作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印度这家"公司"在供应链中既是供应商又是消费者:这也推进了核能的正常化进程。核电厂的扩散与安全问题正逐渐被当作技术与监管问题对待,而不再被用作进一步加重机密性的借口。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印度国内一系列反核示威的推动下,这一趋势正在加速。

总之,印度即将迎来一大突破,届时核能将不再隶属国家核武库,而成为电力产业的一部分。这一突破也许近在咫尺,从核问题正日渐成为商业记者、而非政治或安全问题记者的报道题材这一点便可见一斑。

从经济层面不难理解,若责任成本上升或是化石燃料价格下跌便可能扼杀印度任何核能项目的积极扩张;但民用核能的主流化却是势难回头。然而正如Golts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强调的,官方对核武器往往另有一番说辞,而印度的核武器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主流化的。

08/26/2013 - 11:50

公办vs.私营

埃及的核能项目近来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环保组织的呼声日渐高涨:相较核能,环保组织更支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其次是在El-Dabaa建设核电站的提议招致当地民众的抗议示威。据一月份媒体报道, El-Dabaa项目将被推迟,直到新一届立法机构当选并召开会议处理此事

独立报刊对此的做法很专业。埃及革命带来了言论自由的放宽,各媒体第一次能够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反对核项目的群体上——革命为更多社会群体打开了表达观点与意见的大门。在革命之前,政府不允许任何批评核项目文章的发表,这一点在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于2006年在政党大会上宣布重启核项目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官方媒体的做法却和革命前并无二致。去年八月,总统默罕默德·穆尔西宣布政府正在考虑重拾之前时断时续的核项目,并称该项目纯粹是出于为埃及人民提供清洁能源的民用考虑。官方报纸在头版着重报道了穆尔西的声明。在此前后,报纸也花了大量篇幅报道电力和能源部的报告,报告声称核项目将为El-Dabaa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独立报纸则能自由地关注反对群体对项目重启的批评意见。

相同却又不同。我的印度同行Pramit Pal Chaudhuri描述了印度的媒体业形势。媒体市场规模庞大、竞争激烈,Chaudhuri也探讨了竞争的负面因素——市场"目光短浅,深入的政策分析缺乏施展空间。"但是在媒体市场规模较小的埃及,竞争却是件好事,尤其是在独立媒体方兴未艾的今天。在这里,竞争实际上使得媒体愿意对事件做深入的报道与分析。但是埃及媒体的确面临着与印度媒体一样的问题:两国的科学记者、尤其是核新闻记者人数极为匮乏。

从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确定:核机密是许多国家共同的挑战。Chaudhuri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印度公众担心"任何由印度披露的核信息都会被西方利用,对印度不利。"同样的看法如今也出现在埃及,有时政府官员也会以 "西方将利用这些信息对我们不利"为由,拒绝提供有关核问题的详情。从事敏感研究的机构中,科学家有时候也会采取同样拒绝提供信息的做法。

Alexander Golts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由于质疑俄罗斯的核政策而被指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埃及:有些隶属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指责反对核项目的群体是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在他们看来,以色列是叫停核项目的唯一受益者。

埃及革命为媒体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缺乏透明度仍然是埃及核项目的一大顽症。在信息受限、国家政局仍然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政府重启核项目背后的真正考量是什么。

Round 3

08/26/2013 - 11:51

核武器与国家的骄傲

这场讨论直指许多核新闻记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记者仅仅是想履行对公众告知的义务,却往往被动地陷入与政府官员的斗争中,因为后者相信隐瞒或扭曲事实是实现国家要务的有效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常常能轻易取胜,在发展中国家和公众深受政府宣传影响的环境中尤其如此。

在一些国家,核技术被作为国家成就的象征,而这种态度在俄罗斯已演变为一种狂热。约瑟夫·斯大林的追随者(如今这样的人仍然存在)常常引用他们认为是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话:斯大林接掌俄罗斯时只得到了一根木犁,离开时却留下了一枚核弹。这些自诩的爱国主义者热衷于讨论核武器,却不愿意承认大量苏联人民在武器工厂、铀矿劳作,最终死于古拉格集中营的事实。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正是靠这些人民的牺牲才获得了核武器,而核武器反过来又巩固了领导者在本国人民乃至其它国家的大量人口身上疯狂实施政治实验的能力。

即便在今天,核武器的作用也远不止于军事威慑,它也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但这却是俄罗斯唯一拥有的大国标志:苏联并没有留下其它任何属于超级大国的特征,俄罗斯无法骄傲地宣称人民享有高生活水平、财富得到了公平分配或是拥有现代医疗及教育体系。正因如此,俄政府便希望公众为国家的核力量而感到骄傲。

核武器在有些国家还是维持独裁统治的工具。朝鲜的核武器使其中世纪式的暴政得以抵制外界的干预。在我看来,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一事则让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都有了获取核武器的明确动力。

希望在何方。俄领导人似乎相信,迫使俄罗斯去核武器化是他们所有敌人的主要目标。2004年,恐怖分子在别斯兰镇一所学校挟持人质,最终导致3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事件发生后,弗拉基米尔·普京说的竟是:"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核武器大国之一,对某些势力仍是一种威胁,这威胁必须被除去。恐怖主义当然仅仅是实现该目标的一种手段。"一群恐怖分子造成的安全威胁也能被解读为对俄罗斯核武器库存在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力求客观的记者极易被扣上为外国势力服务的帽子,或是如同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面临叛国罪名的指控。而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大多数公众支持的将是政府,而不是记者。

要改变现状,只有先转变国家对核武器的态度。可惜的是,即便俄罗斯出现"政权更迭",这种态度的转变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的:没有哪一个俄罗斯首脑会愿意放弃像核武器这样在国际上如此有力的谈判筹码。因此,要改变俄罗斯对核武器的态度,主要还是应把希望放在在整个国家的进步上。也就是说,如果随着俄罗斯的进步,能涌现出新的值得举国为之骄傲的国家成就,那么核武器就是时候走下神坛了。

所有这一切都不会立刻实现,但媒体自身却能帮助加快这一进程。记者必须履行的职责不仅仅是向公众报道事件,还有教育公民、提醒他们警惕核项目相关的风险。这也就要求记者坚持诚信客观地评价他们所报道的问题。这的确困难重重,有时甚至伴随着危险;但倘若不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感,新闻报道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08/26/2013 - 11:53

透明化为何如此重要

一个国家的核政策,不论民用军用,能否从媒体监管与公开辩论中获益?对这一基本问题如何作答,决定了一个人在核决策进程是否应向记者开放更多信息这个议题上的态度。在这场讨论中,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似乎也浮出水面:如何让国家的核机制转变观念,认可监管与辩论的积极作用?

让核政策接受公众监督,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通过辩论,政策能在落实之前得到审核。否则,危机往往会导致政府在极度情绪化与遭受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印度近年来就有不少由于及时沟通而使政策能顺利实施的例子,但也有许多因缺乏沟通而导致相反效果的案例。

关于2008年的美印核合作协议,有一个现象常被人忽视:印度许多核科学家、持极端政见者以及我从印度一位谈判家口中听到的"印度70%的外交界人士"都对该协议持极度怀疑的态度。然而这项协议却在公众的普遍支持下在议会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民调显示公众对该协议的了解极少,那么如此广泛的支持是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该协议是谈判进程透明化的结果:每个谈判步骤、每份最终文件都是公开的。

一个透明度缺乏的例子则是印度2010年通过的民用核责任法,该法的缺陷在于与国际上关于事故责任的常规做法不符,导致反应堆进口成本高出应有水平。起草该法案的是持平民主义立场的国会议员,而联合政府又吝于耗费精力向反对派解释核事故责任原则。法案临近投票时,我才开始接到印度核部件生产商的电话,他们终于醒悟到法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却为时已晚。我认为,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正是因为印度的核机制以往总是事事如意,从来不需要正式和议会打任何交道,而这次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主管部门到时候总会介入纠正的。

类似的问题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也开始显现。在印度,新建核电设施由于征地建厂,长期受到来自失地农民的抗议。而在福岛事件后,公众示威大爆发,甚至影响到了已几近建成的核设施。虽然抗议示威凸显了公众对核安全认识的缺乏,但同时也暴露出核机制与公众的沟通匮乏到了何种地步。我还记得曾参加过由时任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主持的一场冗长的新闻发布会,其内容之艰深、术语之繁多,导致在场大部分记者都放弃了记笔记。那场发布会也没有提供任何新闻稿或背景材料。

最大的担忧。谈到沟通不良、透明度缺失,真正令我担忧的,是印度关于核事务最重要的公开辩论甚至还没有开始——即关于国家核武器库与核战略思想的辩论。若当真展开辩论,公众可能极易受到诸如"导弹差距"思想宣传的影响而产生恐慌情绪。印度的核武器库向来被视作"至圣之所",是公众不能踏足的领域;而核战略思想虽公开内容有限,却也始终被当作不容置疑的圣典。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正着手收集足以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伊朗似乎正在寻求核威慑能力;几大主要亚洲国家也在试水导弹防御。从核战略思想的角度看来,印度所处的环境很难称得上稳定。

除此以外,在核事务上煽动公众情绪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升级。印度公众在情感上并非比他国民众更易被左右,但政府却也一向吝于明确公开其核战略思想,因此煽动公众的怀疑情绪未必不可能办到。公众以往从未质疑过国家的核战略思想,但是印度的核机制若就此推断这种情况如今也不会发生,那么这个想法就太冒险了。

08/26/2013 - 11:54

媒体职责不应止于批判

自2011年革命爆发以来,埃及公众对政治的兴趣急剧高涨,没有比政治更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话题了。报章杂志充斥了政治新闻与分析,留给科学与核事务报道的空间所剩无几。这种情况在新兴独立报章中尤为严重:因为埃及并没有独立的报纸印刷企业,独立报社想要印刷报纸,只能通过《金字塔报》(Al-Ahram)、《共和国报》(Al-Gomhuria)、《消息报》(Al-Akhbarelyom)等国有报社,何时印刷、分销方式、版面数目乃至彩页页数的决定权都掌控在国有报社手中。面对这样的约束,独立报社的总编们必须在报道题材上做出权衡,而在政治与科学之间他们往往会牺牲后者。如今,随着埃及本就时断时续的核能项目再次搁浅,对核事务的关注更是跌到了谷底。

缺乏版面仅仅是埃及科学记者面临的诸多主要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缺乏透明度,官员吝于提供信息。但是,独立报社本身也并非无可指摘:他们的评论风格多停留在对政府的批判上,而未能对指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建议。埃及的汽柴油及丁烷气短缺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独立报章对此的报道主要局限在加油站的拥堵状况,而没有通过采访科学家或其它专家寻求缓解局面的可能对策。

记者在是否发展核能这样的国家事务决策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未来用电需求到核安全问题,提高公众对这些相关问题的认识是记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埃及记者也可以做得更好。2012年7月,电力和能源部报告中提出埃及应发展核能以满足未来每年300兆瓦的新增用电需求。对此各大报章纷纷表示质疑,但对于如何在不发展核能的同时满足埃及的用电需求却只字未提。另外,关于在El-Dabaa地区建设核电站的提议,各报纸应该向公众发表专题报告,探讨El-Dabaa是否是建设该设施的合适选址,而不是一味地报道抗议活动。(El-Nagila作为未来反应堆的可能选址也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El-Dabaa附近居民有权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一旦核设施发生事故,首当其冲的就是居民。因此,政府应将核电站选址流程透明化,邀请科学家、环保组织、当地居民与记者共同参与。这样一来,政府与媒体就都能履行各自对公众的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