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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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from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ebate crucial, timely topics related to nuclear energ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ach author contributes an essay per round, for a total of nine essays for the entire Roundtable. This feature was made possible by a three-year grant from the Norwegian Foreign Ministry.

能源需求,环保意识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和环保意识都在上升。这会在许多利益相关者间造成紧张局势。中产阶级可能对空气污染和荒野保护等问题产生新的期望;但他们的繁荣部分取决于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环境影响的能源项目。往往最直接遭受这些影响的是穷人,虽然穷人恰恰是尚未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的人。各国政府热衷于鼓励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继续关注公民的环保​​态。快速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在满足其能源需求和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满足更高的环保期望?

"发展与裁军圆桌讨论"的内容也有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版本可供阅读。

Round 1

12/17/2013 - 06:18

爬出洞穴

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CH
12/18/2013 - 06:15

艰难,却非不可能

Ashish Kothari: CH
12/19/2013 - 05:53

是时候迈起大步

Adnan A. Hezri: CH

Round 2

12/19/2013 - 06:45

金钱与政治为问题所在

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CH
01/09/2014 - 05:51

To change policy, win power

Adnan A. Hezri: CH
01/16/2014 - 07:43

更多民主及限制感

Ashish Kothari: CH

Round 3

01/24/2014 - 04:55

重新设想生活

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CH
01/31/2014 - 09:16

谁能主导?

Adnan A. Hezri: CH
02/06/2014 - 11:14

让改变发生

Ashish Kothari: CH

Round 1

12/17/2013 - 06:18

爬出洞穴

在发展中国家,产生能源的代价和好处鲜有得到公平的分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的北蒙河大坝(Pak Mun dam)。此项目只能产生足够一家曼谷大型购物商场使用的电力,并且世界水坝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已判定它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合理。而且兴建这个大坝致使 1,700 户家庭搬迁,并破坏渔业,影响了 6,200 户家庭的生计

令人鼓舞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环保意识,但如果他们的环保意识仍然停留在表面,那么结果只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可能会造成"绿色(环保)种族隔离",即富裕地区从位于偏远地区的污染性能源项目中获益。例如泰国——一个较其邻国而言相对繁荣的国家——越来越多地从位于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环保法律及执法机制宽松的国家)的破坏环境的水坝或污染性的发电厂获取电力。对于许多泰国人而言,这些设施的负面后果仍然是眼不见,心不烦。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是消费阶层以穷人为代价,不公平地享受着各种好处。但事实是,泰国能源投资越来越多是由公司的贪婪所驱动,而非泰国中产阶级的喜好。由于许多政府高层能源规划者同时兼任私营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而扭曲了规划过程,滥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工程。少部分人从这种官商勾结的腐败中获利。消费者被绑架,为多余的破坏性的能源企业买单。所以将中产阶级的环保关切定性为虚伪是不公平的——就如同不考虑穷人的环保关切,认为其"反发展",一样不公平。

分配不均。能源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是常见的——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但矛盾的是,能源出口国往往本身能源贫乏。例如在缅甸,只有 26% 的人口用上了电(用电甚至是间歇性的)。但根据一份亚洲开发银行 2012 年报告,该国一半以上的能源用于出口。

从全球来看,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能源,大量利润,但两者都分配不均。世界近13 亿人缺电,而世界财富的 46% 集中在最富有的 1% 的人手里。能源项目不仅没有使穷人获得现代能源服务,而且常常使他们流离失所,污染自然环境或造成环境恶化。

贫困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世界上的财富太少,而是因为全球经济体制是不公平的。正如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如果人们把全球经济想象成一个三维空间的物体,那么它大致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不过塔顶很高很尖,塔底很宽很分散。前 1% 的人占据最顶端,而穷人则集结在底部。只要底部的人能被安抚,相信未来能过上舒适、便利、便捷、新颖的生活,这个系统就能继续运作下去。但到某个时候——由于不平等不堪忍受、资源稀缺、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灾难的累积——这场全球化盛宴终将完结。

是的,世界必须更好地满足经济金字塔底层人们的基本需求。但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满足这些需求不可能通过继续走一条"经济无休止增长且能源需求越来越高"的道路。事实上,如果人类要避免气候上的大灾难,必须快速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样。

但是,摆脱化石燃料将异常困难。除了供能外,这些燃料已成了从化肥到塑料等一切物品的基本要素。化石燃料是资本的产生和积累的引擎。它们节省时间、劳动力,输送国际贸易,是进步的标尺,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是伪装成给人便利舒适的药物,使人上瘾。它们使得生产设施可以迁移到任何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它们产生了移动的可有可无的劳动力。它们使得地理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现在任何地方的资源对跨国公司而言都是"公平的游戏"。它们是利用全球劳动力和资源积累资本的必要前提。化石燃料在全球经济中如此根深蒂固,要减少对它们的依赖就需要做出彻底的变革。

遗憾的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不像转换到替代形式的能源那么简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必须在任何经济上合理的地方得到利用,发挥它们的最大潜力。不过,虽然一些国家拥护绿色能源,但是鲜有国家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实现了有意义的削减。而且绿色能源往往只是应付的空话——或遭到彻底反对。简单地说,绿色能源并非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万灵药。与此同时,核电项目则太昂贵,导致过多环境及核扩散风险,而且工期太长。核能应该被排除。

那么,全世界应该怎么从它自己挖的化石燃料的洞穴里爬出来呢?通过建立基于满足人们,包括后代子孙基本需求的全球经济。各国政府受到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催促且负有责任,可采取一系列有助于创造这种经济的措施。

政府应立刻放弃进一步巩固化石燃油经济的政策。不应再新建燃煤或燃气电厂。应该放弃超级高速公路的计划;应该停止石油特许权的拍卖;应该撤回给任何主要服务出口市场的能源密集型行业提供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也应撤销对能源和化学密集型农业的支持。

其次,应该对碳排放征税或增税——对资本收益、投机性资金流动和遗产也是。同时应减少对劳动征税。整体税收会增加,而这些资金应该投资于绿色能源、卫生、教育、社区赋权,并朝着自给自足、可持续性和满足基本需求的方向重新调整经济基础设施。

这一切的长远目标将是经济再次本地化。投资将来自当地,消费将源自当地。自然资源须由当地管理。利润则将以改善的健康状况、更强大的社区以及更清洁的环境的形式体现。比起赚钱,人们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他们自己的需求、别人的需求以及每个人子子孙孙的需求。

12/18/2013 - 06:15

艰难,却非不可能

世界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但是,随着之前未参与经济发展的国家试图迎头赶上,它们在破坏生态上也同样正在迎头赶上。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用地被转用于工业、基础设施和电厂。大规模开采矿物和化石燃料,创造各种污染。快速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即使与那些工业化国家相比,其人均排放量可能仍然很小。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对地球上的资源有庞大的需求,人类正开始越过危险的生态阈值

这一切的生态危害都会伴随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在工业化国家,大量百姓的生存都直接依赖于自然和经过调整的生态系统。例如,印度约有 7 亿人的生计直接依赖于农场、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栖息地,环境恶化对他们而言是严重的打击。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印度环境恶化的经济代价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7%,且由穷人过度承担高昂的代价。能源生产及资源开采也都可导致百姓搬迁、文化破坏和疾病。

有些国家要对损坏环境负主要责任;其他国家则因环境损坏而受苦最多。但这种不公平情况并不仅发生在各国之间,在各国国内也是一样。截至 2007 年(这些计算数据可用的最近一年),印度最富有的人须负责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最贫穷的人大 4.5 倍。再按人均计算,印度约 1.5亿的人口须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高出 2.5 公吨(将气温增加控制在 2 度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负责。

印度经常发生针对电厂、矿山作业等的大型抗议。示威者往往是农民、渔民、牧民或印度原住人(Adivasi),他们反对把农田、森林、水或其他资源用于他们无法受益的开发项目。印度几十个矿山、水电、核能及工业项目由于这些抗议而停滞不前。(即使在一个不太民主的国家,例如中国,每年也有数以千计反对土地征收的抗议活动的记录。)印度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已加入这些运动,新兴的公民社会部门围绕着环保及人权。许多人,无论是来自直接受影响的社区还是中产阶级,都发现自己从根本上质疑着经济增长的模式并在寻找替代的模式。

可持续消费。能否在除贫的同时不破坏人类与其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呢?一些国家的政策措施和基层的努力证明这样的途径是存在的。仅印度就可以举出数百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保证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农业项目,甚至能确保低降雨量地区供水的分散式采水法,以及提供体面而无污染的工作机会的小型制造和工艺举措。同时,分散式的能源举措适合广泛应用,比起传统的大型能源项目(依赖低效的集中式电网),能更快到达穷人,这些正在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方法都直接解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相比而言,传统的发展举措则主要试图推动快速增长,并希望一些好处能够渗透到穷人。

但减缓气候变化和解决其他环境问题也要求限制消费。例如,巨大的浪费困扰着能源供应链,因此改善效率是必要的。必须建立充分的公共交通系统,结束私家车的统治。施工方法及材料应该大大降低其能源密集的程度。

并且必须遏制过度个人消费。做到这点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一条"可持续的消费线",越过这条线的消费都将被劝阻或禁止。有了这条可持续的消费线后,就不会出现把所有消费视为合理的情况——相应的,大自然对供应的限制将限制消费。一条可持续的消费线可能组成我在别处称为激进的生态民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安排,让全体百姓和社区有权利及充分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这一决策过程将启动生态可持续性和人类平等的双支点。

建立激进的生态民主将带来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挑战。它要求抛弃当今的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财富积累、收益最大化、排场等等。这些价值观将被一系列不同的想法代替,比如权利来自责任,资源是全球共有权的一部分,幸福的来源可以是更好的社会关系、更深层次的精神财富、对"知足"的理解以及大自然本身。

只有通过对人类活动的这种根本性的重组,才可以解决穷人的需求并解救地球。这样的重组将是一项艰难而长期的工作,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12/19/2013 - 05:53

是时候迈起大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学家观察到,随着社会越来越繁荣,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转移到了后物质主义。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相信其经济和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他们更加重视以前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例如自主性与自我表达。这一过程帮助发达国家产生了环保运动。这些运动可能一开始源自局部地区对当地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担忧,但现在包括了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而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环保积极主义则往往是贫困而非富裕的产物。由 Chico Mendes 带领的保护巴西热带雨林的斗争,在喜马拉雅山拯救森林、保护水土资源的 Chipko 运动,马来西亚本南族人制止伐木的努力都是农村地区的穷人为了保护生计而奋起抗争的例子。但近年来,后物质主义的环保主义及穷人环保主义已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交汇。在印度肯尼亚等国,受过教育且有志于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行为的中产阶级,已跟穷人一起应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化石燃料推动经济增长——但从开采到加工到运输到最终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是世界不能再承受下去的。很显然,能源系统必须变得更加可持续。未来能源系统的建立应该围绕——除能源效率外——大大增加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使用。国家能源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市场带来的变化,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所在。

在能源系统重组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与工业化国家不同。能源和经济增长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对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国家意味着各种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同时保证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管理向低碳能源系统的过渡,并帮助最脆弱的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本质上来说,这是有名的"能源三难",即能源安全、能源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解决"三难"中的每个元素是迫切必要的,但要成功地解决三个元素非常复杂,因为三者相互联系在一起。

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国家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可能会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但在最贫穷的国家,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能源使用本身。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也尚未将气候变化完全纳入能源政策中——因此,最贫穷的国家甚至压根未考虑过能源系统改革,也应该不令人意外了。

不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并为本国公民提供社会公平,迟早都将不得不接受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态度,认为减缓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系统及经济发展要携手并进。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决定,建立更环保的经济是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以中国为例,涵盖 2011 至 2015 年的五年计划将清洁能源产业和相关技术作为"支柱产业"(还有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据报道,中国政府将在五年内向这些产业及技术投入超过 17 亿美元,这些投资代表着朝绿色能源前进的市场"推动",能效方面的措施则代表着市场"拉动"。不过,减缓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这个维度并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比如泰国和我的祖国马来西亚都有类似的政策框架构建。

向可持续能源系统前进之旅正在展开,但各国目前只迈出了婴儿般的小步。如果现有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规模扩大,如果法规能更好地鼓励市场力量,那就可以加快各国的步伐。此外,对政府而言,鼓励那些可向公众展现创建可持续能源系统的优势的短期干预政策,是很重要的——例如,加纳已把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与至 2020 年全民都能用上电这一目标结合了起来。这样的信任建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几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政府、企业和公众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关注下降。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可能还清"气候账"的时间窗口可能正在逐渐缩小——并且一旦这窗口关闭,影响将是极其严重的。

Round 2

12/19/2013 - 06:45

金钱与政治为问题所在

在第一轮文章中,Adnan A. Hezri 建议各国主要通过建立可持续的能源系统来解决气候变化及经济不平等问题。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鉴于化石燃料在全球经济的普及程度,可再生能源并不能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所要求的程度——甚至还差得很远。假设可再生能源(在得到提高效率措施的帮助下)消除了所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发电所产生的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将只减少约 17% 而已。与其他一切相关的排放,从航空旅行到塑料、到滥伐森林、到畜牧,仍不会有改变——或者,生产和销售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节能电器等甚至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各国真要实现气候科学家所建议的减排,那就必须降低消费。正是过度消费主要导致了科学家所建议的减排量与实际减排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为了避免气候灾难并为穷人留下足够资源,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都一样必须减少消费。

再者,过度强调消费对减排的影响可能导致过分归咎消费者而忽略了不断推动消费的更大的力量。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结合不负责任的政治力量才是气候恶化的真正罪魁祸首。金钱与政治的结合导致了那些一小部分人受益,掠夺自然资源,并陷依靠自然资源为生的人于穷困的能源投资项目。消费者为这些项目买单。

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打破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与政治之间的舒适关系。打破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并不存在现成的方法。但一系列行动可能可以做到。应采取加强民主并增加透明度及问责的措施,改革政治制度。应从根本上重新定位经济,以分散化、本地化、可持续性及公平分配财富为目标。

新的态度。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并且也许取个新名字)。真正的发展并不靠消费增加来带动;财富积累甚至不再是理想的目标。全球化导致无法忍受的不公平,鼓励资源争夺,进一步陷穷人于贫困之中,代表的是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而非发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推崇量力而行且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健康社群,而非认为这样的社群需要发展。如果富人吸取这些"穷困"社群的经验,那么每个人都将受益。

也需要改变对环保的态度。在第一轮文章中,Hezri 将繁荣国家的环保意识形容为欠繁荣时代"会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他承认,在较不繁荣国家,环保积极主义通常源自贫困而非富裕——但是,任何环保可能是一种奢侈品的想法都低估了穷人的能力,剥夺了穷人的权利。这种对待环境的态度是逼迫穷人接受伴随"发展"而来的负面环境影响的部分原因。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等等是人类福祉的根本基础。它们并不是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

化石燃料补贴才是真正买不起的奢侈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全球能源补贴相当于全球政府收入的 8%(将能源使用的负面外部因素考虑在内),而且大多数能源补贴支持化石燃料。如果各国重新将货币资源投入到教育、公共卫生、环保、安全网项目,那么各国将变得更好。

01/09/2014 - 05:51

To change policy, win power

要解决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这个"能源三难"问题,两种最常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减少总体消费和改革政治制度。在本次"圆桌讨论"中,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和 Ashish Kothari 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这两种方法作出了论证。但要解决"能源三难",这两种方案独立开来解决问题,还远远不够。

呼吁降低消费往往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的使用并不总是同步的。以日本为例,1977 年至 1987 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42%,但能源需求仅增长了 14%。但除此之外,过分关注家庭能源消费会推导出"个人行为是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这一结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代表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态度。例如,在许多发展中亚洲国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认为汽车和家用空调是强有力的地位象征。期望新近富裕起来的人们放弃这些他们高度重视的技术,必然会以失望告终。

个人想要并认为经济上合理的东西支配个人消费。只有政府政策才够强大,足以压倒这些力量。有可能通过政策重建消费模式,使其并不仅经济上合理,而且环境上也合理。但是,政府不太可能仅仅因为 Greacen 在第二轮文章中所提倡的"采取加强民主并增加透明度及问责的措施"而制定这样的政策。相反,环保运动必须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

到目前为止,环保主义者已经打赢了许多战役,但却似乎正在这张战争中逐渐失利。他们已经成功地游说了数千起环境立法,但地球生态系统却在持续地迅速退化。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环境运动的特点:组织结构薄弱、视野有限,并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实现改变。如果环保主义要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非抗议运动,那就必须克服这些问题。

西欧绿党已在这个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抗议运动演变成了有意义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芬兰等国家已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2004 年时,拉脱维亚的总理就是环保人士。而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本应是滋生环保政治的沃土,但在跟拥护经济增长支持繁荣的政党竞争时,绿色政党普遍未能赢得人心。但即使环保主义者真的获得了更大的主流政治力量,他们也必须保持警惕,不要被市场力量俘获。金钱与政治联盟将继续对地球构成危险,除非全世界共同坚定地拥护一个愿景,这个愿景中,生态可持续性与人类福祉的目标交会在一起。

不过说到底,我认为,经济去发展是个阻碍社会繁荣的极端环保主义目标。环保主义者必须接受,生活是为了活下去。

01/16/2014 - 07:43

更多民主及限制感

此次圆桌会议中提出了一些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应对其他环境及公平相关问题的想法,包括减少消费、挑战普遍的发展模式、确保治理以人为本以及国家能源政策转向可再生能源。Adnan A. Hezri 在第一轮文章中主要关注了最后一点。我支持这种转变——但是因为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实现可再生能源项目分散化是至关重要的。

集中的可再生能源,如风力发电场、大型水电项目以及大型太阳能装置——除了带来显著环境影响外——也固有地抵抗民主的管控。它们发的电被用于富裕城市地区或工业园区的情况太常见了,而农村的贫困人口则继续缺电。来自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往往能更快更直接地为穷人所用,如果这些项目由政府和公民社会支持则尤为如此。

同时,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则主要强调减少消耗。减少整体能源需求肯定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但不那么工业化国家中的富人也一样如此。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减少消耗,但还要通过减少无关紧要的能源使用,如霓虹灯广告牌和通宵照明的商店。消除如时尚产品等不必要的物品将减少消耗,同样的,改变公共交通的政策也可以减少消耗。但在实践中,这些消耗减少该如何实现?

唤起公众意识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如果人们了解当前的能源之路是自杀性的话,行为将会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但正如 Hezri 所言,可能环保主义者需要得到更大的政治权力,才能大幅度减少消耗。只有通过行使政治权力才能使得化石燃料外差因素内部化,使这些燃料在经济上不再有利可图。需要有政治权力来征收税款或施加禁令反对奢侈消费,以及用税收来补贴分散式可再生能源选项。如果想要农村社区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城市和工业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自然资源,公民的政治赋权也同样必要。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应该低估激进的分散式的运动大规模地改变事物的能力。以印度为例,就是分散式的运动——而非直接的政府接管——使得该国的《知情权法案》成真。

政治变革必须伴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世界必须打破它对经济增长的瘾。Hezri 在第二轮文章中称,"‘经济去发展’是个阻碍社会繁荣的极端环保主义目标",这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人类已给地球造成了过多的压力。正使人类打破地球生态极限的活动都必须得到抑制。

抑制这些活动并不需要处处都‘去发展’。必须大幅缩减对环境影响的是"北半球"(Global North)的人以及贫穷国家的富人。与此同时,根本性的经济再分配将确保"南半球"(Global South)有创造生计和满足百姓基本需求所必需的资源。

采取类似这样的措施不会结束经济增长。相反,经济增长将变得可持续,而非毫无限制。最重要的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稳定状态",持续改善的民生不会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

Round 3

01/24/2014 - 04:55

重新设想生活

Adnan Hezri、 Ashish Kothari 和我至少都同意一点: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了巨大威胁。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难面对气候科学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很难想象和拥护要充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全世界穷人的基本需求都仍然满足)所必须做出的经济、消费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急剧改变。

为什么这样想象行不通?Hezri 第二轮文章最后一段已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因。 Hezri 写道,"经济去发展是个阻碍社会繁荣的极端环保主义目标"以及"环保主义者必须接受,生活是为了活下去。"Hezri认识到,必须降低碳排放——但根据他的架构,繁荣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威胁两者的东西都构成威胁,使生活不值得过下去。

现代人类已在地球上行走了约 20 万年。仅仅是在过去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化石燃料才开始彻底改变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化石燃料已跟人类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化石燃料的生活会怎样。石油行业(正如 雪城大学教授 Matthew Huber 详述)曾提醒美国人石油产品充满了他们的生活。业界一直试图在美国塑造倾向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如私有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文化政治。石油已成为人们对有家有车、企业家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核心家庭的愿望的物质及能源基础。如今,假设没了石油和石油经济,一个神话的美国式、自己奋斗的人不可能获得他的成功和财富。石油工业已成功将反对无限制石油消费与反对人们所珍爱的国家理想等同了起来。不幸的是,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险恶观点并不局限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属于或期望属于中产阶层的人都已接受了这种进口而来的愿景。

为了充分应对气候变化及穷人使用能源的挑战,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注重自私、个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生活理想造成了许多不利条件。这包括对地球和社会的破坏、孤独、不满和拼命竞争的环境。幸运的是——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 Dacher Keltner 的主张——人类的爱心、善良、同情心都是天生固有。对美好生活的更为健康的愿景——强调爱、社群、团结、同情和慷慨的愿景——在人类历史上已为众多文化所珍视。这些愿景和价值观必须加以滋养,赋以活力,并必须抗衡"适者生存"这一主导视角。

当然,要实现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 ,对于很多人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上深沉的重量使他们很难重新设想对生活的态度,相应地就很难追求新的理想。正因如此,如碳税等气候解决方案,必须伴随有安全网方案,解决弱势群体需要及恐惧。

人是社会化的存在,对同情心、连接感以及对比自身更伟大事物的归属感有着深刻的向往。通过在这种向往之上采取行动,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同情心、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这些品质能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哪怕是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也能为人类开辟一条更健康的道路,爱护万物,并治愈地球。只有当人们的价值观、社群和经济体与自然和谐相处时,人类才会体会到有意义的生活带来的长久的满足感。

01/31/2014 - 09:16

谁能主导?

人类与环境间复杂且存在问题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且更有问题。事实上,此次"圆桌讨论"开始是为了讨论如何在满足能源需求和发展目标的同时,满足公众对环境的更高期望,现在则已变成一场有关人类必须怎样重建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更广泛的讨论。我的同行们已经探讨了一些想法,如果推行就能实现这点。但正如政策问题常见的情况一样,问题在于是如何把想法变成现实。

Chuenchom Sangarasri Greacen 一直倡导一套经济上的改革,包括本地化及再分配——并已深入研究了诸如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人们在构建经济体和社会的时候应该有什么追求等问题。Greacen 的想法极为吻合一个被称为社会及团结经济(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的新兴运动。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将社会与团结经济定义为由"如合作社、妇女自助团体、社会企业,以及具有明确社会和经济目标,并包含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团结的非正式工人协会等组织"组成。运动中所内含的是对资本主义重视无休止积累的批判,以及对可以支撑替代形式的发展之价值观的寻找。

同时,Ashish Kothari 也强调了地球的生态极限,以及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将打破这些极限的危险。他的处方是有选择的经济"去发展"(de-growth):对于 Kothari 而言,"北半球"(Global North)的人以及"南半球"(Global South)的富人"必须大幅缩减对环境的影响,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穷人的基本需求可以通过经济再分配得到部分满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绿色经济模式,强调低碳、资源有效利用,以及社会包容性的发展,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Greacen 及 Kothari 提出了渐进式的愿景,能否实现受政治现实情况的约束。任何对市场、制度、规章、规范和决策程序的重大重组,例如实现我同行们的愿景所必须的重组,都需要民众授权。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授权。更具体地说,触及能源的变动总是很难制定,因为能源并非普通的政策领域。相反,它是经济的命脉。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不仅没有拥护 Greacen 和 Kothari 倡导的彻底的渐进式的变动,甚至还在排放承诺上走回头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于气候变化怀着矛盾心理,认为与其生活距离遥远,而政府的政策也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

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绿色政治的真实模式。但谁又能创造这样的模式呢?谁可以为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来提供必须的领袖力呢?

希望寄托于知情的肯参与的公民身上。唯他们拥有改革资本主义的力量;唯他们能拥护生态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变革性的变化。

02/06/2014 - 11:14

让改变发生

本次"圆桌讨论"的参与者基本同意,如果要使地球上的生活变得可持续且公平,那么人类就必须以相当激进的方式重组其活动——但 Adnan A. Hezri 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谁能带头去实现必要的改变?以及如何在不利的政治气候下实现改变?

然而,在我回答这些问题前,我想澄清一点。Hezri 将我此次"圆桌讨论"中表述的立场等同于"绿色经济"的模式,该模式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的支持。其实我对绿色经济模式持批判态度。它并未充分挑战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它关注的依旧是经济增长,而非激进的"去增长";绿色经济模式并不强调给予人民和社群充分的政治权力;并且它不够重视人类生存中文化及精神的方面。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谈及的一样,我信任的核心是激进的生态民主,其中决策来自社群;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得到优先对待;基本需求通过经济和社会服务的本地化而得到满足;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建立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而非确保资本的自由流动。借用 Hezri 的措辞,我并不希望"重新配置资本主义"。相反,我希望看到的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根本变化,通过对社群和集体的重视,取代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的统治地位。

不过回到 Hezri 的问题,我想提出可使人类能够朝着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来重组其活动的五种力量。第一,是公民社会的阻力。近年来,在印度等一些国家,反对破坏性开发项目的群众运动已见增长。这些运动往往源于搬迁或流离失所的社群,并获得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这种类型的阻力是向着可持续未来的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种力量是民间社会团体提倡或国家内的个人发起的渐进式改革的制定。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运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宪法和法律改革——这些及类似的发展使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得到优先对待、地方分权治理,并使国家更加可靠。此外,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或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这些措施包括减少收入差距;提供补贴给生态可持续的实践,而非破坏生态的实践;制定反映城市及工业规模的消费者使用的资源的真正价值的税收结构。

第三,是以可持续且公平的福祉为目标的实用举措的出现。诸如由国际文化与活动研究协会(ISCAR)推广的当地粮食计划等数以千计的此类项目表明,以可持续且公平的方式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愿望是可能的。这些举措间需要建立进一步的联系,从而建立有力的政治结构——既有政党又有非政党。

第四种力量是给人类生活减少沉闷并实质在生态上更为敏感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通常出现在"适宜技术"的标题下,可在工农业生产、能源、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或家用设备等领域出现。对传统技术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例如农业及纺织业等领域的传统技术跟当今世界也依然有关。发展中国家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向基于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混合经济跃进。

最后,人们的生态意识在过去二三十年呈指数上升(尽管决策者和商界精英的生态意识依旧薄弱)。进行大规模宣传,增强公众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的意识——以及作出大量努力,增强能使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得以传播的能力——有助于朝着可持续发展及公平性的转型取得成功。

转型正在进行。人民和工人运动在一些地方正逐渐强大起来(虽然不可持续性和不公平的势力目前依然占主导地位)。在任何转型期,最早的措施往往是温和的,斗争漫长而艰辛,并且需要巨大的毅力。但我相信,在未来的两到三代,世界将见证朝着实现激进的生态民主这一目标所取得的显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