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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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from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ebate crucial, timely topics related to nuclear energ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ach author contributes an essay per round, for a total of nine essays for the entire Roundtable. This feature was made possible by a three-year grant from the Norwegian Foreign Ministry.

管理核电能力的必要性

核电站运营需要复杂的技术、产业、体制及法律方面的能力。出问题的时候,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在管理核电方面也会捉襟见肘,正如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再次证明的那样——因此,不太先进的国家,如伊朗采用核能时,其布什尔设施就会给其国内及其整个地区带来深切忧虑 。下面,来自巴基斯坦的 Pervez Hoodbhoy、中国的 Yun Zhou 和印尼的 Sulfikar Amir 将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平衡其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以及对其核电业运营能力的顾虑?

Round 1

03/19/2014 - 09:05

担忧的充分理由

Pervez Hoodbhoy: CH
03/20/2014 - 05:47

核反应堆之前,应有合适的体制先行

Yun Zhou: CH
03/21/2014 - 05:26

当公众不信任你

Sulfikar Amir: CH

Round 2

03/31/2014 - 04:01

阴谋意识和核大男子主义

Pervez Hoodbhoy: CH
04/07/2014 - 05:41

建立公众接受度

Yun Zhou: CH
04/11/2014 - 07:34

良好治理,降低风险

Sulfikar Amir: CH

Round 3

04/18/2014 - 09:14

如何从几乎任何事情中逃脱

Pervez Hoodbhoy: CH
04/28/2014 - 04:16

再处理:仅在合适之地

Yun Zhou: CH
05/02/2014 - 06:57

核风险的跨国属性

Sulfikar Amir: CH

Round 1

03/19/2014 - 09:05

担忧的充分理由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许多观察家预计,寻求建立核电部门或扩张现有核电部门的国家会提出这个高于一切的问题:核能有多安全?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旧宣称核能是解除其能源困境的方法,并将福岛事故判定为一场怪异的、由海啸引起的灾难。几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伊朗——正朝着安装新反应堆的方向昂首向前。

我的祖国巴基斯坦能源压力沉重。每天都会停电。电力骚乱已使政府感到统治受动摇。所以伊斯兰堡得到中国 65 亿美元软贷款的提振后,刚刚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签署了合约,以每个反应堆 48 亿美元的价格购入了两个 1,100 兆瓦的反应堆。这两个反应堆预定将在卡拉奇邻近地区运营,卡拉奇这个城市大约有 2,350 万人口。

巴基斯坦将购买的反应堆类型为 ACP-1000,是个从未被安装甚至被检验过的新设计,但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有信心卡拉奇没有危险。尽管巴基斯坦政府深深信任中国的核技术,一些中国人则不那么乐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一位前副总裁最近说了以下内容,引述如下:"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核安全],但执行项目的公司的理解似乎不在同一水平上。"

未经检验的反应堆设计绝非担心巴基斯坦反应堆安全的唯一原因。另一个担忧是针对反应堆的恐怖袭击——即便官员认为可能性不高,但这依旧是个显著的顾虑。宗教恐怖分子已成功袭击了很多巴基斯坦戒备森严的军事机构,包括军队总司令部、迈赫兰海军基地及卡姆拉空军基地。我们没理由相信核反应堆将刀枪不入。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问题是操作失误,尽管官员也驳回了这一顾虑。在核电厂,工厂外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工厂内的不良实践。事实上,切尔诺贝利灾难就是反应堆操作员轻率操作导致的,这突出了核电厂在面对不良决断时的脆弱性。在中国设计、巴基斯坦操作的反应堆,这些问题可能会被加剧,因为操作员并不熟谙设计和软件问题,假设是本国的反应堆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巴基斯坦工业事故的普遍。尽管巴基斯坦并无一场事故的规模可与 1984 年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工厂燃气泄漏相提并论,但是工业事故发生频繁——部分因为忽视安全标准的个人很少受到惩罚。消防等灾难应急能力非常有限,道路经常堵塞也妨碍了应急工作的移动。

即使把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仍然较低。但是,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怎么办?国家机器的应急工作能做到多好?就这点而论,担心的理由就很充分。

政府过去的灾难应急工作一直很糟糕。2010 年洪水爆发,淹没了巴基斯坦的五分之一,总统及总理的表现却明显缺乏紧迫感。国家灾害管理局动作缓慢。洪水下游的人们未能受到他们需要的警告。巴基斯坦无处不在的武装圣战组织在许多地方取代了国家的作用,2005 年地震发生后也是如此。

这一切对巴基斯坦都是不利的预兆,如果卡拉奇附近的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强制疏散,情况将非常混乱,非常不同于日本对福岛地区有纪律的疏散。巴基斯坦贫富分化尖锐,所以大肆抢劫是可能的。因此,许多人会拒绝撤离,宁愿等待危险过去。应急和执法人员往往缺乏训练,主观意愿不强,可能从现场消失。巴基斯坦也遭受深刻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并且即使少数群体的成员的确得到了帮助,他们在疏散时获得的帮助很可能会比别人少(洪灾时便是如此)。

巴基斯坦公众几乎没有任何对核辐射危害的意识。电视台报告政治和技术事件时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传言,因此核灾难时,消息片面的意见可能会广为传播,造成自满或恐慌。总而言之,对安全问题的意识较低是巴基斯坦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巴基斯坦人往往能接受高风险,并很满足地信任他们的保护者上帝。核灾难时疏散卡拉奇的场景,想象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不透明和诡秘。反对巴基斯坦采用核电,并非否认该国所面临的根深蒂固、多层面的电力挑战的严峻程度。首先,尽管巴基斯坦 20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原则上足够满足约 1700 万千瓦的每日平均电力需求,但实际发电量平均仅为 1430 万千瓦。这是因为一个被称为"循环债务"(circular debt)的财政管理问题,约 30% 的现有发电能力未被使用。更糟的是,巴基斯坦的配电系统泄漏且广泛遭到盗电,这些问题可以惊人地吞掉 25% 到 30%的总发电量。

即使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巴基斯坦也将需要依靠从化石燃料到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广泛能源,以满足其未来的需求——但目前,风电装机容量只有 50 兆瓦,不足该国"风走廊"预计潜能的千分之一。核能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些挑战,但政府的行为显得核能可以做到这点似的。

巴基斯坦公民对工厂位置、安全及核废料处置等核议题很少或没有投入意见。这部分因为在一个头条新闻每天关注恐怖主义和其他各种危机的国家,公民很少有时间或闲心来形成及阐明对核议题的立场。但这也是因为所有巴基斯坦的核项目,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是高度不透明的。当局声称为了国家安全,严格控制所有的核监管机制,且几乎未给公民参与留下空间。不隶属于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或巴基斯坦核管理局的个人被禁止靠近任何核设施来监视辐射水平。提出有关核电厂安全问题的人有时被贴上外国势力代理人的标签。而去年官员审批卡拉奇核电厂规划所必须的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时,过程极为偷偷摸摸,竟然没有举行公众听证会。

并无公开的政府研究显示核反应堆是解决巴基斯坦能源问题的最佳或成本最低的方案,采用核能的说服力远远不够。但攸关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商业利益正在积极推动这些反应堆的销售。由于对其后果的恐惧,卡拉奇安全问题被搁置一旁。

03/20/2014 - 05:47

核反应堆之前,应有合适的体制先行

大约四十余个缺乏核电的国家正在考虑采用核电,不过,对核电表示兴趣与真正建立核电部门是两回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如此,而这四十余个国家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核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命题。它需要重大的财政承担。除非相对大型的电网已经到位,否则核电无从说起。出于这种种原因,多数正在考虑采用核电的发展中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建造核反应堆。

一些国家将锐意进取——例如土耳其现在正准备建设第一个核电设施。但发展中国家的核电容量增长主要将来自那些已有核电且经济增长带动强劲电力需求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任何情况下,确实拥护核电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土耳其等新进入的国家,还是中国等已确立的核电国家——所面对的严峻挑战都远不止工程、资金或电网而已。特别是,它们必须确立三方面内容:规划优良且可持续的核电发展过程、核电安全的合适框架以及针对公众对核电态度的有效方法。

规划优良且可持续的核电发展过程对核部门建立的节奏及规模明确了切合实际的期望;对反应堆设计的选择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程序;鼓励持续的回顾及改善。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发过程,核电项目可能会变得非常昂贵、费时。

运作良好的核安全架构及组织可减少核电厂的固有风险。虽然几十年来反应堆设计的改进已提高了核电厂的安全性,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得努力克服缺少合格且经验丰富的人员以及缺乏技术能力的问题。

公众接受核能是核部门扩大的关键,也最终是核部门安全运营的关键。政策制定不透明的国家,公众舆论在核电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很少得到关注。这可能在之后演变成重大问题。

对中国的挑战。当今世界上最为雄心勃勃的核能国家就是中国,目前有 20 个反应堆已投入运营,28 个反应堆在建,且还有更多反应堆即将开建。但中国已面临以上三个挑战,并且在一些情况下颇为捉襟见肘。

核发展及规划方面,即便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多多少少导致了计划的改动,中国对核能作出的承诺依旧非同寻常。紧接着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宣布将不会调整其对核电发展的整体政策。但中国临时暂停了新项目的审批,并提高了对安全的要求;还调低了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中国政府目前预计,截止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 5800 万千瓦,而非福岛事故前所计划的 8000 万千瓦。此外,中国已削减了第二代反应堆的建设计划,并转向了第三代的设计。先进的设计当然是更为安全。但这一转变推迟了核电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核电比预期的更为昂贵,且显著影响了核电设备制造商。这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以前对核能的计划过于依赖第二代的设计。

安全方面,中国核部门目前为止保持着相对干净的纪录。但核工业内是否已建立了健全的安全制度及强大的安全文化,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例如,一些核安全设备制造商一旦获得所有必要的认证,就可能在遵守规定和执行质保程序时变得相当自由随意。已为人所知的是,他们会采购不合格原材料,将工作外包给不合格的分包商。同样的,一些电力公司忽视质量控制,接受那些理应被拒绝的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中国的核监管体系也需要改进。引人担忧的领域包括现场安检人员不足、现场检查及监管程序不充分以及缺乏先进的检测技术和分析方法。

中国政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封闭。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对核电的态度无关紧要。诚然,福岛事故之前,关于核电的争论分散且杂乱,反映了公众对核电(尤其是安全问题)认知度较低,参与核决策的机会有限。但福岛事故后,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核电。争论愈演愈烈,示威活动爆发,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发现公众反对使核电项目受阻,甚至叫停。展望未来,中国执行核发展计划将需要强有力的、持续的公众支持。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政府应该允许公众更多参与选址和认证的程序。政府和行业应更积极透明地回应公众对核安全及核事故的顾虑。(刻意隐瞒信息和掩盖错误只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也应设法教育公众,使其了解核能及核安全;如果由政府而非电力公司来开展这些教育措施,其结果将更为有效。

艰苦的工作。福岛事故导致世界各地对核电安全的担忧加剧。但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电力需求及严峻的环境压力,世界核工业依旧继续向前发展。然而,任何考虑发展或扩张核能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白这其中包含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工程的复杂性及资金的需求;还包括公众的接受度,这一问题须提前加以仔细的研究。核能也需要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考虑到国家的电力需求、能源结构、经济特点、技术能力、地理,等等。在安全领域,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用供应国家的法规、规章和标准——但挑战依然存在。有些标准并不适用,或在新的环境中的应用不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标准都必须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安全文化、一个运作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一套有效的监管执行及监督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3/21/2014 - 05:26

当公众不信任你

2013 年 8 月的一天,数百名骑摩托车的学生聚集在印度尼西亚南邦加岛区区政府办公室。他们带着一个诉求而来——不是要求扭转学费上涨,或是优先给予年轻人就业机会,而是要求区长废除在邦加岛上新建全国首个核电厂的计划。区长并未同意,但反核运动在邦加岛和国内大部分地区持续进行着。印尼人就是不信任他们的政府能用好核能。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人们可能认为核电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印尼,即便公众可能对政府运营核设施的能力怀有深切的忧虑,官员仍旧强烈地向往核电。

要了解印尼核政治的动态,了解该国最近的经济史是有帮助的——这是挺核及反核阵营论辩的大背景。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印尼遭受了一场痛苦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数年的萎靡不振。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尼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部分由于政府在与去工业化作战方面做出的努力,再加上自由化的方案中包括向国际产品及投资开放国内市场的做法,印尼已成为世界上更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印尼是二十国集团(G-20)中的一员。其 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8,780 亿美元——是处于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深渊时的水平的九倍以上。

这种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对能源需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能源在印尼一直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苏哈托政权期间开始,印尼经历了石油的繁荣。石油满足了国内的能源需求,也成为了政府为发展项目(包括快速工业化的项目)提供资金的主要手段。但政权对石油资源的妄自管理导致了能源生产和分配的严重低效。世纪之交时,石油储量正迅速耗尽,而在 2005 年该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印尼的电气化率为 70% 左右,东南亚电气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雅加达、万隆和泗水等主要城市频繁遭遇停电。经济的飞速增长只会不断扩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因而寻找替代能源的力度不断加大——其中就包括核能。

印尼核技术的经验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成立原子能研究所之时。 20世纪 60 年代成立了一个更全面的实体——国家核电机构(又称为 BATAN)。由美国"原子用于和平"计划资助的一个研究反应堆得到安装。后来,另外两个研究反应堆也建成了。印尼发展了用于诸如医疗和农业的同位素生产等领域的能力。今天,印尼数十年的运营研究反应堆的经验似乎表明,该国也已有能力运营核电反应堆了。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发展核电部门的计划了。但在苏哈托时期石油对能源政策主导力度之大,使得几十年来核电计划都没什么进展。但在 2004 年,政府采用了新的能源政策,根据该政策,截至 2025 年,核电将占电力生产的 2% 左右;将会建成四个反应堆,产生 4,000兆瓦的电力。核能在当时被描绘为一种清洁、性价比高的能源。

第一个反应堆原本计划 2016 年竣工,但由于反核抗议,竣工日期一再推迟——尤其是针对建在高度活跃的火山岛 爪哇岛 的核电厂的抗议。面对公众强烈的反对,政府于 2010 年放弃了在 爪哇岛 建反应堆的计划。目前的计划集中在邦加岛。这一变动影响了项目规模——现在计划的是两个反应堆,而非四个,而且发电量较低。

缩小核项目规模的决定似乎是对公众反对作出的合适反应。但问题是,为什么对核危害的恐惧如此主导公众对印尼核电的态度——这种恐惧在福岛事故之后更加强烈,因为福岛事故表明了,即使有着强有力的安全文化的国家在核灾难面前也会困难重重。

在印尼,公众忧虑的根源是政府在保证公众安全及安保方面的能力之差已然臭名昭著——例如减灾失败和频繁的交通意外都可证明。公众的反对并非源自对核技术人员能力的担忧—— BATAN 在运营研究反应堆方面已有 50 多年的经验了。但问题不在 BATAN。问题在于,公众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印尼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效率低下、协作能力不足且普遍腐败。当涉及到运营高风险的技术时,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只能通过机构改革的方案来解决,但有效的改革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在像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没有公开审议和公众的接受,就不可能发展核电部门。所以在印尼政府能够提高自身效率、协作能力及治理的质量(这些是构成核电部门运营能力的特质)前,建立核电部门将依旧会是一个政治挑战。

Round 2

03/31/2014 - 04:01

阴谋意识和核大男子主义

我第一轮的文章在评论栏里吸引了不少明显是精心写成的批评意见。可悲的是,评论者并未有效地回应围绕未经检验的中国核反应堆将被安装在靠近我家乡卡拉奇的地方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相反,他们体现了随处可见的核民族主义者心态,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的核官员。

对核民族主义者而言,将关心核电站安全问题的人丑化为外国势力和非政府组织的代理人,是相当常见的。甚至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我认为此人其他方面均属得体——最近对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的示威者大发雷霆,并把他们的反对定性为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辛格把美国的反核情绪归咎于谁呢——共产党?)同时,称为"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右翼印度教运动看出了库单库拉姆活动背后的基督教传教之手

所有这些阴谋主义的废话损害了发展中国家核电的严肃讨论。是的,更多的能源被迫切地需求着。但可不可以把核灾难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小程度内?并且,如何定义"可接受"?不存在单一的答案,我也不会假装提供这样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可以学着合理地辩论一个重要问题,而不把卑鄙的动机归咎于那些异议者。

每一个存在或正在发展核电技术的国家都普遍对这技术存有顾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顾虑正在对政策产生影响。我们从"圆桌讨论"作者 Yun Zhou 那里了解到,即使是渴求能源的中国,在福岛事故之后对核电也不再那么热切。中国政府目前预计,截至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5800 万千瓦,而非早先拟定的 8000 万千瓦,并且也提高了设计要求。即使在通常不容忍异议的国家,公众对核电的环境负面后果的恐惧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从 Sulfikar Amir 处了解到印度尼西亚已缩小了它的核雄心——目前将要建造两个反应堆,而非几年前计划的四个反应堆。这源于公众对政府确保公众安全能力的质疑及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糟糕的减灾表现。

但是,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灾害管理记录糟糕透顶的国家却对福岛事故不屑一顾。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刚刚宣布,在中国的帮助和资助下,计划在一段未明确时长的(较短的)时间里,增加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 700 兆瓦提高到惊人的 400 万千瓦。印度计划到 2020 年将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约 600 万千瓦提高至 2000 万千瓦。

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何逆流而行?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但更多在于核大男子主义。两国的核能机构都资金雄厚,也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核武器计划。"所有与核相关的东西——无论是核弹或是核电——都是国家气概、成功和进步的标志"这种信念驱动着核电的大规模快速扩张。但这种错误信念意味着替代能源的发展只能靠后了。

印度才刚刚开始探索其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潜力的皮毛——到目前为止结果都不错。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部的报告指出,该国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装机容量约为 3000 万千瓦(包括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几个类别)。虽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远低于其潜力,它们在印度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核电。遗憾的是,巴基斯坦还没怎么开始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的潜力——正如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说,当前安装的风力发电机总容量仅为 50 兆瓦,跟该国"风走廊" 5000 万千瓦的潜在发电量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

核能的迅速发展吸走了发展中国家本可以更有效利用的稀少的资本及专家。例如,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发电厂——不像极为复杂的进口全部包建的核电站——是可以当地制造的,对国家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刺激。但是,当核能与国家安全战略混为一谈时,给替代能源应有的重视就很难了。

04/07/2014 - 05:41

建立公众接受度

Sulfikar Amir 在第一轮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相当典型情况的极端例子——即民主国家的民众否决了政府的核能计划。

在任何民主国家,包括诸如 Sulfikar 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新兴民主国家,在推进核项目前必须克服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公众的接受度;必须考虑民意,也必须提供公众参与决策的机会。在政府封闭且集权的国家,公众一般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在核能这一问题上,跟舆论抗衡的情况。即使是在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可持续的核能发展计划仍旧需要强有力的持久的公众支持。

在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拥有核能部门的国家,政府并未充分告知公众发展核能所涉及的问题。因而有关核能,特别是核安全的公众认识程度是相当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会在一段时间内简单地接受核技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情况不可能永远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核电的发展应该与公众的沟通平行推进。各国政府应提供全国性的教育项目;应允许公众参与选址和许可过程;应对有关事故和核安全的担忧作出积极回应。说到底,任何公众对核电接受度的显著下降,都可能危及反应堆和燃料循环设施的发展目标。

并不新奇。我很欣赏 Pervez Hoodbhoy 在文章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核能扩张计划——但我并不甚认同他对巴基斯坦将从中国进口的 ACP-1000 反应堆的担忧。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是多虑了。他称 ACP-1000 为"从未被安装甚至被检验过的新设计"。但 ACP-1000 源自法国的 M310 设计,并借鉴了美国设计的 AP-1000 的被动式安全特性。我不认为 ACP-1000 是某种新奇的、凭借前所未有或未经测试的新设计理念为特色的设计。相反,它是成熟设计的升级版。

无论如何,Hoodbhoy 提出了一些有关巴基斯坦等新兴核国家核安全与核安保的正当顾虑——而且我认为,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有关建立健全的核安全监管体系的讨论,是相当适用于巴基斯坦的。再者,Hoodbhoy 对巴基斯坦核安全的讨论也与中国有关。最近在中国出现的意图分裂的恐怖主义事件导致人们日益担忧某些方面发生核破坏活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新兴核国家的政府都可能低估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随着更多发电厂的建立,更多乏燃料的运输,核破坏活动的风险也增加了,因此各国政府和核工业必须承认核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并采取明智的防范措施。

04/11/2014 - 07:34

良好治理,降低风险

所有技术都存在风险,但也许没有什么技术被认为比核能更有风险。核能的风险并不仅仅是技术功能方面的——组织和机构的能力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先进的反应堆,但是如果国内机构的准备还未提高到相应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的核风险仍旧比较高。我在别处曾提出,在不太发达的国家,比起任何特定的反应堆设计和安全体系,核风险更多与体制领域有关

我的同行 Yun Zhou 在第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一个发展或扩大现有核能部门的国家必须确立三方面内容:可持续的核电发展过程、核电安全的合适框架以及针对公众对核电态度的有效方法。Zhou 本人并没用"核治理"这个词,但她的解决方案正属于核治理的范畴。我将"核治理"定义为多个利益相关者管理核风险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果要避免争议并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电的安全运营,就必须建立良好的核治理体系。在我看来,核治理的基础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透明度、问责制与信任。

正如 Zhou 与 Pervez Hoodbhoy 都已讨论的那样,给公众提供适当信息是围绕核电厂运营的最关键的问题。核工业倾向于把许多关键信息当作机密——但核灾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核电厂发生危机时,保密的做法只会增加核反应堆核心熔毁的风险。核风险过于复杂,不可能仅靠核电厂运营方就可处理妥当。必须在潜在危险演变成危机前就发现这些危险。这意味着,必须跟公众就核风险进行交流,并且外界的利益相关者必须有机会在早期识别风险。对于那些缺乏透明度这一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在核领域建立透明度可能很有挑战;但也是不可缺少的。

问责是核治理中同样必要的组成部分,要求监管机构和核电厂运营方定期向公众报告及咨询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问责是一条双行道。公众对官员表现的评估必须成为核安全实践的基本要素,并且必须成立一个监管框架来推动这一进程。而且,任何健全的核问责体系都需要民间社会团体在监督官员表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核治理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信任,也是我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的主要话题。当公众缺乏对核当局与核电厂运营方的信任时,良好的核治理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当信任存在时,公众与核产业可以对核风险展开平衡的交流(是全面风险评估的必要条件)。建立这样的信任就要求公众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当这样的机会被隐瞒起来的时候,良好的核治理是不可能的——并且核电行业也不可能得到安全运营。

Round 3

04/18/2014 - 09:14

如何从几乎任何事情中逃脱

Sulfikar Amir 的第一轮文章中,我很感兴趣地了解到,当印度尼西亚的民众由于害怕福岛核事故那样的灾难,而坚持缩减该国核电项目时——人们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民意迫使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同样改弦易辙的情景是很难想象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执着于核武器;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核民族主义之火永远不会停止燃烧。在这两个国家,正是不透明的民用核计划为实现核武器国家的野心提供必要的载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关民用核电事宜的决定不是通过合理、透明的方式作出的,并且这一情况很快得到改变的希望不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基斯坦当局最近决定在卡拉奇(超过十分之一巴基斯坦人的居住地)附近安装两个由中国提供的反应堆。当局声称,攸关国家安全,因此公众不能参加选址决策(但必须承认,也只有一小部分市民表达了关切)。环境影响评估得到了姓名不详却经过挑选的人士批准——为了符合法律手续而仓促通过的。一名负责卡拉奇新反应堆项目的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官员告诉媒体:"由于国际政治的缘故,我们要求(信德环保局)不要举办公开听证会。"据推测,这意味着与中国进行核合作压倒其他所有考虑的事宜。与此类似的还有,巴基斯坦的大学学者对当地涉嫌构成健康危害的铀矿放射性水平的检查要求,曾因国家安全的理由而被拒绝。

在印度,环保人士已在动员反核抗议者方面,特别是关于土地征用的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并且福岛核灾难激励了反核团体,譬如 Konkan Bachao Samiti 和被称为"人民运动全国联盟"的甘地组织。但是,尽管印度运动人士有时集结了几千名示威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古丹库兰(Kudankulam)和杰塔普(Jaitapur)核反应堆所在地的示威——但他们并未获得显著成果。印度至今未出现任何能够稍稍与欧洲核裁军运动或英国拥核裁军运动相提并论的运动。保守的印度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以下轻蔑言论:"印度的反核运动将基本维持其边缘性的地位,其零星的爆发取决于手头的问题、质疑的选址以及涉及的政党。"可悲的是,似乎的确如此。

这对全球核机构而言真是天籁之音。在众多西方地区(以及现在的日本),由于民众的深度参与和核意识,核电的发展已经遇到阻碍。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现在拥有或者渴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在这些国家,"建立公众接受度"(Yun Zhou 第二轮文章的标题)很容易。被灌输了核武器好处的公众让他们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建立几乎能逃脱任何事。公共补贴被分配用于核电,但出于机密原因被隐藏,并因此不被包含在核电的实际成本中。核机构不需要公开其灾难管理计划、论证这些计划是否充足、制定环境影响减缓措施或者进行有关辐射危害的公众教育。这些机构的运营几乎不受挑战,也不认为有必要论证核电之于替代能源技术的选择。官僚机构笼罩于层层机密之下,依赖官方的保密行为,可以继续在公众的眼皮底下隐瞒其骇人听闻的低效和无能。

不管核电在西方可能如何的安全或不安全,它都不断地受到已经行动起来的公民的挑战。但在不那么开放的社会里,核电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透明,不受公众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预期较低的安全标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次福岛事故也许还不够。

04/28/2014 - 04:16

再处理:仅在合适之地

中国国家主席与法国总统最近发布了讨论两国建立商业化核废料再处理厂的联合声明,把注意力重新转到了核废料管理的问题上。但本次"圆桌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谈及核废料管理,而是主要侧重于公众对核电的态度。然而,核废料管理不应该被忽视,这是任何国家核部门运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 2003 年的一份研究认为废料管理为四个关键挑战之一(其他挑战为成本、安全性及核扩散),若要实现核电大规模扩张,那么这些挑战必须克服。

当一个国家开始考虑采用核电时,其核发展计划很可能较为谨慎。乏燃料和其他核废料管理在此时看来似乎并非紧迫问题。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建立核电部门的国家——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仔细思考将废料长期管理的政策。

核废料主要有两种形式:直接来自反应堆堆芯的乏燃料,以及再处理乏燃料后产生的高放射性废料;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施了永久解决方案来管理任一主要形式的核废料。为乏燃料或高放射性废料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存储库需要大量土地资源,且经常遭遇公众抵制。乏燃料再处理使得部分燃料可被重新使用,从而降低废料总量——但它有其自身的挑战。

建立乏燃料再处理的长期政策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是很自然的,例如中国,其预计能源需求巨大,对核电有重大投入,科技基础设施强大。但跟临时贮存乏燃料相比,再处理是一个复杂且不经济的过程。它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相当强大的科技基础设施,一致的国家能源政策,与其他国家的先进核技术的合作。因此,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选择放弃再处理。对于这个问题,不打算建立大规模的核能计划,且缺乏土地资源建立永久性的存储库的国家,可能会选择依赖临时而非永久性的乏燃料储存。

可能某天人们会找到核废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应进行研发,加快这一天的到来。不过现在,许多新兴国家一定已经满足于现场或非现场的乏燃料干式贮存,将其作为核废料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

05/02/2014 - 06:57

核风险的跨国属性

几年前印度尼西亚爪哇岛(Java Island)的默拉皮火山爆发后没几天,印尼宣布在该岛上建造核反应堆的计划,震惊了许多印尼人,尤其是该岛的居民。但这个消息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国家,不足 7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塞了 560 万人口。

新加坡很清楚,当邻国输出污染会是怎样的感觉。新加坡人已因印尼苏门答腊岛森林大火而每年都遭受严重的灰霾影响。所以当时新加坡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爪哇岛的核电站可能导致灾难,更别提现在印尼把新建核电站的计划转到了邦加岛这个离它更近的地方。

核能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的风险,但核电也具有跨国的属性。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就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表明核灾害会从一个国家蔓延至另一个国家——而且尽管切尔诺贝利事故是最糟糕的情况,同样的事故也能轻易在东南亚再现。核风险,包括 Yun Zhou 在第三篇文章中讨论的围绕核废料的危险,根本不可能被限定在单个国家范围内。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加快了核能方面的规划,尽管发生了福岛事故,一些东南亚国家仍然把核能看作可行的能源。目前为止,除了菲律宾废弃的巴丹核电站外,东南亚地区尚无核电站——但是,除了印尼,泰国、尤其是越南都已在核电站的建造规划上前进得相当远了。

在东南亚任何地区建造核电站都将大力推动其他国家政府建造自己的设施。道理很简单。如果该地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核电站,那么只有这个国家将享受到核电的好处。但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许多国家将共同承担风险——东南亚是一个"风险社会",地理距离的靠近意味危险会轻易蔓延。也就是说,核电"扩散"是可能的:各国政府何不在暴露于核危险的同时,享受核能的好处呢?

当前需要做的是,各个邻国制定区域层面的强有力的监管框架,这个系统将考虑到核能的跨国属性,主要目标是公平分配核电的好处与风险。区域框架将包括关于建立邻国能够接受的国家标准应急措施系统的协议;将建立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金支持等可以在东南亚传播的资源的网络。最后,但也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框架将需要落实东盟电网计划(ASEAN Power Grid )。该计划将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共享电力,包括核反应堆所发的电。

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绝非易事。该地区的国家有着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利益、机构能力以及对核电的欲望。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将使有关区域框架的谈判变得复杂。尽管如此,核风险的监管不应由个别国家承担。只有周边国家携手合作,促进共同利益,核风险才能得到最好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