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多，风险大，回报少

在第三轮中，巴尔德夫·拉吉和P·R·瓦苏戴瓦·饶声称我的第二轮文章有“几个技术上不准确之处”。我认为他们的断言属于误导。

例如，我写道“[来自钚后处理和再循环的]高放废料、长寿命的中放和低放废料……最终必须掩埋，所以，后处理并不能消除对最终处置库的需求。”拉吉和饶回应道“只有高放废料才必须掩埋于深地质处置库。中放废料可以掩埋在较浅的处置库中。”但是，通过钚后处理和再循环产生的长寿命中放废料，的确必须掩埋于深处置库（而短寿命放射性废料只需在浅处掩埋就够了）。然而，我的主要观点是，后处理无法消除对处置库的需求。但拉吉和饶基本上无视了这个观点。

拉吉和饶还曲解了我的一个论点：对于中国在甘肃省计划建设的高放废料处置库，如果将所有超铀元素从核废料中分离出来，其容量只能翻一番——而乏燃料等上100年再掩埋，可以获得同等的增量。拉吉和饶将经后处理的废料的毒性，与未经后处理的废料的毒性相比，以此来驳斥我的论点。而我在第二轮中关注的焦点，是中国计划将放置在甘肃处置库中的废料体积的减少。对于毒性，我未做任何声明。

总之，关于核废料的体积，我同意圆桌讨论中我的同事克劳斯·扬伯格的观点——他在第二轮中写道，对后处理和增殖反应堆的所有废料流进行统计之后，一次通过式循环“明显胜出”。

容易的选择。近来，快中子反应堆的支持者声称增殖反应堆与后处理可减少与高放废料掩埋相关的长期风险。但这种长期益处却被短期风险和成本抵消了。例如，增殖反应堆的支持者称，如果钚和乏燃料中其他超铀元素的所有长寿命同位素发生嬗变（或裂变），就能显著减少可能因泄漏而释放的核辐射剂量，因而就能降低地质处置库的泄露风险。但研究表明，乏燃料中的长寿命裂变和活化产物——而非可能通过快增殖反应堆和后处理裂变的同位素——占到泄漏可能释放的核辐射剂量的大多数。事实上，钚在地下深处的水中相当难溶。所以，在减少泄漏的辐射剂量方面，后处理并不能带来明显的长期益处，但却会在日常操作中释放来自乏燃料的长寿命辐射气体。后处理还会增加高放液体废料池的爆炸风险。（类似地，快中子反应堆的支持者称，后处理减少开采铀矿的需要，因而可以减少对人员的放射性辐射。但任何此类益处都被一笔勾销，因为钚后处理和再循环本身就将工人和大众暴露于辐射中。简而言之，净效果很可能是负的。）

与此同时，目前正在考虑中的所有后处理和快中子反应堆计划，都会显著增加核能的经济成本。这意味着，核决策者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小幅度降低与核废料相关的长期风险，还是要获得安全、安保、人类健康和环境方面的短期回报。该如何选择似乎相当明确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基于对后处理和快中子反应堆计划的成本和效益的评估，于1996年总结道：“各种关于剂量减少的收益，似乎都没有大到足以证明应该承担这笔费用以及嬗变带来的额外操作风险。”这一评估意见如今依然成立。

最后，拉吉和饶断言，扬伯格和我并没有回驳他们的这一论点：“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今天这一代人有义务不耗尽世界的铀资源。”拉吉和饶写道，扬伯格和我“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性和废料问题上，还有印度的核武器计划上……”但为什么扬伯格和我不应该讨论经济性、废料和核扩散等议题呢？这些议题必须得到充分讨论，可持续的核能体系才有可能建立。即便像拉吉和饶那样，把如此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铀的未来可及性上，如果廉价的铀可长期得到供应（很可能的情形），后处理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