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担心的程度

在发展中国家，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危险往往看起来很遥远，而发达国家则将之视作相当严重的威胁。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容，部分原因在于核扩散风险极难评估。

即使是相对稳定的地区，甚至是没有核能计划的国家都可能促进核扩散。例如，马来西亚过去长期不重视核扩散的威胁，这一情况在2004年开始改变。当时，一家马来西亚公司被发现参加巴基斯坦卡迪尔·汗（A.Q. Khan）网络，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利比亚政权生产离心机部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马来西亚在2010年通过了亚洲最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之一。该国也正在计划批准《核不扩散条约》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并准备签署《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2005年修正案。

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核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往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这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区域集团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这些区域组织，成员国家往往要按照多数成员国的决定行事。虽然东盟已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无核武器区，但核恐怖主义在东盟的安全议程中得并未占领显著位置——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事实上都在积极考虑采用核电。这促使菲律宾政治学家Raymund Jose G. Quilop提出建议：东南亚以外国家可能需要推动提高核安保对东盟的重要性这一进程（例如通过东亚峰会等区域进程）。

当然，在该地区以外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核恐怖主义的发展前景已明显敲响了警钟，尤其是美国三十多年来都将之作为国家的主要关切议题。1976年有一份报告，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Micah Zenko形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一份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事实上，不能排除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武装这一可能前景。”9·11″恐怖袭击大大加剧了美国对这种威胁的焦虑，总统奥巴马将核恐怖主义形容为”我们美国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威胁”和”比其他威胁更为紧迫”。

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否值得人们如此强烈的恐惧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也不应轻易忽视这一威胁。可以肯定的是，野心勃勃的核恐怖分子试图获得引爆简易核装置的能力时，将面临重大的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障碍。然而，全球裂变材料储备的安保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美国核物理学家Peter D. Zimmerman表示，”要保证世界上从未发生过裂变材料失窃事件是不可能的，未来也不可能保证任何（此类）尝试都将很快被消除从而阻止（这些材料）制成核装置。”

在这种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应该更重视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威胁；那些考虑采用核电的国家，尤须如此。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对核不扩散和核安保承担真正的责任，那么即使国际社会质疑其减少核威胁的意愿和能力时，它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因此，我不同意P. R. Kumaraswamy的看法，不认为核电可被视为一种”普通的能源选择”。同时，发达国家应停止危言耸听地将发展核能的计划跟核安保风险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比夸大威胁更能损害核不扩散和核安保的局势；此外，夸大威胁可能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质疑警告者的动机。为了各方利益，评估核安保风险时必须维持谨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