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反应堆和炸弹

六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又称”里约+20″，被多方批评未能就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毕竟国际社会近年来解决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方面，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进展甚微。在我的祖国尼泊尔，冰川正在退缩，生成新的湖泊，对生活在低海拔沿河地区的人带来可怕的风险。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也威胁着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饮用水的供应。

由于这些风险，很自然地，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高的中等收入国家 — 在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核能正是其中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导，核能可发电而不造成碳排放，是大量发展中国家正在考虑发展核电的一大原因。

但是，几个问题阻碍了核电在发展中世界的扩张。比如，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对这一有望因气候变化的恐惧而兴旺的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这起事故的发生提醒了人们，即使承认核电的积极作用，使用核电仍存在极大的固有危险。除了福岛事故这样的危险外，这些危险还包括武器扩散风险的增加。

然而，使得问题更复杂的是，遏制核扩散跟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这两项努力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力推动世界各地和平利用核电，并且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计划为1957年建立IAEA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但毕竟，1945年朝日本丢下两枚原子弹的是美国。时至今日，IAEA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以及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双重目标有时看起来仍是相左的。

称IAEA只关心阻止核技术的军事应用当然过于夸张，但该机构及其理事会有时被描述成对最强大的成员国有不当偏爱 — 使其对核扩散的关注显得大大超过了对核能发展的关注。该机构已被指责就一些《核不扩散条约》（NPT）签署国所谓的核扩散活动公布有缺陷的报告；例如，2011年11月对伊朗的一份报告已经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批评不仅仅来自伊朗人而已。反正，该机构对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承诺似乎与其在扩散问题上表现出的劲头并不匹配。

再以伊朗为例。IAEA和一些大国已在大力制止该国的武器化进程。伊朗跟五个公认的核武器国家以及德国之间的最新谈判并未取得积极成果；但在伊朗问题上已投注的精力似乎远远大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核电权利的努力。

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国2003年退出NPT条约，并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了核装置实验，可以说是由于 — 至少是部分由于 — 美国未能实现1994年《框架协议》中的承诺。根据该协议，美国要在朝鲜帮助建设抗扩散设计的轻水反应堆，并向平壤提供重燃料油以弥补朝鲜因终止其宁边核反应堆的运作所带来的电力损失。这些轻水反应堆一直都没完成；燃料油的运送也在2002年暂停了。目前，解决朝鲜核危机，就跟以往一样困难重重。

因此，IAEA（以及主要大国）未能在朝鲜阻止核扩散，在伊朗也濒临失败。说句公道话，该机构是设计作为预警系统，而非警察部队的；如果该机构认为某国未遵守NPT条约规定的义务，它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让联合国安理会注意该违约情况。不过，正如伊朗和朝鲜个案显示IAEA有时没有能力达成NPT条约的防扩散目标，该机构在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有时也是失败的。这也许表明了推广核动力堆跟禁止核武器之间的深刻冲突正在起作用。

障碍和解决方案。但是，不能把一切归咎于IAEA。商业考虑有时在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无助于实现”和平的原子能扩大利用且不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目标的。恰当的例子就是2008年美印核合作协议，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施加压力，说服核供应国集团授予印度这个非NPT条约签署国出口管制的豁免权。在这个例子中，核不扩散机制外的核武国获得了参与该机制方能享受的诸多好处。这样的做法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完整性毫无建树，因为所有渴望发展核能的国家都应有信心相信这个制度是公正的。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在核能发展的利弊间还是可能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的– 无论这风险是类似福岛的事故或是秘密追求发展核武器。建立这样一种平衡，可能要依靠发展具有增强安全功能的先进反应堆技术，其他有用的方法还可能包括核燃料循环多边化，以及相应加强控制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多边框架。如果能建立一个强化的框架，让所有国家都有信心，那么保障措施和安全方案就能不断提高。这样，就可能铺好一条路，通往一个负担得起成本的国家都会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时代。若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有害的影响，这样的一天必须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