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核事故与即兴大师

今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0周年纪念日。对于那些亲历事故的人们来说，当时的爆炸、疏散场面与惶恐的心理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很少有人会记得该核事故应对处置工作上所取得的一项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1986年11月，包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混凝土外壳竣工。来自前苏联各个地区的工人在极端的辐射环境下，在被毁坏的反应堆残骸上，建造了这座“石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混凝土，也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这座庞大的混凝土结构历经一些修补，已经矗立了30年了。（人们现在正在建造一座能够笼罩这座石棺的更大外壳结构。）

多年来，随着切尔诺贝利应急响应团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核专业人士受到的专业培训则侧重于如何预防下一起核事故。培训所强调的是“安全文化”。有了“安全文化”与“固有的安全设计”，本应保证有一个无核事故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似乎已经快要永久忘却应当如何应对处置核事故的发生。然而，2011年3月，一场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以及随即而来的大停电，使得一座世界级大核电站的多座反应堆陷于瘫痪。

作为研究苏联核电项目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我，看到福岛事故后立刻出现的人们之间相互指责的现象，感到十分痛心。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一幕幕又得到了重演。最先遭受谴责的是核电站操作员，其次是反应堆的设计，最后轮到了日本国家核管制架构。当然，“文化”也成为了罪魁祸首之一。

较之一些人最终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一场由前苏联造成的，且“永远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核事故——无论“这里”是指哪里——人们对福岛事故的态度却要积极正面得多。诚然，福岛事故证明，仅仅关注事故预防的核安全哲学是有极大弊端的。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和福岛事故之间的这几十年内，对事故防备与应急回应极度缺乏关注，然而现在这两个词汇已成为世界核工业的常用词。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转变还只是部分的。事故预防仍是重中之重；事故防备有时会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实际回应策略得到的资源（与想象力）仍然有限。

从福岛事故中“汲取的教训”——关于这些教训的报告仍然层出不穷——主要集中于技术和法律上的改进、组织的改革以及责任的分担。福岛事故促使美国核管理委员彻底修改了其关于事故预防、防备和回应的指导方针和具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核工业执行了一项名为“FLEX”的项目。该项目为各核反应堆现场和区域中心提供诸如额外水泵、发电机等硬件设备，以便满足出现事故的核反应堆的不时之需。在福岛事故发生之后，欧洲的核电站反应堆受到了“压力测试”的检验，而测试激发了拥有核电反应堆国家之间的对话，开始探讨是否应该统一各国关于核电站可能遇到的各种天灾人祸的管控手段。

诸如此类的步骤是正确的。然而，重视预防与防备而轻视回应的做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核事故往往比人们最糟糕的预期还要严重。核工业业界人士称核事故为“超过设计预期的事故”是不无道理的——人们只可能预料到少量的情况并做出相应的防备工作。因此，在为完全避免核事故努力的同时，有必要谋划依靠技术和团队合作的创新核事故应对策略。

一般来说，对应急回应人员的培训应该侧重于强调灵活应变和想象力的运用，其中尤为强调需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迅速做好评估分类工作。对于核事故应急回应的培训却不然。在应对“清单以外”的情况时，核工业业界人士似乎极不情愿运用人类想象力。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我不能对全世界的核工业都一概而论——核工业似乎过度强调控制。每一个可能预期的情况都有一个相应的计划。如果一个计划失效，还会有更多的计划。员工接受的培训即遵从程序，执行指令。他们若不照做，那肯定不是件好事。

这种做法，如人类学家Constance Perin所记录的，从根本上否认了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不完美技术（所有的技术都是不完美的）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更糟的是，该做法遏制了人们使用一种创造性的能力:即兴发挥的能力。尽管即兴发挥更多的时候会让人们联想到爵士乐，但是在发生紧急核事故时也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音乐演奏中，一说到即兴，就会让人们想起狂野、随性的独奏。然而，在紧急核事故培训中强调即兴的概念，将有利于回应人员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采取以技术为基础，团队为导向高度协调的应急措施。

在任何事故中都会出现即兴应对的状况。切尔诺贝利事故就是如此，尽管不能从任何对该事故的书面报告中找到对创造性想象力使用的描述。即兴应对在福岛事故中也起到了作用。其实，如果想要“终结”福岛核事故，就必须有更多的即兴发挥。人们往往只记住那些失败了的创意行动。但是这样做却会产生一种只重视控制与可控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将会被下一起核事故炸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