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承认你很吓人

我赞同我的圆桌讨论同行吴莼思和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的一些重要观点——拥有反卫星武器，并不会使任何国家发起的核战争成为理智行为；相较于限制太空武器，普遍实施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更直接地降低核风险。但是，我要反驳我的同行们所用的一个基础前提，即当美国就反卫星能力扩散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时，只是在试图——为了维护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华盛顿几十年前就已发展出来的能力。

无论各国官员口头上说他们正在太空中做什么，反卫星能力扩散是事实。中国2007年的“外空试验”,证明其有能力使用碰撞击毁技术,摧毁自身的一枚卫星——正如2008年，美国展示了其有能力改装宙斯盾导弹防御拦截器，将其用于瓦解其自身的一枚卫星（USA-193，其燃料罐被普遍认为会威胁“公共安全”）。类似地，虽然印度正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背景下开展反卫星研究，而没有独立的反卫星开发计划，但这个区别在军事上没有多大意义。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辩论反卫星武器对威慑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的潜在负面作用。关于此类问题的担忧，并不是发明出来针对中国、用于宣告其太空计划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军备控制逻辑的核心部分，催生了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还催生了一种约束反卫星武器的心照不宣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今天。1950年代末，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让苏联和美国都拥有了潜在的反卫星能力。到了1960年代末，苏联试验了一种初级、非核的反卫星武器。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均未穷尽其所能地快速开展专门的反卫星计划。两国也均未进行反卫星攻击。双方有着相同的判断：在一场危机中，无论射下对手的卫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短期优势，都不值得去冒使冲突升级的风险。

当然，这些年来，美国的反卫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卡特政府试图以法律形式限制开发和使用反卫星武器，但谈判以失败告终。这种方法遭到了里根政府的拒绝——那届政府认为苏联不可预测、缺乏透明度和约束，其态度比起如今美国最鹰派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投入反卫星武器的力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理由是防止较弱国家向美国及其盟友发起非对称攻击，而不是为了对可能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势均力敌的军事大国起到威慑作用。

如今，美国军方在太空中仍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但并未实施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其《2020年愿景》中呼吁的完全进攻和防守控制——这种领先地位，让华盛顿能够出于自身目的而自由进入并使用太空，能够保护其全部太空资产，并且能够禁止其他国家出于敌对目的而进入太空。国际社会也并未要求美国军方在太空中“控制全球公域”，将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给全世界。无论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抵制美国控制全球公域的努力，所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风险，以及高昂的花费。

未来，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或将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空间能力，无论是军民双用还是严格用于军事；在危机和低级别战争中，如何用这些能力来赢得或抵消优势，相关情景也将变得复杂。不信任将加剧。金钱将从其他用途上转移过来。关于太空预算、采购计划以及军事行动的保密度都将提高。广泛各类安全风险都将变得更加严峻。

战略对话能缓解事态，但前提是：各方都要承认，自身的一些外空试验、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将太空作为全球公域加以控制的努力，正使其他国家感到极度不安全。当然，正如几十年以来的做法，可以通过正式规则、非正式互为约束以及承诺的组合，减轻不安全感。但正如吴提到的，若能以互惠互利、平等和包容的方式，加强太空秩序的依法治理，则更有可能减轻不安全感。此类努力不能狭隘地只关注一种威胁（如具有杀伤力的反卫星武器）或一种风险（如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