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无旁贷

Maryam Javan Shahraki 在她的第二篇”圆桌讨论”文章中，对我第一篇文章中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强烈的意见。同时，她将伊朗的核意图描绘成明确的和平意图。她的论点在仔细研究下，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Shahraki 说我把伊朗和朝鲜混为一谈，看作”同一个妖魔化的全球安全威胁”是不妥的。虽然我并不同意 Shahraki 所暗示的”邪恶轴心”（the axis of evil）的看法，但我的确相信伊朗应该被归入这样一类国家：它们通过拥有或寻求核武器的行为，不顾一切地危害着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如果我的同行对这样的分类有意见，那错不在我的分析，而在伊朗本身的政策。

Shahraki 还指责我未能”区分一个国家核扩散所引起的合理担忧与伊朗铀浓缩所带来的焦虑，其实这两者颇为不同。”在我看来，其实很难分辨其中的差别，特别是伊朗现在的铀浓缩量超过了核电厂燃料所需的水平，并且其行事的方式也让人严重担心它的核计划中可能包含军事层面的内容。鉴于伊朗核计划的透明度较差，其他国家在它举行核武器剪彩仪式前就意识到伊朗核扩散是个威胁，这样的做法是很明智的。至于 Shahraki 说我未解释”为什么伊朗可能在中东引起一连串的核扩散事件”，她援引以色列和南亚的核武器为例，作出了部分解释。如此可以辩称，既然这些国家的核武器对伊朗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在可能出现的任何核扩散情况下，伊朗也许将继续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它的近邻，以及政治和宗教上的对手也开展核计划。

最后，Shahraki 说我确认了一种她所谴责的军备竞赛态度。但这种​​军备竞赛态度的支持者也应该会支持美国的核外交、以色列的核能力和土耳其的军购计划。而这些我都不支持。无论如何，拒绝交由伊朗全权处理其”核越轨”（nuclear transgressions）事宜并非好战。相反，这正是对公平问责的坦率尝试。

对审查的恐惧。在这一点上，我用一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事实来支持以上论点。

2012 年 11 月的报告中，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伊朗纳坦兹（Natanz）和福尔多（Fordow）铀浓缩设施的离心机数量已经越来越多。自从 2007 年”铀浓缩级联系统”（cascades）开始运作后，纳坦兹设施生产的低浓缩铀总额估计已超过 7,600 公斤。从理论上讲，假设这些燃料被浓缩到武器级的话，它们足够制成六、七件核武器。伊朗核计划中含有军事意图的迹象包括阿拉克（Arak）的重水慢化研究反应堆的建设 — 该反应堆可被用于生产钚并提供另一条到达核弹的路线 — 再想想，在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揭露其秘密前，伊朗一直对纳坦兹和阿拉克设备的运作保持绝对机密 — 要对伊朗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善意继续存有信心是很难的。

即使有人认为未有确证前宁信伊朗无辜，表明帕尔钦（Parchin）炸药测试设施中有过清理活动的卫星照片也需要一个全面、令人信服的解释，德黑兰拒绝让 IAEA 全面核查包括帕尔钦在内的几处设施也同样需要解释。更不用提伊朗一再未能执行”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及被称为”修改后的准则 3.1″的规定，后者要求伊朗尽早向 IAEA 提交新设施的设计信息。如果你没什么可隐瞒的，那又为什么要担心更严格的审查呢？

面对事实可能很难，令人不快，尤其是当这些事实反应了自己祖国的糟糕的一面。然而，在学术领域，我们不能让忠诚和情感妨碍我们的判断，限制我们思维的严密性。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曾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个牌子，上面写着”The buck stops here”，即”责任到此，不能再推”的意思。学者也不能推卸责任。作为学者，我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伊朗问题上，责任不能推卸到别处，必须止于德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