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激励和支持

日益流行的手持设备给普通百姓参与条约的核查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曾有人建议，智能手机中的加速度计可以用来检测不同寻常的可能代表核试验的地震事件，各种数据众包也可用以识别想颠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尝试。随着手持设备继续普及 —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变得更加便宜 — 社会核查的机会预计也将得到增长。

但是手持设备不过是运行软件的硬件 — 这类工具有时也被称为"有形的推动者"。社会核查想要获得蓬勃发展，无形的推动者也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包括公众更广泛地理解防扩散以及裁军工作的重要性；意识到手持设备对促进这些工作的潜力（即，了解什么样的人可能借助手持设备来检测并报告）；以及最终愿意参与社会核查的措施。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建立这些无形的推动者，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而言，裁军和防扩散问题似乎是低优先级的事务。与当地关注的紧急问题相比，条约核查工作可能很难激起公众的热情，即使作了有力的教育工作也是一样。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的有些部分持有全球观，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有很好的理解，但是他们的观点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愤世嫉俗。发展中国家可能认为，这一机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使得某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看法只会因两者之间粗糙的关联性而加剧，即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没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同时，核武国往往是强有力的防扩散措施最积极的支持者，但在全面裁军上问题却通常都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承诺。因此，要在发展中国家激发社会核查的热情，防扩散这个论点可能是错误的基础。

一致的激励。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下，社会核查成功的潜力可能较大。例如，一些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有从事精密工程的公司 —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意可能意味着固有的核扩散风险，因为其有能力生产可能被用作恶意用途的产品。例如，2004年，一家马来西亚精密工程公司因其涉嫌为利比亚的铀浓缩计划生产部件而被调查。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马来西亚于 2010 年通过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其中包括一些重罚，它们可能涉及从业于精密工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即使这些专业人士对作为促进防扩散的手段之一的社会核查本身并不感兴趣，也可能会发现其个人和职业利益跟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如果精密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真的积极参与到社会核查中，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生态系统"，从而使他们的努力可以获得最高的成功机会。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态系统 — 也许包括在线支持、官方宣传以及促进与相关领域专家的联系 — 可能最好通过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方法来建立。物理学家 Joseph Rotblat 建议，参与报告核查问题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将"不得不成为……国家法律法规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一个仅依赖于法律法规的社会核查生态系统 — 特别是如果它们与附加议定书或联合国安理会 1540 号决议等国际法律工具密切结合 — 将要奋力克服发展中国家中所存在的对防扩散倡议的讽刺态度。仅靠这样的法律结构本身，很可能不会有效。

那么，国家当局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社会核查呢？当局可以支持建立社会媒体工具，让专业人士来讨论社会核查的实际执行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快速响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疑虑，从而为这些讨论做出贡献；也可以促进有助于社会核查的专业人士与在裁军和防扩散方面活跃的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任何社会核查的生态系统，只有依靠一个可信的全面裁军路线图和朝着这一目标取得的进一步进展，才会运作得最好。全面裁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将为发展中国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注入更广泛的信心，而这反过来会激发个人对社会核查工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