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第一轮文章中，参加本次"圆桌讨论"的作者明确了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检测及应对新兴及再出现疾病，或防止及检测恶意或意外释放的病原体。这三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重要，但却已非疾病控制讨论中的新观点。

Oyewale Tomori 提出了各国卫生能力的几点缺陷，包括疾病监测系统不足以及实验室支持较差。他建议，各国"对疾病监测、预防和控制系统应有‘所有权’"，并敦促各国政府共享信息和资源。Maria José Espona 则侧重于监测系统所提供数据的完整性，并认为卫生专业人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专业人士，往往在产生精确数据的方面能力低下。她认为，教育是新兴病原体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些作者表示认同，并且在第一轮文章中论证了科学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改善至关重要。

但是，第一轮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在国际卫生讨论中受到关注，特别是在《生物与有毒武器公约》（BTWC）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讨论。Oyewale 和 Espona 提出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由《国际卫生条例 (2005)》应对，该条例是在 WHO 主持下各国协商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各国"发展最低的核心公共卫生能力。"为了支持这一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预警和应对部（Department of Global Capacities Alert and Response）致力于加强国家与国际疾病监测和应对能力。至于科学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和意识改善，过去八年来 BTWC已将这些问题定为防止生命科学恶意使用的关键。

国家能力、疾病监测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不足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得不到成功解决？可能的答案是，这些不足是全球卫生系统中更大问题的症状表现。正如 Tomori 在第二轮文章中所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治理薄弱或腐败。另一个问题是，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公共卫生议题的优先级相对较低。

但除此之外，尽管 BTWC 有潜力在卫生领域提供国际合作和卫生交流的框架，有效性却因其当前的惯性而大打折扣——这可以追溯到 2001 年建立条约核查机制的谈判崩溃。像其他裁军条约一样，BTWC 也容易受到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今天，条约范围内的决策过程几乎不存在。

2011 年，在该条约第七次审查会议前，共同作者 Gould 与 Jeremy Littlewood 和 Gigi Kwik Gronvall提出，解决 BTWC 萎靡不振的一个方法可能是更积极地执行该条约第十条，鼓励各国分享知识和技术。除其他事项外，这种共享可以改善疾病检测和应对。Gould, Littlewood 与 Gronvall 建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不应再被作为捐助国和不幸的受助国之间的互动——这条建议如今看来跟 2011 年时一样中肯。

事实上，当涉及疾病监测和应对时，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与的，与其能从与更富裕国家交流中获得的一样多。但从目前的情形看来，发展中国家并不认为 BTWC 是提出顾虑与分享知识的有用渠道。这就导致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如果该条约要成为真正关系到新兴国家的科学家与民众——且在国际层面更加有效的渠道——那么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程序中打上自己的印记。BTWC 中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关切议题的讨论，会造成语言上和概念上的距离，并最终导致冷漠。必须克服这个问题，这样所有缔约方才能有效参与进来。

遗憾的是，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民间社会沿用 BTWC 的程序。旨在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的国家活动家团体数量也同样不起眼。因此，该条约尽管可以提供一个强大工具来促进有关疾病控制的国际讨论，却还是有所欠缺——需要政治压力和明确的目标，来实现那些可以对抗疾病传播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