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军备控制的逻辑

吴莼思在第三轮中称，关于军备控制的提议应该符合当前安全形势，而基于冷战逻辑的理念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对于既具有合理用途、又可能造成潜在威胁的空间技术，在开发、试验和使用此类技术时，各国认为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和机遇，又如何确定合作形式加以应对，应该是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这样的讨论是否必须重起炉灶？冷战时期军备控制背后的形势和担忧，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比多数人料想得更大，因而可以纳入21世纪的太空军备控制逻辑。

吴将冷战时期军备控制背后的形势归纳得过于简单：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能够畅通无阻地交流，互相拥有关于对方偏好的准确信息，因而达成了双边协定。但许多谈判——包括《外层空间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都是多边的。不信任、缺乏交流、秘密和外交谨慎，使超级大国不断互相猜测对方的意图。在苏联取得与美国核“平等”之后很久，政策制定者仍在辩论两国当前或未来能力之间真实或想象的不对称的重要性。

同样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支持反卫星武器不会增加核战争风险、不需要反卫星军备控制的论点，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在第二轮中分析了一种安全情景，听起来很像是军备控制反对者在1970年代用过的一种情景的翻版。当时，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将苏联描绘成越来越强大、具有侵略性，若有任何机会可避免毁灭性报复，就很可能首先发起核攻击的一个国家。在哥帕拉斯瓦密的情景中，中国取代了苏联的位置。虽然哥帕拉斯瓦密最后称，并不必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太空对抗能力感到紧张，但他忘了一点：不论有没有反卫星武器，也不论是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和当年苏联领导人一样，不会认为对美国或其盟友发起蓄意核攻击是理性之举。

实际上，当今关于太空和战略稳定性的主要关切，不外乎《外层空间条约》曾试图应对的那个风险：当战争似乎即将到来，如果各方有能力将武器放入太空，或摧毁用于预警、侦察或通讯的卫星，则对太空资产展开先发制人攻击的激励因素就会增加。在冲突一开始就使用反卫星武器，可能导致一场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同时降低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资产的有效性，而这些资产是有技巧地管理危机、控制冲突升级和结束战争所必须的。

相互让步。吴和哥帕拉斯瓦密都强调：太空安全规则必须对后来者公平。事实上，《外层空间条约》和相关太空安全协议的制定，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双边战略稳定性，同意也明确旨在帮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太空用于广泛各类和平目的，而不必受到歧视，或无意中干涉到其他人对太空的使用。

显然，关于各国认为太空中存在哪些威胁和机遇、有哪些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合作安排，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例如，哥帕拉斯瓦密写道：“印度的政策管理者似乎十分清楚硬杀伤武器在太空中的危害”——他指的是否只是因试验（或使用）专用于硬杀伤的反卫星武器而产生的碎片？他是否也意识到了，开发可改装用于反卫星目的的导弹防御部件，同样具有危险性？与此同时，中国专家常称，降低核风险的方法应是让核武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为了换取美国明确表态其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对核攻击起到威慑作用，北京又如何应对华盛顿对中国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担忧呢？

此类讨论应在一些重要方面区别于促成《外层空间条约》的谈判。正如该条约制定者所料，技术已经取得进展，出于各种目的利用太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已经上升。太空合作的目标也应随之拓宽，应不仅关注提升威慑稳定性，而更应关注预防新挑战，如太空碎片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加剧。与其使用稻草人论证，拒绝承认先前军备控制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不如将新旧观点结合起来，找到最适合今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