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核新闻现状

埃及政府今年的科学研究支出约占GDP的1%，和2011年0.23%的记录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即便如此，科学家的收入依旧不高，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这使得科学家们纷纷选择往生活水平更高、更易获取先进技术、政治局势更加稳定的地区移民。

科学记者认为他们能为埃及科学走出困境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尤其是在报道核问题时。革命爆发之前，每当我撰写与埃及核项目相关的话题时，总是遇到保密过度的问题。穆巴拉克政权将所有原子能事务都视为最高机密。监管委员会负责审查媒体，此类主题的报道只有少数被允许刊登，即凸显政府成就的核新闻。即便在今天，埃及的宪法草案仍没能就国家安全与媒体自由、公众知情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明确表态（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将于12月22日结束）。

空间小、资金少。在埃及少有从事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主要是因为媒体仍不确信科学报道的重要性。科学报道很难登上报刊首页，有些报刊甚至完全不为科学新闻分配版面。科学报道也得不到多少拨款——报道核问题及其他科学问题的记者收入低下，结果就是科学报道贫乏，而且记者交出的报道不是从西方文献翻译过来的，就是过度依赖新闻通讯稿。而会发布通讯稿的研究中心也只有寥寥数家。

比起向读者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信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往往更重视官员会见及出行安排。记者不允许踏入埃及原子能管理局，也不能不经许可同管理局内的任何科学家交谈。有些记者对访谈准备不善或是发布消息不准确也是许多科学家拒绝接受采访的原因。

培训缓慢。我遇到的另一大挑战就是业内的培训课程过少。我是2004年成为科学记者的，但直到2008年，国内才第一次出现针对科学记者的课程。这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埃及办事处同欧盟合作融资赞助的——埃及报纸一般都没兴趣针对如此专业的领域为员工提供培训课程。记者只能靠自己，通过独立阅读、查找何处提供培训课程来提高自身技能。

出国参加科学会议则是另一大挑战。大部分报社都不赞助记者参与此类活动，记者只能去拉外部赞助。我曾参加过六场在国外举办的科学会议，全都是由一家认可我报道的国际机构赞助的。

这种现象令人遗憾，因为国际会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士交流对话的绝佳场合。2011年，埃及原本被指定为的主办国，但由于政治动荡，活动不得不改在多哈举行。以我参加会议的感受，这场活动其实很有意义，与会者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使得这场会议名副其实成为了一次多文化交流的经历。各国情况虽有所不同，但全球的科学记者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例如如何最有效地与科学家沟通、如何扩大影响面、传播新闻报道、激发公众对科学的探讨等等。

前路展望。理想情况下，媒体应成为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发展的关键助力。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理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这一局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改善：比方说，应当为科学记者组织更多的研讨会、培训课。媒体协会应为这些课程筹募资金，并且发起科学新闻竞赛，赞助相关奖项。各大学的大众传媒学院也可通过开设专门的科学新闻专业，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但科学记者自身也必须为职业而战。我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仅仅是交出好的稿子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获得编辑的认可，说服他们在政治新闻之外也刊登科学新闻。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记者自主决定哪些核信息是值得发表的，并且意识到审查无助于国家安全。事实上，审查可能只会让公众更加抗拒核项目。比如埃及提出的El-Dabaa地区核电项目，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他们或是不满土地征收，或是担忧项目危害环境健康。若是政府能首先更加开诚布公地与公众交流，也许现在这些问题就不至于如此棘手。

在印度，从核不扩散政策到核武器原则、再到民用核能安全，关于核问题的公开讨论往往十分浅薄，印度的核机密文化则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核机密文化来源于几个因素，有些是印度自身特有的，有些则是外部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国家体制将核信息与政策制定限制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962年的原子能法。该法为大部分民用与军用核项目披上了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就连国会监管都受到限制。因此，核问题相关决策便落到了少数科学家与官僚手里，他们有时被称作印度的"核飞地"，因其甚少受到监管，信息更是极少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军队虽然负责核武器库的部署，在其中却并未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个导致核问题被过度机密化的因素就是：核项目起步的头二十年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核信息与决策的小团体内部存在分歧，许多成员反对发展核武，这使得核项目是否应纳入军事元素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印度因此选择在不正式宣布引入军事元素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双轨项目。之后，由于西方国家不断阻挠，试图破坏这一游离于国际安防机制之外、事实上是民用与军用混合的核项目，印度国内越来越担忧：任何由印度披露的核信息都会被西方利用，对印度不利。一系列针对印度核项目的国际制裁，是印度核科学家逐渐发展出这一机密孤立的核文化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一旦印度的核项目看似受到了国外"新帝国主义者"的围攻，并被打上国家尊严的旗号，得到公众认可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于是，核技术逐渐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而事实证明，这极大地损害了关于核政策的坦诚辩论。即便在核项目错误百出、在许多领域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也从未遭遇过大规模的反对声浪。关于核项目功过的辩论被极大地压制，科学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公众的视线都集中在诸如核试验这样的象征性成就上。核项目被圣化、不容许辩论，其机密性也被视作必需，甚至是一项优势。

"不叫的看门狗"。更糟的是，在许多国家都起着监察作用的机构——独立监管机构、国会、媒体等等——在印度却存在各种缺陷，限制了他们参与辩论的能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责监管印度反应堆安全的首要机构原子能管理局，正是它本应监管的对象原子能部的下属机构。最近，政府监管机构检察审计署便对原子能管理局缺乏自主权的现状提出了质疑。正如上文所说，国会被特意排除出核政策制定的范围，甚至被剥夺了核项目拨款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媒体也深受结构问题所苦。媒体市场竞争极为激烈，有超过500台电视频道和7万家报社。整个市场目光短浅，深入的政策分析缺乏施展空间。报道篇幅简短，充斥了各种广告。几乎没有几家报纸有科学记者，更不用说聘请专门研究核问题的专家了。大部分媒体和公众一样，轻易地相信以往的国际制裁使印度不得不保持核项目的神秘性，甚至直到今天也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的核机构毫无与公众沟通的意识，甚至可以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公众已经基本接受了核孤立主义。然而，随着印美签订核合作协议，核项目走向国际化，这种自认不受正常公众讨论制约的核文化开始显现出其弊病。今天，随着公众开始抗议建设民用核电反应堆以及政府试图避免主动实施之前支持的核禁试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曾经除了首相和极少数人之外不需对任何人负责的核机制如今正身陷困境。

印度的核机密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核神秘主义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国际制裁，如今不仅仅已是不合时宜，也成为了印度核电项目扩张的绊脚石。虽然印度与外界超过30年的核贸易中断已然结束，本应为印度的核电项目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法律责任问题、反对核能的政治抗议、土地收购问题都阻碍着核项目的发展。原子能部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公众沟通的弊病正是造成或者恶化这些问题的一大因素。如今，原子能部与其下属机构已经在开始学习公共外交与大众传播之道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一成长中的全新开放文化体制化，从而确保印度的核机密文化被画上永远的句点。

下面这则轶事阐明了俄罗斯官方是如何应对外界对其核政策的评论的。

2012年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时任俄罗斯首相，当今的俄罗斯总统——在一场会议上对全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总编们大发雷霆。他向Ekho Moskvy电台的Alexei Venediktov抱怨，最近在该电台听到两个国防分析家"大放厥词"——其中一位是战略评估学会主席Alexander Konovalov，还有一位就是我——普京称这些分析师是在为某个外国势力（影射的是美国）的利益服务。

Konovalov提出美国导弹防御设施的位置不应引起俄罗斯政治与军事领导人的担忧，因为这些设施对国家的核威慑力量几乎不造成任何威胁，普京对此尤为愤怒。事实上，普京表示，若是美国在格鲁吉亚为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雷达设施，俄罗斯可能会将部分导弹瞄准第比利斯。但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打算在格鲁吉亚部署雷达设施。的确，美国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去年提出过该提议，但这不过是宣传的噱头，美国政府也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一提议。普京当真相信他是核武器专家，但他在导弹防御事务上的立场却出卖了他。

歇斯底里症与吓人的怪兽。核武器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如此根本的一部分，以至于报道或质疑核武政策的记者都可能面临"不爱国"的指责。自普京初次掌权以来，俄罗斯就通过一系列外交手腕将核战略问题推向前台。政府认为，俄罗斯只有通过强调自身的潜在核力量才能彰显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形象。因此，政府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从苏联手中继承的庞大核武库来加强对国际事务影响的机会。事实上，在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讨论中，俄罗斯政府似乎对核问题之外的其它事务缺乏兴趣。普京顽固而不遗余力地将核弹头数量提升为国际事务的重中之重，以此来转移外界对俄罗斯弱项的关注——比如说，同普京的"超级大国"野心并不匹配的经济发展水平。他相信美国是其所有问题的来源，抓住一切机会提醒美国政府：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摧毁美国。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常常用炒冷战的冷饭来表达对西方政策的不满。举个例子：俄罗斯政府不满格鲁吉亚希望加入北约、乌克兰也有加入的可能，便声称若它们加入北约，西方必然会在两国建立军事基地，部署瞄准俄罗斯的导弹。俄罗斯政府也反感美国与西欧国家表达对其压制公民自由的不满，对策便是歇斯底里地抗议北约打造军事优势。

以上所述大部分都可以在普京于2007年在慕尼黑发表的讲话中得到验证：普京称，基于对相互毁灭的恐惧而构建的和平"曾经是足够可靠的"，但"如今这样的和平似乎也不那么可靠了。"他把冷战时期的问题，诸如平衡欧洲传统武器与导弹防御的事务重新提上谈判桌，又不断指责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试图打造超越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核武器是国家的主要资产，这一理念妨碍了各种严肃问题的讨论，像是俄罗斯是否需要维持比肩美国的核力量。在俄罗斯国内，关于当前最为迫切的核问题——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也少见有理性的辩论。俄罗斯坚称美国正在通过导弹防御破坏战略稳定，威胁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但是俄罗斯国内却无人有意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导弹防御也就成了政府用来吓人的怪兽，和北约扩张说一样变成了达成各种政治目的绝佳手段。

事实上，普京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极度恐惧。但他恐惧的不是核战争，而是在俄罗斯爆发橙色革命。俄罗斯政府对这种"颜色革命"极度多疑。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担忧是假的，因为俄领导人明白这些计划对俄罗斯的威慑力量毫无威胁，但是，他们却随时准备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橙色瘟疫"时出手打压。美国一手造成了伊拉克的政权交替，又促成了利比亚的权力更迭。如今，美国也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同样的变革，而俄罗斯政府认为，美国还在谋划推翻俄罗斯现任政权。

提示、暗示、叛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核政策表示怀疑也就相当于质疑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影响的不仅有记者，还有非政府组织。数家俄罗斯研究机构聘请了非常资深的核问题专家，这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学者Alexei Arbatov领导下的国际安全中心、Sergei Rogov为首的美国与加拿大研究学院、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已经退休的Vladimir Dvorkin将军和Viktor Esin将军等杰出专家都加入了这些机构。但是这个专家群体在核问题上却选择避免与政府直接沟通。他们更倾向于话里藏话地提出暗示，隐晦到了政府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分析师们也许会就如何推进裁军进程给出建议，但政府官员却称俄罗斯没有兴趣推行任何形式的裁军。

如今，政府机关拥有了一项极为有效的新工具，可以制止任何关于核武器的探讨。最近，俄罗斯实施了一项叛国罪法，可以对任何被认为从事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活动的组织相关人员定罪。"安全"这一概念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而这项新法就是逼迫任何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包括记者——噤声的最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