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新兴病原体

无论是天然还是人造新兴病原体的爆发，都不只是卫生问题；也表明了其他几个维度的挑战——法律、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提高疾病监测是克服许多挑战的核心。

疾病监控要求收集有关特定国家和地区当前及过去的疾病信息，并为了解新疾病的爆发和判断新疾病是天然还是人造（当然还包括其他事项）提供必要的背景。多数情况下，国家卫生机构收集这些信息，再将之转发给世界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实体。在那里，信息被编译成数据库并公布。但它并不总是好的信息。

我跟疾病统计打交道已经超过十年。可悲的是，我发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关于疾病患病率的信息往往有矛盾。例如，几年前，当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报告有登革热病例时，巴拉圭则没有。从地理和疾病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一直到巴拉圭也提供了最新数字才得以消除。

如今国际旅游容易，且对游客健康的管理松散，在这样的世界里，有错误的疾病统计相当令人不安。令人不安的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造成了有些非常糟糕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拥挤、卫生差、饮食没营养使得疾病盛行。不准确的统计数据也意味着对公共健康和国防领域国家举措的重大阻碍。如果你不能自信地说出贵国存在什么疾病，你怎么能制定出对抗疾病的战略计划？怎么能衡量疾病对贵国人口造成的影响？怎么防止恶意人士用致命的病原体造成伤害？更好的有关疾病患病率的数据对帮助研究人员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以及履行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等文件的承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建立更有效的疾病监测，就有必要改进两个主要领域：法律与体制领域以及教育领域。

针对新兴疾病的国家法律与体制框架已经存在，分为卫生和武器两个组成部分。在卫生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对抗击众多疾病的工作进行监督。在武器方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日内瓦议定书》和澳大利亚集团（一个非正式的出口控制实体）旨在抑制生物武器的发展。但这两个领域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叠——譬如，黄热病和登革热同时跟卫生和武器这两方面都有关系。这导致很多重复的工作，因为负责报告疾病的个人和机构通常必须要向几个实体报告。这增加了数据存在差异的机率。如果国际卫生和武器机构将疾病监测当作各自工作之间的自然联系点，这些问题可以得到纠正了。

但无论以卫生为导向和以武器为导向的组织之间的协作如何紧密，如果当地卫生专业人员缺乏履行疾病监测职责所必须的教育和训练——这是常有的情况，那么有关疾病爆发的数据就将继续存在不足。国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有时缺乏鉴别疾病的能力。有时，他们不清楚要报告哪些疾病，或要报告个别病例还是仅报告重大疫情；他们可能不确定该报告所有病例还是仅报告致死病例；而且，应该按照年度、月度还是每当发生令人担忧事件时才进行报告，也存在混乱。

好消息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善卫生专业人员和官员的教育来解决。坏消息是，目前在国际或国家层面并没有什么改善教育方面的努力。诸如世界卫生组织等实体应制定教育项目，解决这些问题，监察项目成效，并与相关的国家层面的举措进行协调。自下而上的努力也是有用的。例如，布拉德福德大学已开发了出色的工具，可用于对卫生专业人员就向《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报告数据等议题进行培训。要创造一个面对新兴病原体更加安全的世界，要求各个层级——从城市到国家政府，从区域组织到全球组织——都发挥自己的力量来改善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

­病原体无国界。要控制疾病暴发——包括由天然或人造的新兴病原体导致的疾病——都要求地方与国家应急措施同步，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科学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科学家在日常研究中跟病原体打交道，沉浸在跟病原体有关的文献资料中，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充当疾病爆发的早期预警系统。他们参与生物安全（biosafety）、生物安保（biosecurity）和两用控制措施并认可这些措施，对应对新兴病原体所带来的威胁而言至关重要。（"生物安全"一词，简单来说，强调的是防止意外暴露于病原体或意外释放病原体。"生物安保"指防止病原体被盗、丢失或转移。"两用"研究是指可被滥用从而威胁公众健康或国家安全的合法研究。）

作为第一道防线，科学家经常发现自己得到那些关心病原体控制的人士的热情拥护。但科学家所接受的有关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研究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责任、专业精神和良好行为的相关准则却存在严重问题。伦理道德教育往往未能使科学家做好准备来满足世人对他们的期望，而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就全球层面而言，伦理道德教育依然零散且无统一标准。在国际伦理道德教育变得更加全面之前，我们很难给予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科学家真正的信心。

科学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必须有重点，这样才能使科学家看到正在讨论的话题的价值——即，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得到科学家的接受。教育如果不被接受，那么除了为科学家提供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与两用问题风险的相关信息外，伦理道德教育便没什么其他作用了，无法鼓励科学家对研究的滥用进行批判性反思，或进行合乎伦理道德的决策。

在涉及生物安全的领域，得到科学家的认可并不是那么困难。与研究相关的生物安全风险以及科学家应对这些风险的责任，都是伦理道德课程里相当直截了当、基本可控的组成部分。但要使科学家们正确认识安保隐患——无论这些隐患属于生物安保的类别还是两用的类别——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科学家通常认为这些隐患与其日常的研究实践没什么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在降低其工作被滥用的风险这方面，实际上几乎没什么能做的）。如果向科学家提出其有责任减少那些他们认为毫无根据的风险，那么伦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伦理道德教育的界限必须小心把握——鼓励符合伦理道德的决策和批判性的反思，而不夸大研究本身固有的安保风险。

中低收入国家经常遭遇长期缺乏正式的伦理道德教育的问题。在这些国家，科学家所接受的绝大多数教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拨款要求或合作协议规定必须提供这样的教育（或以在线课程形式）。因此，科学家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是极为泛泛的——或者，即使内容具体，针对的也是高收入国家的研究环境。这些脱离背景的伦理道德教育所讨论的研究类型通常不在中低收入国家的考虑范围内——并且科学家很难看出讨论不在其涉及领域内的风险意义何在。而且，诸如卫生保健工作欠佳等非常明显的问题也可能超过中低收入国家的安保关切，这使得伦理教育更加复杂。

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尚不具备，也不可能很快发展出一个全面架构，让科学家可以报告有关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的关切。较富裕国家的这类架构可能并不完美，且依然是大量讨论的主题，但这类架构确实存在。因此，参与伦理道德教育的人士必须非常小心，不要给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提出他们没有途径践行的责任。伦理道德教育活动必须在责任和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否则，科学家会认为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毫不切合他们的研究。

对付新兴病原体威胁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发展更好的生命科学伦理道德教育方法。随着教育方法的发展，必须不断重申不能一刀切——任何成功的伦理道德教育模式必须满足一些议题，譬如应用该模式的文化环境以及针对具体研究环境的可行性。（再说，要使得伦理道德教育国际一致，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伦理道德教育克服这些挑战前，将极难建立一个科学家——明确意识到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的科学家——的全球社群，而这样的科学家才可以作为抵御新兴病原体的团结的第一道防线。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科学界对病原体的出现与再出现投入相当多的关注和研究精力。但在资源有限的国家，情况往往并非如此。非洲地区特别容易爆发脊椎动物和人类（人畜共患病）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这包括埃博拉病毒、裂谷热和鼠疫。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些疾病的风险，而且还频繁出现跨境爆发。但非洲国家往往无法或不能有效地应对新疾病的出现或地方疾病的再出现。

主要有几个原因。非洲的疾病监测系统薄弱，实验室的支持较差，因此很难产生评估疾病负荷与按恰当顺序采取应对措施所需要的数据。没有好的信息时，通常便会否认新病原体的出现——直到疾病暴发达到流行病的程度。一旦疫情蔓延开来，受影响的国家遭到国际卫生机构的入侵，但这些国家在恐慌和应对危机的模式下行动，而且它们的工作收效甚微且来得太迟。病原的爆发最终成为外国研究人员和医疗机构完善技能的机会，使得资源贫乏国家的科学家永远依赖外人——沦落为样品收集员，而无法控制自己国家下一个病原的爆发。

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第一步就是关注病原在当地出现的过程。病原体出现的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各不相同。一种病原体出现或再出现的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病原体本身的遗传变化或适应；与气候、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模式相关的环境条件；以及与病原体的人类宿主，包括人口分布、国际贸易格局、抗生素滥用、人们职业所暴露的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疏失及生物恐怖主义。这些因素和条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相互作用——因此，对预防和控制新兴与再出现疾病的第一步，就是透彻了解病原在地方上出现的过程。一旦有了这种认识，政府、机构和专业人士（尤其在是发展中世界的）必须在对抗新兴及再出现的疾病时，致力于发挥界定明确且积极的作用。

尤其至关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每个国家对疾病监测、预防和控制系统应有"所有权"；这样才能制定针对特定国家的应急措施。对这些系统拥有所有权，就得对其作出真正的政治承诺，并需要为疾病监测和实验室支持系统提供足够的资源、资金和人力。关键的是，在广泛传播之前，各国须有系统能够检测、识别和遏制具有流行可能性的病原体。

对政府而言，在对抗疾病中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实施合适的应急方案；协调人类和动物健康监测系统之间的协作互动；为地方卫生人员提供培训、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和赋权的工作环境，从而建立和维持他们对抗疾病的能力；并建立一套多学科的疾病控制方法，能够让不同领域的人士在控制新兴与再出现疾病方面发挥所长。（例如，私营部门应该很快参与进来，因为疾病爆发威胁每个人的经济安全。）

要使世界在面对新兴与再出现的病原体时更加安全，也需要大量的全球协作。各国应合作实施政策，例如控制病原体通过现代运输系统传播的能力的政策；应该参与区域监测和应急活动；应共享实时监测信息，从而在人畜共患疾病感染人类前便被发现疾病。同时，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应协作加强对人畜共患疾病的感染高危人群的监测。由于其广泛的地域覆盖范围和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科学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应作为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帮助提供全面的监测和应急能力。同时，可建立创新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可持续的全球疾病监测系统。与新兴和再出现疾病的斗争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挑战，需要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