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和长崎:吸取教训了吗?

1945年8月,标志核子时代来临的三位一体核试验刚进行了三个星期,美国就在广岛引爆了“小男孩”,造成数万人死亡。数日之后,同样的命运随着“大胖子”降临长崎。历史学家不断争论:这两次核爆炸究竟是必要还是无端,是正当还是犯罪,是促成了日本投降还是与其投降无大关联。如今,随着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渐渐走向人生终点,世人从两次核爆炸中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教训?——下一个七十年中,能否依然不发生战时核武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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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1945年未吸取的教训

1945年5月,一个由军官、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诺曼·拉姆齐(Norman Ramsey)等著名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可能针对哪些目标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这一委员会的记录中,揭露了这些有影响力的顾问所持的动机和态度。他们建议,“最初的使用应足够引人注目,当关于这一武器的宣传发布时,使国际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将京都作为“AA目标”,因为“优势在于那里的人们更聪明,因而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武器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最终放过了京都,决定选择广岛。那座城市同样被评为“AA”,其“优势”在于:“可从临近的山脉加以瞄准”,可以造成“这座城市的一大部分被毁”。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向日本人发放了传单,解释说华盛顿拥有“人类至今发明的最具杀伤力的炸弹……这一可怕的事实请您好好考虑。”同时,白宫以胜利者姿态发布了一份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准备好更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人在任何一座城市地面上的每一家有生产力的企业。”

这些记录表明,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是按恐怖行动计划和实施的。民族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辩称,相比美国入侵日本,轰炸是更好的选择——但在这场辩论中,不需要引入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就足以形成道德判断: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尽过努力,同时挽救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

历史记录是:并没有。先不提《波茨坦公告》——其无条件投降要求的遣词造句似乎意在鼓励拒绝、为投放原子弹提供理由——除了在有人地区使用原子弹之外,杜鲁门政府拒绝考虑的其他选项。1945年6月,有先见之明的弗兰克委员会在向战争部长传达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在沙漠或荒岛上……演示新武器”。这一建议很快遭到战争部长的科学顾问团拒绝,他们认为“除了直接军事用途之外,没有可以接受的其他选项”。

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追逐战略目标时,对人命的漠视。如果美国人在战争结束时对其政府的这一特征有更好的认识,他们可能在之后美国干预他国时会表现出更大的反对。但在战后,民族主义辩解者成功地淡化了广岛和长崎给世人的教训。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国内对其进军东南亚——在二战后仅仅几年之后就开始了,且最终导致当地数百万人死亡——的反对被抑制了这么久。如今,美国军方仍然试图传达原子弹的积极形象。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初,在背后驱动“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军事行动的军事教义,其目的在于“震撼整个国家,达成类似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武器对日本人起到的效果”。

为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辩解的理由,其根本基础是这样一个想法: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的标准,不适用于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正是因为这一假定,使得经常对国际军备控制努力造成阻碍。关于伊朗的主流西方话语坚称:德黑兰不应获得原子弹——但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或以色列持有核武库同样是有问题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乎裁军的实际问题。自从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上将试图买下全世界所有铀储备的荒唐举动,美国就已经开始一场正在慢慢输掉的战斗,也就是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试图控制核武器向别国散播。广岛和长崎后的七十年中,八个国家获得了核武器。由于多个核武国这一布局的内在不稳定性,在未来七十年中,能确保世界不再发生核爆炸的途径只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全面核裁军,核不扩散将完全不可持续。

正义的秩序。正如政治未能吸取两次轰炸的教训,科学界也未能深刻反省自身在核武器开发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连“目标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学术界中逃脱了谴责。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回忆录举例说明了科学界是如何为自己与军方的合作文过饰非的:“冯·诺依曼给了我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你不需要为你所在的世界负责。所以,我培养出很强的社会不负责任心。”

科学家们如此平息自己的良心,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后人们对美国国防建设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解释道:“面对大笔钞票,无论是政治信念,还是厌恶政治的性格,都不足以让稳住物理学家们。”

这种情况将权力从研究方向拱手让给国防产业,而且还限制了学术机构中异见存在的空间。例如,根据一项称为所罗门修订案的美国法律,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不允许军方招聘人员进入,或者禁止后备军官训练团,就将被剥夺任联邦研究资金。

在印度,情况类似:原子能部资助数学和理论物理学。1962年,著名数学家D·D·高善必(D. D. Kosambi)从塔塔基础研究院中被除名——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份有错误的黎曼假设证明,但更有可能的实际原因是他对核武器与核能的公开反对。几十年后,原子能部要求数学科学院针对该系曾撰文反对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教员采取措施。类似的事件在最近也有发生——虽然,因其性质,此类事件难以全面记载。

在核时代中,人类的生存与战争的废除紧密相连——这一点早已明确。但是,只有在正义的国际秩序下——不容忍强国侵略,国际关系以平等而非例外主义为引导,科学以社会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为引导——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轰炸广岛和长崎70周年之际,是时候该让全世界承认这些教训并行动起来了。

核武器:还不够禁忌

我希望我可以说,世人已经充分地吸取了广岛和长崎轰炸的教训。不幸的是,我必须说,事实恰恰相反。

为什么?首先,全世界有许多人认为投下原子弹——无论对于广岛和长崎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性后果——依然挽救了生命,或许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因为这样做及时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历史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日本当时在亚太地区已经败下阵来。欧洲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溃败;欧洲、北非和中东战事已经结束,只留下日本孤军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战争拖延多久。正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言,“日本已经准备好投降,没有必要用那种可怕的东西打击他们。”

第二,没有人因广岛和长崎而被送上法庭,而这对人们如何看待两次轰炸有着深远的影响。德国和日本战犯接受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而像柯蒂斯·李梅上将这样的人——在广岛和长崎之前,他开展的空袭就已经烧毁了日本多座城市,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却没有被绳之以法。“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李梅后来说道,“那么我们都会作为战犯被起诉。” 但是,美国并没有战败,而在其后数十年中,对于两次轰炸的合法性并没有充分的辩论。结果,核武器从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

第三,核俱乐部的成员——如美国俄罗斯——有时为了达成政策目标,曾发出过核威胁。这些目标包括威慑敌人的军事行动、实现政权更迭等等。不幸的是,此类威胁可能会使国家领导人认为,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必须建立核威慑力量——朝鲜就是一个例子。话说回来,历史上的领袖都希望获得自己所在时代最具威力的武器。因而,核不扩散在未来几十年的前景,很难令人继续保持乐观。

最后,国际关系业内人士往往将核威慑力量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关于冷战历史一种常见说法是,美国和苏联是迫于相互确保摧毁以及对方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才保持克制的。这防止了危机爆发成为危险的冲突。但是,那个时代的条件是极为特殊的。例如,美国和苏联人口最多的地区之间相隔万里。如果任何一方发起核攻击,另一方会有时间发起报复。这的确让威慑变得比较可靠。国际安全分析人士往往未能意识到:在一个密集地区,例如中东,威慑就会变得不太可靠。而且,在那个极为动荡的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各国之间的仇恨有时极为强烈,以至于某些领导人如果能够得到核武器,可能已经不计后果地使用了(甚至不考虑对自身的后果)。广岛和长崎轰炸对日本人民造成的悲剧,许多人还没有从中深刻吸取教训,而他们有时也会对敌国的人缺乏同理心。

国际社会已经联合进行了各种努力以避免核扩散。但是,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仍在继续传播。核武器有可能落入具有世界末日观点的恐怖主义组织之手,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我担心在下一个七十年中,可能不会依然不发生战时核武器爆炸。

 

在幸存者的有生之年

广岛和长崎核爆70周年极具象征意义。毕竟,七十年大抵相当于人类的平均寿命——对于亲历过战时核爆炸的少数人而言,剩余时间正在流逝。广岛和长崎的许多幸存者(在日语中称作“被爆者”)已经去世。仍然在世的幸存者不到20万人。被爆者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他们将给世人留下怎样的遗产?世人是否吸取了被爆者努力告诫的教训?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会如何铭记广岛和长崎?

数十年来,被爆者不知疲倦、充满勇气地讲述着他们的悲惨经历。他们警示世人,勿忘核武器造成的残忍、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后果。他们一再派出代表,参与联合国大会,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审议大会。他们发起了写信运动,敦促核武国加速核裁军。他们向政策制定者和普通人呼吁,创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但在日本以外,他们的呼声往往被漠视。事实上,他们发出的信号有时被严重误读,以至于他们描述的恐怖经历竟成了一些国家以威慑的名义开发核武器的诱因。

但是,威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七十年中,核武器并未用于战争。在韩战和越战期间,美国都曾考虑过使用核武器,但最终并未使用。美国领导人拒绝了核选项,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而是因为他们理解核选项将会引发的实体、人道主义和政治后果。换言之,并非因为对手准备好了使用核武器,而是认识到核武器的灾难性影响,才避免了这70年间发生战时核爆炸。

但是,随着被爆者不断老去,随着他们记忆的消逝,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在国家政策辩论中可能会弱化。如今,甚至在日本,核威慑信条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少。这为一小撮狂热分子鼓吹日本应成为核武国提供了空间。

即便如此,被爆者的梦想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近年来他们对于核裁军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希望。他们的希望重新燃起,这主要是源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使用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

运动正兴起。可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在2010年的一份呼吁,标志着这一“人道主义倡议”的开端,那份呼吁提到核武器造成了“难以言说的人类苦难”,号召“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消除核武器。次年,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代表会议发布了一项决议,强调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以及]其对环境和未来世世代代造成的威胁。”这份决议呼吁所有国家“确保永远不再使用核武器”,带着紧迫感和决心共同努力,达成一项关于消除核武器的约束力协议。

然后,201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一场NPT会议上,瑞士代表16个国家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了核裁军的人道主义意义。这份声明并未号召禁止核武器。但是,支持这份声明的国家越来越多。截至今年4月,159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声明的第6版。

与此同时,召开了一系列以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为主题的国际大会。这些大会以广岛和长崎为训,收录了来自被爆者的证言,还收录了核试验幸存者的证言。专家们强调,任何核爆炸——无论是有意、意外还是出于误判——都将引发灾难性后果:数以千万计的人将会死伤或流离失所。全球气候将会陷入混乱,导致饥荒。通讯基础设施将被毁坏,全球经济将遭受重创,使政府或救援机构都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人道主义响应。

回应这些骇人情景,2014年墨西哥纳亚里特人道主义大会的主席表示“是时候应该启动一场外交进程”以便“通过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达成新的国际标准和惯例。”他还表示,“在过去,武器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被消除”而“这正是通往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换言之,他呼吁彻底禁止核武器——这在相对较弱的NPT裁军要求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他指出,广岛和长崎袭击70周年是“达成我们目标的合适里程碑。”

实际上,现有的国际法并未对核武器加以妥善监管。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核武器并未被明令禁止。NPT是唯一包含约束性核裁军承诺的多边条约,但是这份条约虽然防止大多数国家获取核武器,却事实上允许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现在需要的就是从法律上完全禁止所有核武器。

为了纠正核裁军体系中的这一根本性缺陷,奥地利政府于2014年的维也纳人道主义大会上提出了《人道主义诺言》。在这份诺言中,奥地利呼吁NPT所有各方“寻找和采取有效措施,填补法律空缺,禁止和消除核武器。”这份声明虽然以相当平淡无奇的外交语言写成,但似乎指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足以实现核裁军,并承诺采取行动建立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法律架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已开始推广这份诺言,现已获得110多个政府的背书,而这个数字正在继续增长。

相称的遗产。70年来,被爆者一直努力告诫世人:核武器违反人道,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在纳亚里特,被爆者节子·瑟罗(Setsuko Thurlow)说:“虽然我们被爆者倾尽毕生精力,告诫人们核战争的恐怖,但将近70年来,核裁军的进展微乎其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新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最终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现在,那些曾亲历战时核爆炸的人们所剩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应该尽快建立一项国际条约,使核武器成为可耻的犯罪,并要求将其完全消除。只有这样一份条约才能体现对被爆者七十载努力的尊重,才能为他们提供一份相称而持久的遗产。

 

Round 2

政治森林,技术树木

第二轮中,我的同行川崎哲讨论了福岛灾难及其对核武器的意义,而穆斯塔法·克巴洛格鲁则深入探讨了日本的钚储备问题。两位作者均从技术和人道主义层面,对核安全与安保表达了重要观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广岛和长崎轰炸所摆出的核心政治问题: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体系,允许美国政府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然后让那些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在国内和国际上逃脱他们本应承担的后果?

军控学界基本上回避了此类问题。这并不是说学界着力应对的技术问题不重要。例如,克巴洛格鲁通过探讨日本的钚储备问题,提醒了我们:民用核工业本身就会增加核扩散风险。政策制定者充分利用了这种模糊性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早在1955年,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就已承认“原子能工业将使许多国家获得足够的裂变材料,之后建造原子弹就将成为一个简单步骤。”毫无疑问的是,印度的原子能计划为核武器提供了基础。目前,印度正准备将一座原型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投入运营。据称,这是一座500兆瓦的动力反应堆,但一直未被纳入国际保障措施,可能将被用于每年生产多达140公斤的武器级钚。

与此同时,川崎认为,福岛事故突显了动力反应堆和核武器对于和平时代造成的危险,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核工业界,用“纵深防御”这个术语描述用于保护反应堆的冗余安全系统。但是,一场未预见的事件有时可能会同时影响多个系统元素;例如,在福岛,13台备用柴油发电机中的12台都因海啸而无法运作。所以,当各国政府使用这些流行术语,意在表明他们对核武库有着完全可靠的控制时,人们有理由持有怀疑态度。而电影《奇爱博士》中情景也可能发生:内部人员蓄意谋划核武器灾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班的坠毁——副驾驶将飞机驶向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同时利用飞机自身的安保系统,将另一名飞行员锁在驾驶舱之外——正是此类事件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

挑战和改革。虽然有必要改进核安全与安保,但我们不能忘记:轰炸广岛和长崎是蓄意的政治决定。而且,美国政府不顾轰炸带来的恐怖,曾一再考虑再次采取类似行动。

1969年,亨利·基辛格给理查德·尼克松写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袭击北越的可能计划。这份备忘录不仅强调了“行动必须严酷无情”,而且提出“必须坚定决心,为夺取成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份备忘录附加了一张“重要问题”清单,其中包括:“我们是否应该准备使用核武器?”离今天较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新闻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报道中指出,布什政府曾考虑过对伊朗使用战术核武器。

这两次情况,美国政府最终均未实施核攻击,但此类事件必须放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看待——也就是,美国军方曾一再使用非核的恐怖战术。例如,2004年,面临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抵抗,美军包围并使用白磷(一种燃烧性的化学品)袭击了这座城市,并且占领了费卢杰综合医院,导致该市大部分人口因恐慌而逃离。

此类事件揭露了一种政治体系的真面目:掌权者根本不顾其行动将对人类造成何种后果。在美国,权贵对内开展宣传攻势,将其行动粉饰成必须而有理的(或至少是基本出于善意的),以此使自己不必在国内承担任何政治后果。

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地反击那些虚假声明。的确,为起到这种作用,学术界人士必须走出自己的传统学科定义,走入一个实质并非技术而属政治的地带。但是,使广岛和长崎核爆炸得以发生的这种体系,只有从根本上对其发出挑战、加以改革,我们才有希望从世界上消除核武器。

 

钚如何伤害被爆者

川崎哲在第一轮中写道,被爆者(即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幸存者)在核裁军方面进行着崇高的努力,但在日本以外“往往被漠视”。的确,被爆者发出的信号“有时被严重误读”,以至于“竟成了一些国家以威慑的名义开发核武器的诱因”。

这实在令人扼腕。但是,我仍不禁疑惑,世界之所以未能重视被爆者传递的信息,是否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拥有大量钚储备,且其数量仍在增加?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战时核武器爆炸的国家,原本比其他国家更有资格传递核裁军的理念,但其如今拥有如此大量的裂变材料,我怀疑这是否会削弱其在倡导核裁军时的说服力。

这些年来,日本积累了大约47吨的钚(从核反应堆乏燃料中分离出来的)。在这47吨中,有36吨储存在英国和法国,11吨储存在日本。这一数量的钚足以制造数千个核武器,因而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永不开发核武器承诺的信心。日本作为全世界唯一的核战争直接受害方,本应得到的同情也因此而减少。

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倾向进一步加剧了问题。正如川崎写道,如今在日本,“核威慑信条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少”,“一小撮狂热分子鼓吹日本应成为核武国”。与此同时,核裁军倡导者建议日本学习瑞典,将无核武器状态作为国家外交和安保政策中永久性、无条件的一部分;而日本官员对此的回应是,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已经规定了禁止将核技术用于军事。而这并不能提振国际社会对日本将永远无核的信心。

未来的路。日本当局应该考虑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作出最大诚意的保证,承诺日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成为核武国。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日本的钚储备必须停止增长。这意味着,应该停止六所村钚后处理设施的相关计划——在延迟了数十年、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之后,这一设施现计划将于2016年开始运作。第二,日本当局应该考虑扩大其在动力反应堆中使用钚铀混合氧化物燃料的计划。这样做可以在长期中减少钚储备。如果日本不再分离更多的钚,并逐渐用尽其已有的钚,该国就将能向全世界发出强有力的核裁军信号,或许还能促进国际间加强合作,使已提议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成为现实。

我意识到,在钚储备问题上责问日本,可能会被认为有失公允,尤其是因为日本政府数十年来在核不扩散方面的表现一直值得称赞。我还意识到,日本领导人对朝鲜核武库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公平的建议是,日本解决自身钚问题的同时,其友邦和盟国也应寻求方法加强与东京的团结,提升该国的安保。

 

福岛已证明,核危险持续存在

2011年8月9日——原子弹轰炸长崎过去66年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才过去五个月——长崎市长田上富久撰文评论道:直至福岛之前,许多人一直错误地认为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全世界2万多个核武器呢?”田上问道。“我们是否依然认为,世界因为核威慑力量而更安全?我们是否理所应当地认为,核武器再也不会被使用?”

四年之后,福岛灾难仍常见诸报端——10万撤离民众无法重返家园,现场情况也依然没有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广岛和长崎原爆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世界的注意力也已不再放在核武器上。但是,这些武器造成的风险并没有消失。

人类错误,技术故障。2012年,经日本国会授权、对福岛灾难进行调查的一个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事故是“重大的人为灾难”。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工厂的运营方和国家监管机构都知道福岛设施需要加固结构,但选择了不作为。的确,日本政府、工业界与核问题专家维持着一种互相勾结的关系,他们也因而得到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外号:“原子能村”。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2015年5月的福岛最终报告中,批评了工厂运营方对“可能性低、后果代价高”的事件缺乏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称,这场事故部分源于“日本多年来不断强化的一种基本假设,即认为核电站先进的技术设计,可以充分保护其免受基本风险。”

核武器是否可以免遭此类严重过失?答案是否定的——有理由相信,与其他人类一样,负责核武器的个人也会不愿意应对艰难挑战,倾向于回避可能引发麻烦的真相,也完全可能有出错的时候。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在2013年出版的《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一书中, 列举了许多涉及核武器的严重事故(也称为“断箭”事件),这些事故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核设施。施洛瑟认为,没有一种确定无疑的方法可以完全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和安保,他将核武器称为世界上“最致命、最危险的机器”。

即使可以假定核武器将再也不会在战时被蓄意使用(由于如今世界中许许多多不可预测的冲突,这样的假设可能是一厢情愿),也难保指挥和控制核武器的个人永远不会犯下灾难性错误,导致爆炸。(据共同通信社今年的报道,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位于冲绳群岛的美国导弹专业人员曾收到一份错误发出的原子弹发射命令。)也无法假定技术系统将永远不会出故障,无论是由于老化等日常原因,还是由于网络袭击等一些可能性相对较低的原因。

当然,核爆炸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人们曾经也认为福岛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低。但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

 

Round 3

科学为和平

先前在第三轮中,我的同行川崎哲讨论了日本声明的原则(主张裁军)与其政策(并不推进这一理想实现)之间的对立矛盾。穆斯塔法·克巴洛格鲁对土耳其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相同的状况。例如,英国致力于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展核裁军,但当工党最近推选了一位反对核武器的新任领袖时,执政的保守党却将他描述为“国家安全的威胁”。然而,为了给这轮纪念广岛和长崎轰炸70周年的圆桌讨论画上句号,我认为应该把注意力转回美国,也就是这个当年发起那两场攻击的国家。

如今,美国的核政策依然是一个紧迫的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在西亚的持续军事介入,以及其与伊朗的争端。在这一背景下,在美国关于伊朗核协议的争论中,有若干方面令人堪忧。

美国主流的争论局限在狭隘的边界之间。一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诺(Mitch McConnell)于9月称“伊朗的核计划毫无疑问是旨在开发核武器的”,并对奥巴马政府“默许伊朗霸权”表示惋惜。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批评了伊核协议协议,因其不允许“核查人员7天24小时随时随地进入”。为了减轻此类担忧,29位知名美国科学家于8月上书奥巴马总统,将伊核协议描述为“一项创新的协议,具备……严格的约束条件”——但也暗示“若发现重大违反协议的情况,将为干预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然而,这种为伊核协议所做的辩护却未能指出一个根本性问题:能够证实伊朗近期曾开展核武器研发的证据很少。的确,前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曾表示,当美国出示伊朗核武器计划“证据”时,“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其中是否有任何属实的情况”。此后,天野之弥接替巴拉迪,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改变了其立场。但考虑到被泄露的来自美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的外交电文,这就不足为奇了。那些电文将天野的上任描述为“十年一遇的机会”——部分是因为天野“在每一个关键战略决定中,都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处理伊朗涉嫌的核武器计划”。

此外,有必要提醒的是,伊朗从未在美国境内发起过攻击,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这样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于1953年支持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出的由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领导的伊朗政府。1980年代,华盛顿曾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而在1988年,美国海军曾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导致290名乘客死亡。近来,华盛顿则为伊朗东南部的真主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过支持

军备控制核查在伊拉克的历史也是有关联的,尤其是针对“随时随地”的要求。斯考特·里特(Scott Ritter)是一位曾在1990年代参与伊拉克核查工作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他指出,美国将这一过程“当作一种特洛伊木马,趁机植入情报收集能力,以便打击萨达姆·侯赛因。”

这些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伊朗政府不愿向侵入性的核查开放其军事设施,也彰显了美国在西亚的意图:美国政策制定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非国家安全。所以,德黑兰摆出了一个问题:与依靠美国援助和支持的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不同,德黑兰并不受美国的摆布。

美国可以通过坚持要求以色列加入中东无核武器区,通过公开承诺放弃对伊朗使用武力,从而确保安全,而不是强调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途径已通过不结盟运动得到了世界大多数政府的认可,但是美国科学家对于是否应该明确阐述这些途径,往往顾虑重重,担心不会得到华盛顿的认真对待。但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为进步派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让他们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向民主党人提供建议和支持的层面——毕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倡导以更切实际的方式,来维护华盛顿的主导地位。通过结合自身技术知识和国际认可的政治主张,科学家们可以直接介入伊朗问题的公共辩论,揭露美国核政策中的矛盾,为和平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核矛盾

第二轮文章中,我写道日本的钚储备会削弱被爆者发出的核裁军讯号,似乎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我的同行川崎哲对“日本核政策内在的双重标准”的讨论。在第三轮中,作为回应,我也来讨论一下我自己的国家——土耳其——的双重核标准。

土耳其是核不扩散和裁军体制中表现良好的一员,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法律文件的签约国,也是桑戈委员会与核供应国集团等倡议的成员国。而且,该国也长期倡导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鉴于中东日趋严峻的安保状况,土耳其官员把建立无核武器区描绘成一项紧迫的集体责任。

但是,土耳其也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一联盟的安保战略以及维护持团结和分摊负担的原则背景下,安卡拉数十年来一直允许美国在土耳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官员们相信,这些武器加强了华盛顿对跨大西洋安保的承诺,有利于提升大规模威慑力量的可信度。

所以,一方面,土耳其致力于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另一方面,安卡拉又允许在其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器,并且强调核裁军需要时间和耐心——诚然,近期内不可能实现完全核裁军。这一自相矛盾的方针,降低了土耳其在核不扩散与裁军体制中的地位——至少是在土耳其的中东领邦眼里,而在该地区要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这些领邦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消除这种矛盾,并与土耳其早已声明的原则实现一致,安卡拉应该开展细致的审议过程,并与华盛顿的紧密磋商,以便着手开始将战术核武器退回美国。

土耳其官员可能会辩称,将美国武器物归原主,有损于土耳其的安保。但即使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乌克兰局势中恶化,想象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种“热”对抗(更不用说核交战了),用战略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话来说,也是在“设想不堪设想的事情”。即便发生了这种假设情景,战术核武器也很难发挥作用!

况且,除了在土耳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以外,北约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向土耳其提供外延的威慑力量。例如,美国核潜艇可以临时部署至地中海东部,可以到访土耳其港口。此类措施将对不友好国家发出有力讯号。在此方面,28个北约国家中的20个都没有部署核武器,但所有28个成员国都处于这一联盟的核保护伞下。

吊诡的是,如果核武器从土耳其撤出,一些西方专家可能会质疑土耳其的核武装计划,怀疑安卡拉是否有意自主开发核武器。但是,从安保角度,并没有因素激励土耳其这样做。而且,土耳其若踏上核武器的冒险之路,将使其与欧盟本已紧张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阻碍土耳其实现最终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抱负。

其他部署有美国核武器的欧洲国家,对是否应该保留这些武器,也各自开展了辩论。德国、意大利、荷兰与比利时都至少表达了意愿,希望讨论将美国核武器从欧洲大陆撤走。另外一些国家由于俄罗斯而担忧自身的安保状况,因而抵制这一建议(土耳其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土耳其开始认真讨论从其境内撤出核武器,并不会显得过分。

与此同时,土耳其民众如今并不同情北约和美国。北约已从持“硬力量”立场的集体防御组织,转变成了持“软力量”立场的集体安保组织,其强有力的形象也已淡化。北约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主要服务于美国利益、维持美国霸权的组织。土耳其如今普遍存在反美情绪,从土耳其境内撤走美国核武器,或将获得民众支持。

部署美国核武器对于增强土耳其安保作用甚微,却降低了土耳其在核不扩散与裁军方面的发言权,而且还会惹怒土耳其民众。是时候让华盛顿把它的武器带回家了。

 

遥远的东京

第二轮中,穆斯塔法·克巴洛格鲁称日本的钚储备有损于被爆者所传递的核裁军诉求。苏富拉·拉祝的关注点在于华盛顿继续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这一问题与日本直接相关,因为华盛顿的核保护伞罩着东京。我的这两位同行的文章分别以不同的方式,都指出了日本核政策内在的双重标准。

在日本,不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难以厘清这个国家在核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日本的历届首相多年来一直声称废除核武器是本国的第一要务,东京也定期向联合国提交此类决议。因此,在日本民众中广泛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东京在核裁军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但这种观念并不太准确。

冷战结束已经几十年了,日本却依然固守着冷战时期的核威慑理念。2012年,瑞士和其他15国共同发布了一份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声明,日本起初拒绝参与,因为该声明呼吁将核武器“宣布为非法”。最终,迫于民众批评的声音,东京改变了路线,但强调近期内不会支持禁止核武器。日本也尚未加入《人道主义诺言》——一个不断壮大的倡议,旨在呼吁各国“填补法律缺口”,朝着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方向努力。

东京甚至曾一度对部分核裁军的措施都予以抵制。华盛顿在开展《核态势评估报告》工作时(完成于2010年),曾考虑过一种称为“唯一目的”的战略。这种战略意在将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定义为:对美国或其盟国的核攻击起到威慑作用。经过内部辩论,日本政府担心这一变动将有损于核保护伞,因而表示反对。

此后的2013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长崎大学发表了“关于日本全面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的综合思考”。他骄傲地表示,日本将呼吁核武国将核武器的使用仅限于“基于个人或集体自卫权的极端情况”。在场的长崎轰炸的幸存者深感震惊,大惑不解日本怎能容忍核武器的使用——哪怕是为了自卫。

岸田的讲话成为了长崎和广岛的耻辱。但是,人们却没怎么注意日本官方对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依赖,也没有注意到在针对朝鲜的六方会谈的早期,日本政府曾请求华盛顿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不要排除对平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一个国家怎能一边领导全世界走向核裁军,一边想象华盛顿代表其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

不仅日本的核裁军政策自相矛盾,其核不扩散政策也是如此。在日本,人们广泛认为,该国的核电站单纯为和平目的而建,与武器无关。学者在政府和产业界的撑腰下,以权威姿态声称:日本的钚只是“反应堆级别”的,因而无法用于武器。日本民众普遍不知道的是,无论哪种形态的钚都会造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克巴洛格鲁建议,日本可在动力反应堆中采用钚铀混合氧化物燃料,以应对其钚问题。但我认为,合并钚储备并将其储存在严格控制之下,将会安全得多。鉴于日本在福岛之后对核能的依赖降低,这也是更现实的做法。至于动力反应堆产生的乏燃料,从安全与核武不扩散两个层面而言,本地干式储存都是比后处理好得多的选择。无论如何,六所村后处理厂的全面启用(目前计划定于2016年)将发出关于全球武器扩散的一个糟糕信号。

广岛和长崎轰炸的幸存者常常不辞辛劳,只为将自己的诉求传递到华盛顿、莫斯科和平壤等外国首府。从广岛和长崎到东京,只需火车即可直达,但这段离自己国家首都的距离,有时对于被爆者却显得如此遥远。

 



Topics: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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