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和长崎：吸取教训了吗？

1945年5月，一个由军官、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诺曼·拉姆齐（Norman Ramsey）等著名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可能针对哪些目标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这一委员会的记录中，揭露了这些有影响力的顾问所持的动机和态度。他们建议，“最初的使用应足够引人注目，当关于这一武器的宣传发布时，使国际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将京都作为“AA目标”，因为“优势在于那里的人们更聪明，因而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武器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最终放过了京都，决定选择广岛。那座城市同样被评为“AA”，其“优势”在于：“可从临近的山脉加以瞄准”，可以造成“这座城市的一大部分被毁”。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向日本人发放了传单，解释说华盛顿拥有“人类至今发明的最具杀伤力的炸弹……这一可怕的事实请您好好考虑。”同时，白宫以胜利者姿态发布了一份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准备好更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人在任何一座城市地面上的每一家有生产力的企业。”

这些记录表明，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是按恐怖行动计划和实施的。民族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辩称，相比美国入侵日本，轰炸是更好的选择——但在这场辩论中，不需要引入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就足以形成道德判断：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尽过努力，同时挽救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

历史记录是：并没有。先不提《波茨坦公告》——其无条件投降要求的遣词造句似乎意在鼓励拒绝、为投放原子弹提供理由——除了在有人地区使用原子弹之外，杜鲁门政府拒绝考虑的其他选项。1945年6月，有先见之明的弗兰克委员会在向战争部长传达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在沙漠或荒岛上……演示新武器”。这一建议很快遭到战争部长的科学顾问团拒绝，他们认为“除了直接军事用途之外，没有可以接受的其他选项”。

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追逐战略目标时，对人命的漠视。如果美国人在战争结束时对其政府的这一特征有更好的认识，他们可能在之后美国干预他国时会表现出更大的反对。但在战后，民族主义辩解者成功地淡化了广岛和长崎给世人的教训。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国内对其进军东南亚——在二战后仅仅几年之后就开始了，且最终导致当地数百万人死亡——的反对被抑制了这么久。如今，美国军方仍然试图传达原子弹的积极形象。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初，在背后驱动“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军事行动的军事教义，其目的在于“震撼整个国家，达成类似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武器对日本人起到的效果”。

为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辩解的理由，其根本基础是这样一个想法：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的标准，不适用于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正是因为这一假定，使得经常对国际军备控制努力造成阻碍。关于伊朗的主流西方话语坚称：德黑兰不应获得原子弹——但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或以色列持有核武库同样是有问题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乎裁军的实际问题。自从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上将试图买下全世界所有铀储备的荒唐举动，美国就已经开始一场正在慢慢输掉的战斗，也就是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试图控制核武器向别国散播。广岛和长崎后的七十年中，八个国家获得了核武器。由于多个核武国这一布局的内在不稳定性，在未来七十年中，能确保世界不再发生核爆炸的途径只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全面核裁军，核不扩散将完全不可持续。

正义的秩序。正如政治未能吸取两次轰炸的教训，科学界也未能深刻反省自身在核武器开发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连“目标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学术界中逃脱了谴责。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回忆录举例说明了科学界是如何为自己与军方的合作文过饰非的：“冯·诺依曼给了我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你不需要为你所在的世界负责。所以，我培养出很强的社会不负责任心。”

科学家们如此平息自己的良心，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后人们对美国国防建设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解释道：“面对大笔钞票，无论是政治信念，还是厌恶政治的性格，都不足以让稳住物理学家们。”

这种情况将权力从研究方向拱手让给国防产业，而且还限制了学术机构中异见存在的空间。例如，根据一项称为所罗门修订案的美国法律，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不允许军方招聘人员进入，或者禁止后备军官训练团，就将被剥夺任联邦研究资金。

在印度，情况类似：原子能部资助数学和理论物理学。1962年，著名数学家D·D·高善必（D. D. Kosambi）从塔塔基础研究院中被除名——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份有错误的黎曼假设证明，但更有可能的实际原因是他对核武器与核能的公开反对。几十年后，原子能部要求数学科学院针对该系曾撰文反对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教员采取措施。类似的事件在最近也有发生——虽然，因其性质，此类事件难以全面记载。

在核时代中，人类的生存与战争的废除紧密相连——这一点早已明确。但是，只有在正义的国际秩序下——不容忍强国侵略，国际关系以平等而非例外主义为引导，科学以社会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为引导——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轰炸广岛和长崎70周年之际，是时候该让全世界承认这些教训并行动起来了。

我希望我可以说，世人已经充分地吸取了广岛和长崎轰炸的教训。不幸的是，我必须说，事实恰恰相反。

为什么？首先，全世界有许多人认为投下原子弹——无论对于广岛和长崎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性后果——依然挽救了生命，或许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因为这样做及时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历史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日本当时在亚太地区已经败下阵来。欧洲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溃败；欧洲、北非和中东战事已经结束，只留下日本孤军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战争拖延多久。正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言，“日本已经准备好投降，没有必要用那种可怕的东西打击他们。”

第二，没有人因广岛和长崎而被送上法庭，而这对人们如何看待两次轰炸有着深远的影响。德国和日本战犯接受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而像柯蒂斯·李梅上将这样的人——在广岛和长崎之前，他开展的空袭就已经烧毁了日本多座城市，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却没有被绳之以法。“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李梅后来说道，“那么我们都会作为战犯被起诉。” 但是，美国并没有战败，而在其后数十年中，对于两次轰炸的合法性并没有充分的辩论。结果，核武器从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

第三，核俱乐部的成员——如美国和俄罗斯——有时为了达成政策目标，曾发出过核威胁。这些目标包括威慑敌人的军事行动、实现政权更迭等等。不幸的是，此类威胁可能会使国家领导人认为，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必须建立核威慑力量——朝鲜就是一个例子。话说回来，历史上的领袖都希望获得自己所在时代最具威力的武器。因而，核不扩散在未来几十年的前景，很难令人继续保持乐观。

最后，国际关系业内人士往往将核威慑力量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关于冷战历史一种常见说法是，美国和苏联是迫于相互确保摧毁以及对方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才保持克制的。这防止了危机爆发成为危险的冲突。但是，那个时代的条件是极为特殊的。例如，美国和苏联人口最多的地区之间相隔万里。如果任何一方发起核攻击，另一方会有时间发起报复。这的确让威慑变得比较可靠。国际安全分析人士往往未能意识到：在一个密集地区，例如中东，威慑就会变得不太可靠。而且，在那个极为动荡的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各国之间的仇恨有时极为强烈，以至于某些领导人如果能够得到核武器，可能已经不计后果地使用了（甚至不考虑对自身的后果）。广岛和长崎轰炸对日本人民造成的悲剧，许多人还没有从中深刻吸取教训，而他们有时也会对敌国的人缺乏同理心。

国际社会已经联合进行了各种努力以避免核扩散。但是，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仍在继续传播。核武器有可能落入具有世界末日观点的恐怖主义组织之手，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我担心在下一个七十年中，可能不会依然不发生战时核武器爆炸。

 

广岛和长崎核爆70周年极具象征意义。毕竟，七十年大抵相当于人类的平均寿命——对于亲历过战时核爆炸的少数人而言，剩余时间正在流逝。广岛和长崎的许多幸存者（在日语中称作“被爆者”）已经去世。仍然在世的幸存者不到20万人。被爆者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他们将给世人留下怎样的遗产？世人是否吸取了被爆者努力告诫的教训？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会如何铭记广岛和长崎？

数十年来，被爆者不知疲倦、充满勇气地讲述着他们的悲惨经历。他们警示世人，勿忘核武器造成的残忍、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后果。他们一再派出代表，参与联合国大会，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审议大会。他们发起了写信运动，敦促核武国加速核裁军。他们向政策制定者和普通人呼吁，创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但在日本以外，他们的呼声往往被漠视。事实上，他们发出的信号有时被严重误读，以至于他们描述的恐怖经历竟成了一些国家以威慑的名义开发核武器的诱因。

但是，威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七十年中，核武器并未用于战争。在韩战和越战期间，美国都曾考虑过使用核武器，但最终并未使用。美国领导人拒绝了核选项，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而是因为他们理解核选项将会引发的实体、人道主义和政治后果。换言之，并非因为对手准备好了使用核武器，而是认识到核武器的灾难性影响，才避免了这70年间发生战时核爆炸。

但是，随着被爆者不断老去，随着他们记忆的消逝，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在国家政策辩论中可能会弱化。如今，甚至在日本，核威慑信条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少。这为一小撮狂热分子鼓吹日本应成为核武国提供了空间。

即便如此，被爆者的梦想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近年来他们对于核裁军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希望。他们的希望重新燃起，这主要是源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使用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

运动正兴起。可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在2010年的一份呼吁，标志着这一“人道主义倡议”的开端，那份呼吁提到核武器造成了“难以言说的人类苦难”，号召“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消除核武器。次年，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代表会议发布了一项决议，强调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以及]其对环境和未来世世代代造成的威胁。”这份决议呼吁所有国家“确保永远不再使用核武器”，带着紧迫感和决心共同努力，达成一项关于消除核武器的约束力协议。

然后，201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一场NPT会议上，瑞士代表16个国家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了核裁军的人道主义意义。这份声明并未号召禁止核武器。但是，支持这份声明的国家越来越多。截至今年4月，159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声明的第6版。

与此同时，召开了一系列以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为主题的国际大会。这些大会以广岛和长崎为训，收录了来自被爆者的证言，还收录了核试验幸存者的证言。专家们强调，任何核爆炸——无论是有意、意外还是出于误判——都将引发灾难性后果：数以千万计的人将会死伤或流离失所。全球气候将会陷入混乱，导致饥荒。通讯基础设施将被毁坏，全球经济将遭受重创，使政府或救援机构都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人道主义响应。

回应这些骇人情景，2014年墨西哥纳亚里特人道主义大会的主席表示“是时候应该启动一场外交进程”以便“通过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达成新的国际标准和惯例。”他还表示，“在过去，武器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被消除”而“这正是通往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换言之，他呼吁彻底禁止核武器——这在相对较弱的NPT裁军要求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他指出，广岛和长崎袭击70周年是“达成我们目标的合适里程碑。”

实际上，现有的国际法并未对核武器加以妥善监管。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核武器并未被明令禁止。NPT是唯一包含约束性核裁军承诺的多边条约，但是这份条约虽然防止大多数国家获取核武器，却事实上允许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现在需要的就是从法律上完全禁止所有核武器。

为了纠正核裁军体系中的这一根本性缺陷，奥地利政府于2014年的维也纳人道主义大会上提出了《人道主义诺言》。在这份诺言中，奥地利呼吁NPT所有各方“寻找和采取有效措施，填补法律空缺，禁止和消除核武器。”这份声明虽然以相当平淡无奇的外交语言写成，但似乎指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足以实现核裁军，并承诺采取行动建立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法律架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已开始推广这份诺言，现已获得110多个政府的背书，而这个数字正在继续增长。

相称的遗产。70年来，被爆者一直努力告诫世人：核武器违反人道，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在纳亚里特，被爆者节子·瑟罗（Setsuko Thurlow）说：“虽然我们被爆者倾尽毕生精力，告诫人们核战争的恐怖，但将近70年来，核裁军的进展微乎其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新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最终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现在，那些曾亲历战时核爆炸的人们所剩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应该尽快建立一项国际条约，使核武器成为可耻的犯罪，并要求将其完全消除。只有这样一份条约才能体现对被爆者七十载努力的尊重，才能为他们提供一份相称而持久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