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核:正确的目标?

By Wael Al Assad: CH, Li Bin: CH, Sinan Ulgen: CH, September 17, 2014

美国和俄罗斯已承担起追求彻底核裁军的义务。但是除了这两个国家的条约义务外,合理的考虑是:俄罗斯,尤其是美国会否愿意接受彻底核裁军对国家力量的限制。因此,彻底消除核武器是不是核裁军运动的合适目标?或者,假设核裁军目标是将核库存减少到仅构成最小威慑的程度,核裁军的进度会否加快?

Round 1

驳全面核裁军

全面彻底核裁军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追求这一理论上值得称道的目标,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危险的世界,根本原因有三。

首先,很难找到一个核威慑的可靠替代品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简单地说,核威慑是有效的。即使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两极化的顶峰时,全球也未出现 20 世纪上半叶没有核威慑时曾出现过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决策者们充分认识到了核武器的破坏能力,且明白了有核世界所固有的复杂性。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概念提供了、并且继续提供着限制核武国之间冲突范围和规模的坚实基础。

彻底没有核威慑力量的世界会立即变得更加危险。如果军事资产只限于常规武器,各国将经历更少对武装冲突的抑制。即使对大国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减少冲突的动因减少,常规军备竞赛的复活可能不可阻挡。别的不说,这将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今,至少在核武国,核威慑的存在允许国家在紧缩时期可大幅削减国防开支。与此类似,在另一个国家延伸核威慑下的国家也能够在常规军事能力上节省开支;这些国家受益于"核效益"。所以总体来说,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核武器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很难想象除核武器外的任何其他手段能够实现相似程度的稳定。

其次,如何管理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假设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和平卡特尔(联盟)",这个卡特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经济理论表明,随着破坏卡特尔的利益增加,处罚降低,卡特尔的成员会变得更可能从事破坏卡特尔的行为。核武器方面也适用类似的逻辑。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通过发展核威慑力量来破坏成员对卡特尔的承诺,看起来有着巨大的安全利益。至于处罚,除了旨在摧毁该国的制裁性军事打击,没什么会改变一个流氓政权意图获得核武器的"企图"。换句话说,要确保世界上没有核武器,就需要建立专用于此目的、以明确可信的武力作为后盾的通用机制。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机制,并且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第三个反对彻底核裁军的因素是实现向无核武器世界过渡之难。国家发展出核威慑有各种原因,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无论对超级强国而言,或是对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中等强国而言——都是对威胁的认知。在导致这些强国取得核武器的威胁彻底消除之前,很难想象它们会同意彻底核裁军。例如,除非在面对其更强大的邻国、地缘政治对手印度时感到安全,否则巴基斯坦的安全和政策机构将永远不会同意彻底核裁军。以色列也是类似观点。无论是通过一个通用的安全体系或是多数区域体系,世界将不得不变得更加善于和平地解决、或至少管理地区冲突,才能使中等强国觉得彻底核裁军是安全的。

尽管消除核武器是个崇高的目标,却也是一个艰难的提议。但这并不是说,应该放弃核裁军的努力。与此相反,核武国(以美国与俄罗斯为首)应该向前迈进,减少核武库。否则,作为整个核防扩散机制基础的共识将越来越遇到挑战。但是,在不引入新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核裁军可以做到什么是有限制的。

核威慑已经造福世界好几十年了。即使核武库变小很多,它也会继续造福世界。如果核武库接近——却不达到——零,那么稳定是可以维持的。事实上,这应该是全球核领域的目标。

最小威慑的主要问题

核裁军进展缓慢。有些人建议说,如果核裁军的目标不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储备,而是将之减少到只构成最小威慑的程度,那么核裁军的速度可能就会加快。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做法会对现有的核裁军与防扩散机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它会破坏五个核武国对核裁军所做出的庄严的政治承诺。其次(作为结果),它会破坏非核武国对《核不扩散条约》做出的核不扩散承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全面彻底的核裁军是该条约的核心内容。如果目标不再是彻底废除核武器,那么核武国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被允许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则不行;并且可以预期非核武国将拒绝支持重要的防扩散努力。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最小威慑的做法可能有一定价值。如果把重点放在最小威慑所深层削减核武器的速度,比把重点放在彻底废除所实现目标的速度更快,那么我们不得不将深层削减视为一项积极发展。即便如此,这些削减也只是实现"零核"之路上的过渡步骤——而不能取代核裁军的原目标。

颠覆性创新。多年来,指导美国和俄罗斯(或前苏联)进行核削减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战略稳定。根据战略稳定的理论,如果对方的核武库中包含一定数量的抗毁武器,那么核对手就鲜有动力对彼此发动核攻击,或者为了这个目的而扩大核武库。那么,最小核威慑就是维持防止核攻击的最小必要力量的战略。

在一个给定的国家,最小核威慑的规模取决于该国对手的攻防能力。如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从最小核威慑的目的来看,似乎都太大了,而法国、英国和中国可能较为接近这个目标。假设美国和俄罗斯将其核力量削减至一个适合最小威慑的水平,并且其他三个核武国加入这个过程,那么这将是朝着全球核裁军取得的真正进展。

但这并非全部。诚然,最低核威慑的多边安排乍一看似乎促进稳定——在这样的机制下,没人会担心其他国家核力量的规模。但只有在考虑核因素且忽略非核因素时,这个说法才会成立。也就是说,非核领域的新技术发展会改变核武国的核考虑,从根本上使局势变得复杂。

此类发展的一个领域可能就是情报能力。一个核武国的情报改进总是有可能降低另一个国家核武器的抗毁性。那么抗毁性降低的国家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弥补——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便是增加其核武库的规模。颠覆性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领域是导弹防御。如果任何国家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它的对手就可能觉得需要一个更大的核武库来突破防御。第三个领域是常规武器精确打击有些远程常规武器可能变得有能力摧毁敌人的核武器或破坏核发射。同样,扩大核武库规模也是一个可能的反应。因此,即使能够发展出一个最小核威慑的多边机制,这样的安排也不会稳定长久。各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这个机制,但——当情报、导弹防御或常规打击能力发生改变时——它们便会感到不安。

假设彻底废除了核武器,所有这一切便不再相干。在彻底废除核武器的情况下,强大的情报能力将会是积极的力量,因为它可以探查到违反核裁军机制的行为。导弹防御可以阻止违反行为,因为它可使少数隐藏的核武器变得不那么有效。总体而言,技术创新比较可能会对"全球零核"世界起到支持而非破坏的作用。

明确你的条件。也许,追求最小核威慑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最小威慑很难量化。首先,多少枚报复性弹头足够阻止核攻击,尚不存在共识。对此的估计从几十到几百枚,各不相同。其次,可能需要多少枚额外的核弹头来确保对敌人核与常规攻击的抗毁性,并保证突破敌人的导弹拦截能力,也尚不存在共识(对此的估计将显著取决于对对手核反击能力的假设)。在尚无普遍接受的方法来计算最小核威慑的合适规模时,界限就必须通过谈判得出。这样的界限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武断的一面。但对定义"完全废除核武器"呢?说任何国家都不能拥有任何核爆炸装置就足够了。

同样,无核世界的核查也将比最小威慑机制的核查简单。在无核世界,各国将不需要核武器实验室或生产设施;不需要裂变材料的库存;不需要核军事人员。任何显示这些设施、库存或人员存在的证据,都是其违反行为的证据。所以核查将非常简单。此外,核查程序的侵扰性也不会引起多大的顾虑——如果各国没有核武器设施或能力,它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核武器设计会被侵入式检测侦查到。与此相比,最小威慑机制下,核实验室和其余所有仍然存在,使得核查变得更加复杂,对减少侵扰性的顾虑也没有任何帮助。

在定义与核查方面的困难进一步证明,最小威慑不能成为核武器问题的一个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最小威慑机制可能是核裁军的有效过渡步骤。但终极目标仍旧必须是完全彻底废除核武器。

大国无需承诺?

假设五个公认的核武国各拥有仅 30 枚核弹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安全吗?大概会的。但还不够安全。核武库规模变小也不符合"全面彻底的裁军"这项各核武国在《核不扩散条约》(NPT)下作出的承诺。

削减武器数量不能、也不应被当成核裁军的终极目标——无论削减的数量多大。对武器削减的关注会带来安全的错觉;转移对全面核裁军目标的注意力。不管怎样,有些人认为核武国只有出于经济需要时才会削减核武库。根据这个论调,它们真正想要的是建立最优规模的核武库——经济上可以承担,但能够赋予国家权力和威望。因此,较小的核武库不会改变国际权力动态的基本性质,根据这些基本性质,核武国因其对核武器的拥有而保持至上地位。

不等价。2005 年,科菲·安南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说过:"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进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两者不应相互挟持。"我不确定安南的框架是否正确,或者非核武国是否应该按照这一框架来行事。当然,裁军与核不扩散是互相联系的。核扩散的激励因素将会继续存在,并且,除非朝着核裁军采取严肃措施,否则非核武国将抵制更严格的防扩散手段。而且,若无严格的防扩散措施到位,核武国将永远不会认真考虑废除它们的武器。 但是,这一切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无论谁拥有核武器,这些武器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且这些武器独有的非人道的性质赋予了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独特的责任。因此,虽然防扩散与核裁军相互联系,但是核武国与非核武国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等关系。

核武国与非核武国之间并不对等的一个领域,就是它们对条约承诺的遵守。除了极少数例外,非核武国都遵守了它们对 《核不扩散条约》 承诺——而各核武国未能遵守。或者更愤世嫉俗的看法是:核武国为了获取对 《核不扩散条约》 核不扩散的承诺,做出了它们无意履行的核裁军承诺。

《核不扩散条约》出现至今,这种模式似乎一直持续着。在 1995 年 《核不扩散条约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上,核武国许下了更多的裁军承诺,以确保该条约的无限期延长。(除了其他内容外,这些承诺包括落实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中东问题决议》。)现在,由于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一些非核武国正在质疑条约延期的有效性。

各核武国在 2000 年做出了另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被广泛称为走向核裁军的"13 项实际步骤"。但在 2005 年会议的条约谈判上,美国拒绝了包括对 1995 年和 2000 年承诺的任何引用——这是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的一个原因。

既然这样,核武国并不把它们的裁军承诺当回事,这已相当明显了。不过它们大胆宣扬自己在核裁军方面做出了长足进步,并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它们声称需要对无核武国增加额外的限制,来确保它们不会变成核扩散国。

新方法。其间,多边裁军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并且核不扩散机制可能正受到破坏。那么,非核武国能够期待 2015 年审核会议上发生什么?核武国会不会许下更多无意履行的承诺? 避免这种结果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新措施。只有大刀阔斧的措施才能防止少数的强国压倒多数国家的利益。

无核武国的核心小组应加强与各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新联盟。这个联盟应该发起运动,强调目前的状况不可持续、也不能接受,并应努力赢得公众舆论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该联盟应创立让无核武国协调立场的年度论坛。最关键的是,该联盟应声明,在落实四个核裁军的具体步骤前,将不会接受新的核不扩散承诺。

第一步是制定在 《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下所要求的核裁军谈判的框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明确消除核武器的法律、政治和技术要求。(例如,将需要建立具体的核查机制。)第二步是形成一个团体,作为条约审查过程的一部分,将监督 13 项核裁军实际步骤的落实。第三步是核武国在一个宣布的时间框架内,停止跟无核武国进行核分享。(我这里指的是北约的核威慑政策,根据此政策,核武器被放置在无核武国的领土内,并且在武器交货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受到了观察。)第四步是核武国停止与实际上的核武国进行一切核合作,并且对它们施加严肃压力使其以非核武国的身份加入条约进程。

诚然,这种方法有风险。假设核武国决定一个限制其权利的机制对它们没有用,本已脆弱的条约机制可能完全崩溃。这将在国际体系中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白。不过,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全球安全环境是基于力量的,而且少数的强国觉得没有必要遵守跟别人一样的规则。只有截然不同的方法才能改变现状。

Round 2

道德主义与其失败之处

从伦理角度而言,支持核武器是一个艰难的命题。但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全面核裁军的道德论证是极有问题的。如本次"圆桌讨论"中我的同行们等核裁军倡导者,心意是对的,但他们从道德出发的核裁军方法表现出两个严重缺陷。第一,他们的方法无法解释如果消除了核武器,将如何维持安全。第二,该方法未能意识到,如果全面核裁军真的实现了,那么再次出现的核扩散将会带来非常严峻的危险。

敦促世界走向"全球零核"的核裁军倡导者普遍提出一个机械的裁军办法,即依赖于逐步消除核武库。但这样的做法真会导向"全球零核"?认为能做到的话,就太天真了。简单地说,核武国保留其核武库,是因为它们认为核武器有助于国家安全。它们会继续依赖核武器,直到它们制定出能更好应对安全挑战的战略——而目前并无显而易见的更好战略。Li Bin 早在第二轮文章中就承认了这点,他写道:"如果核武国相信它们的武器是有用的、重要的,并且合法的(且不论其条约承诺),它们将不会特别着急地消除自己的核武库。"因此,只要核裁军的论证未能解决全球广泛的安全挑战——以及在不陷入道德主义的情况下——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理由放弃其核威慑力的话,那么核裁军的论证便缺乏公信力。

但是,核武器并不仅仅向核武国提供安全——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核武器也为非核武国提供安全 。这一点是 Wael Al Assad 所忽略的,正如他在第二轮文章中反问"假设核武器防止军备竞赛,那么不应该所有国家都保持核武库才对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只要一些其他国家的确保持着核武库,就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保持核武库。北约核保护伞背后正是这个思路;美国延伸的核威慑力背后也正是这个思路。

零核的危险。原子不能被"去分裂";核武器不能被"去发明"。因此,相信可以阻止流氓国家把核武器重新引入一个消除了这些武器的世界,是危险的错误。未能承认这一现实,是核裁军道德论者表现出来的第二个主要缺点。在"零核"的世界中,让流氓国家走上核武之路的诱因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威胁都无法克服——没有保证能摧毁流氓国家和消灭其领导的手段。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 至少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生活将呈现艰难的取舍。但是倡导核裁军的人士论辩时,我并未看到诸如这些取舍的讨论,就好像他们相信,一旦核武器消失,世界将会突然能够有效地监管自身。这个假设是很危险的。

当第一个流氓国家走上核武之路,核不扩散机制就可能会分崩离析。如今,核不扩散机制并未全球普遍——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非《核不扩散条约》签署国已经发展出核威慑力。然而,该机制仍然有效制约着伊朗等国的核野心,且能够承受住普遍性(universality)的缺乏。在一个没有核武器来提供安全的世界,任何一次违反行为都可能导致许多国家寻求自己的核威慑力。这将导致该机制的崩溃和越来越多的核扩散行为。这听起来像是任何人愿意生活的世界吗?

核武器不能维护安全

第一轮文章中,Sinan Ulgen 认为冷战期间核武器威慑了美国和前苏联,从而使双方没有参与直接冲突。他提出,核武器也能在未来阻止战争。虽然 Wael Al Assad 已经驳斥了此论点中的一些内容,但我有相关却不相同的理由来反驳 Ulgen 所提出的"核武器在维护安全中不可替代"的观点。

首先,冷战历史并不能证明核武器是一股维持稳定的力量。尽管美国与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确维持了"冷和平",但核武器并不必然是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原因。而且也不能肯定,假设当时两国没有核武器,它们就会开展直接战争。因此,"核武器导致了冷和平"这一想法只是假设而已。并且根据"稳定—不稳定悖论"(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核武器可能增加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即,如果国家认为其核武库可以让它们免遭战略报复,那么它们可能会受到诱惑打代理战争(proxy wars)或进行逐步侵略,而没有核武器时它们就不会这么做。

但除此以外,核武器会轻易造成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局——即一国改善自身安全的努力被另一国视为威胁,导致更加紧张的局面,甚至可能导致战争。各国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眼光看待自己的核武器和对手的武器。本国或同盟国的武器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对手的武器则是对安全的威胁。而且尽管核武国描述其核政策为威慑战略,这并不能消除核武器侵略性的潜质或减轻其他国家对此潜质的顾虑。概括地说,冷战期间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情况正是如此,如今朝鲜半岛的情况也是如此(哪怕韩国自身没有核武器)。

不过即使接受"核武器在过去起到了一定稳定作用"这个论调,核扩散有重大可能在未来制造不稳定。除非核武器被废除,不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拥有核武器。有些国家将会发现,很难在对战略稳定存有忧虑的领域制定合理的决策——它们可能无法分别"可控制的传统冲突"与"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绝望情形"。小冲突可能会快速升级成为核交锋。另外,随着涉及到越来越多国家,核信号将变得愈加复杂,发生误解和计算失误的可能性将变得更高。唯一避免这些风险发生的方法是废除核武器。

循序渐进。Assad 在目前的两篇文章中,都质疑了核武国对核裁军的承诺。坦白地说,这些国家不愿意完全彻底地核裁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如果核武国相信它们的武器是有用的、重要的,并且合法的(且不论其条约承诺),它们将不会特别着急地消除自己的核武库。但如果借鉴化学武器裁军的经验,核裁军也许会进展得更有效,Assad 在第二轮文章中也谈及了这点。

1925 年《日内瓦协议》禁止了化学(及生物)武器的使用。但是,许多国家在加入《日内瓦协议》时保留了遭受化学攻击时使用化学武器报复的权力。因此,本质上化学武器裁军是以承诺"不首先使用"开始的;然后进行化学武器非法化;接着降低化学武器的价值;并且最终实现全面裁军,这个过程今天已基本完成了。所以,也许更有成效的做法是限制核武器的使用,而非专注于核武器的绝对数量。

四十年的预谈判:够久了

第一轮文章中,我的同行 Li Bin 和Sinan Ulgen 提出了差异极大的核裁军观点。Ulgen 认为,全面彻底的核裁军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并且核威慑已经证明是非常有用的维护安全的手段。他认为,核威慑几十年来阻止了大规模战争和常规军备竞赛的发生。与此同时,Li 认为将核武库削减到最低核威慑的程度将代表着在通往"零核"的道路上取得的可喜进展——前提是这样的做法仅为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中间步骤。

比起 Ulgen 的观点,我更认同 Li 的看法——但那些接受逐渐减少核库存为实现全面核裁军垫脚石的人似乎相信,核武国对核裁军的确是严肃认真的。我并不这么认为。核武国承诺开始诚恳的核裁军谈判,距今已有四十余载。它们却不知为何仍处在预谈判的阶段。每当被要求履行核裁军承诺,它们便声称安全、技术或政治障碍阻止它们这样做。面前总有阻碍——核查问题、威胁认知或非国家行为体。但是,除了认真的谈判,还有什么能克服这些障碍?并且,如果世界几乎可以消灭化学武器——尽管相同的障碍已使该工作变得复杂——那么为何核武器方面就做不到呢?

核武国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并无政治意愿追求严肃的核裁军谈判。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轮文章中,我不情愿地提出了一套激烈的措施,非核武国可通过这些措施对核武国施加压力。可以肯定的是,非核武国应该支持目标为"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使用核武器是不合法的"这一持续进行的举措——但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唯有激烈的措施才能够迫使核武国履行承诺。

至于 Ulgen 的论点,即核威慑与对战略稳定的强调已被证明有效,我认为这一论调危险且令人警醒。假设核威慑提供了安全,那也只是对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其他国家不应该通过获得自己的核威慑来加强自身的安全才对吗?并且,假设核武器防止军备竞赛,那么不应该所有国家都保持核武库才对吗?核武器越多,世界就越安全!

根据 Ulgen 的推理,近几十年来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归功于核武器。但为何不把这逻辑反过来——为什么不认为核武器自 1945 年以来从未被使用过,是因为没发生大规模战争?为什么不归功于人们对二战相对记忆犹新,才阻止了这种规模的冲突再出现?

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会忘记自己可怕的历史——而且往往会重复它。与此同时,认为核武器有助于安全的想法冲淡了核武国核裁军的承诺,且废弃了整个核不扩散机制。

Round 3

道德与现实交汇之处

Sinan Ulgen 批评Li Bin 和我对核裁军采取了"道德主义"策略。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比我们的更加实际。但 Li Bin和我主张全面彻底的核裁军,主要观点就是要解决对真正威胁的看法以及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安全问题。支持核裁军恰好是从道德角度来看正确的态度——但道德主义的态度与现实的态度间,哪里存在固有的矛盾?

在此次"圆桌讨论"中,我可以找出几处我(以及 Li )的"道德主义"观点比 Ulgen 所推定的现实观点更加符合全球安全的需求。第一,Ulgen 认为,跟假设核武器不存在的情况相比,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当今世界更为安全。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核武国一开始又为何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呢?难道这些国家天真地加入了一个会使世界变得更不安全的条约?不太可能。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核垄断,这些国家做出了不诚实的(虽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军承诺。但是,对于一个国际安全体系的基本要求是,各国可以相互信任彼此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或者,当承诺未被遵守时,各国可以信任可行的执法机制将会发挥作用)。在有关核武器的方面,国际体系所需要的信任正在削弱。信任的崩溃将会威胁到全球安全,并最终威胁国际体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核裁军是否为不现实的、仅仅出于道德主义的坚持呢?

第二,Ulgen 反对全面裁军时指出,通过北约的核保护伞和美国延伸的核威慑,核武器给非核武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姑且不论将核保护伞延伸向一些非核武国这种做法的非法性,许多《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都将延伸的核威慑与北约的核保护伞视为严重的安全顾虑。问题在于,延伸的核威慑创造了第三类条约方。除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现在还有两类无核武器的国家——享受得到核威慑好处的国家与享受不到的国家。我在第二轮文章中曾写道,如果核武器为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提供了安全,"难道其他国家不应该通过获得自己的核威慑来加强自身的安全才对吗?"这里我所指的正是最后这一类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这样做,那么对安全将会产生非常真实的影响。

第三,Ulgen 写道,"在‘零核’的世界中,让流氓国家走上核武之路的诱因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威胁都无法克服——没有保证能摧毁流氓国家和消灭其领导的手段。"Ulgen 认为,当第一个"流氓国家"拥有核武器时,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机制实际上便会崩溃。"流氓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带有偏见的分类,更别说是令人不悦地提醒了我们乔治·布什时代。但除此之外,有个经常被认为"流氓"的国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朝鲜。核不扩散机制有没有因而崩溃呢?并没有,所以我并不知道从单个核扩散的例子中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

另一方面,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正在削弱许多中东政策制定者眼中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公信力。中东国家将以色列的核能力视为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且已开始质疑很久以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是否明智。假设该地区的国家撤出条约,将产生严重的安全影响。阻止此结果发生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实现全面核裁军。再次表示,Li 和我主张"零核",基于对真正的威胁的看法以及安全顾虑。核裁军也许是出于道德主义的,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理由。

无核武器?否——不首先使用

Li Bin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论证了关注数量控制的核裁军举措可能注定失败,而使核武器非法化则是一种替代前者的有希望的核裁军举措。我不同意对核武库进行数量限制注定失败——尤其是像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写道的,如果核裁军的目标是接近而非达到"零核"。

为了支持他对数量限制的观点,Li 讨论了 1922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失败。该条约限制了各国舰队可维持的军舰数量和规模,于 20 世纪 30 年代崩溃。Li 写道,该条约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对军舰数量的控制并未改变对军舰的态度"。我不认同。该条约崩溃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执法机制。它的失败对核裁军及核不扩散机制并无多少借鉴意义。《核不扩散条约》(NPT)、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还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核不扩散机制提供了执法的机构基础,而且正因为此,该机制几十年来面对众多挑战,都成功地存活了下来。有了这些机构的参与,在多边基础上限制核武库规模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虽然还需要透明度准则,使核武国能够相互监督彼此是否遵守条约)。

我仍然认为,由于全球安全威胁的性质以及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已建立的安全架构的特性,彻底废除核武器是一个牵强的目标。但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即让核武国普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今,中国奉行的是不首先使用的政策。美国承诺不会对那些遵守核不扩散义务的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非核武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尽管华盛顿对此承诺加了些限制条件。俄罗斯并未采用不首先使用政策。整个局势很复杂,要说服所有核武国采用不首先使用政策将是富有挑战性的。不过,这个目标最终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每一个核武国采用无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那么核战争的风险将大大降低。

古巴导弹危机时全世界曾走到了核战的边缘,但那已是 50 多年前的事了。1945 年以来,核武器便未曾在冲突中被使用。到目前为止的记录表明,各国已学会如何管理这些可怕的武器。各国已经调整了它们的安全观念来适应核时代的现实情况,首先发展出核威慑理论,然后扩展核威慑。现在存在的体系未必是理想的——核战的剩余风险依旧存在——但至少这一体系证明是有效的。随着本次"圆桌讨论"渐入尾声,我仍然未被同行们所提出的"废除核武器将产生一个比现在更安全的世界"的观点说服。废除核武器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值得称许的目标。但问题是并没有可实现它的现实方法——或没有在实现这个目标后保持安全的现实方法。

核裁军的实际路线

Sinan Ulgen 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Wael Al Assad 和我表现出了对核裁军的道德主义观点。他提到,我们论证中支持的是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但是我们却未能提出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里维护安全和阻止核扩散的实际具体的策略。从本质上讲,Ulgen 误以为 Assad 和我对核武器采取了规范性方法(normative approach)——基于我们的价值观描述了世界应该怎样,而非采取实证性方法(positive approach)——基于经验证据描述世界怎样的。

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本次"圆桌讨论"的所有作者都提出了规范性和实证性的论证。事实上,所有作者都假设了"安全很重要",因此都对安全采取了规范性方法。但是"安全"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对 Ulgen,"安全"往往等同于"国家安全"。对于 Assad,重点是全球安全以及各国履行各自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责任的公平性。我自己用"安全"这个词时,倾向于强调安全问题必须以避免安全困境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个想法。个人而言,我不认为我对彻底核裁军的可取性和可行性的信念是规范性的。相反,我对核裁军的看法来自我对"安全"采取的方法,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的元素。

虽然 Ulgen 和我都从必须保持国际安全这个规范性信念开始,不过我们有三个实证性的分歧点。第一点分歧在于核武器是否有利于维持国际安全;本次"圆桌讨论"的很多精力都用在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第二点分歧在于核武库是否有利于防止核扩散。Ulgen 说"是",而我说"否"——正如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写道的,假设核武器不存在了,那么从政治和技术角度而言,对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机制的检查将更加有效、高效。第三点分歧在于彻底核裁军的实际途径是否存在。Ulgen 假定核武国将永远不会完全解除核武装,因为核武国十分重视核武器在安全方面的作用。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会变得愿意进行核裁军。但是,这样的改变需要出现对核武器的接受度和有效性的新态度。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核裁军运动改变其工作的重点。

几十年来,核裁军的重点是减少核武库和限制核武库的数量。但正是这种方法导致了 1922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失败,该条约限制了各国部署的军舰数量和规模,但丝毫没有改变军舰是有用、合法武器的观念。由于该条约是磋商得出的,各大海军强国根据敌对国舰队的规模计算出本国对军舰的数量需求;毫不令人意外的结果就是,到下一年代的中旬已发展出更加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该条约崩溃了——因为对军舰数量的控制并未改变对军舰的态度。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核裁军。关注数量控制而不关注基本态度,将使"零核"成为很难实现的目标。

正如我在第二轮文章中所提到的,化学武器裁军的历史展示了一条更有希望的途径。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签署国使用化学武器(或在某些情况下,禁止首先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有助于建立一种观念,即对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代价将高于利益。因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将变小,这些武器的价值急剧下降,国家就会变得更愿意放弃它们的武器。现在,化学武器裁军已进入最后阶段。

化学武器裁军的历史表明了两件事:对武器的信念是可变的,并且禁止武器的使用是降低其价值的好办法。对于核裁军社群而言,当务之急应是使核武器的使用非法化,并努力降低它们在国家决策者眼中的价值。如果核武器的缺点超过其利益的观念真正扎根,那么废除核武器有真正的机会成真。



Topics: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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