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峰会之后的核安全将何去何从?

在多次被征引的2009年布拉格演讲中,巴拉克·奥巴马宣布了“一项在四年内保护全球所有易受攻击的核材料的全新国际计划。”该计划最引人瞩目的内容即为一系列的核安全峰会。此系列峰会始于2010年的华盛顿,终于2016年的华盛顿。很显然,该计划未能“保护所有易受攻击的核材料,”四年之后我们离此目标还相距甚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计划就此失败——或应到此为止。来自喀麦隆、土耳其与美国的专家将就以下问题展开辩论:核安全峰会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要确保全球核材料的安全,还必须取得哪些进展?在最后的峰会之后,国际社会是否应当将核安全峰会的进程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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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核安全峰会应当继续之原因

当今新闻时常提醒人们,民用核项目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继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人民开始担忧比利时核设施的安全。据“核威胁倡议”报导,“核设施尚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网络威胁”——强调了核设施可能会遭受与网络相关的破坏或盗窃。2011年福岛发生核电站事故,导致事故周围的一大片区域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适宜居住。该事故向人们显示,如果居心叵测的人破坏了一座核设施的安全,后果将多么不堪设想。以上区区数例,就足以表明人们在确保民用核项目安全方面还面临着重重挑战。

面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各国应当如何携手应对这些多面化的威胁呢?

解答此问题的部分答案为国际事务的一条不变原则:若想要进步,就召开会议。在外交中,会议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会议促使政府和官僚机构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决定。最有效的会议当然要数那些由国家元首参与的会议。如果能够让各国元首参与关于某一问题的一系列会议,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与会国所能提供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差的只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罢了。

鉴于此,始于2010年由各国领导人参与的两年一届的核安全峰会,表明美国与其他国家对核恐怖主义预防的关注度大大提升。既然核峰会进程大大加强了核安全,我们现在为何要放弃此进程呢?

推动进展。人们认为奥巴马总统2009年在布拉格的演讲提供了为一个没有核武的世界而努力的宏大愿景。然而这篇演讲最实在的结果来自于奥巴马的这段话:“我们必须确保恐怖分子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因为这是对全球安全最直接最极端的威胁……因此今天我在此宣布一项全新的国际行动,该行动将在未来四年内保护全球所有存在风险的核材料。”核安全峰会应运而生。

事实证明,保护所有存在风险的核材料所花费的时间要久于奥巴马总统所定的四年。但是峰会确实推动了保护世界各国核材料的进展。例如,在2014年的峰会上,12个国家共同宣布他们已经在各自国境内完全消除了高浓缩铀。峰会还带来了一系列行动,以巩固“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等倡议和协议,加强用于保护核材料、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核材料的国际体系。

然而即使不考虑峰会的具体成果,峰会使得各国政府给予了核安全问题最高级别的关注,从而实现了召开峰会的初衷之一。峰会促使政府采取了行动。若没有一个聚焦关注度的峰会进程,各国领导人很少会直接参与到《核不扩散公约》或其附属进程中去,尽管此公约框架指导着全球大部分加强核安全的行动。由于缺乏领导人的直接参与,导致当领导人会面时,像确保核电站安全这种看似平常却无比重要的措施也常常在会议议程中缺失。核峰会进程改变了这一现象:各国领导人每两年相聚在一间会议室内,专注讨论核安全这一唯一议题。

此外,峰会为那些希望被视为全球安全贡献者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高级别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在许多大国、强国的领导人面前做出对核材料安全的承诺。峰会体系也促使各国做出具体承诺。与会的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遭受舆论指责。

然而,峰会体系的一个优点在于,峰会与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分开且独立的。因此,各国在峰会上所采取的行动不需以各国共识为前提,也不需因为某些国家的决定而妥协。峰会进程确实希望通过共识公报的形式让各国做出承诺,但是也采用了一些新颖机制,如“各家之礼”——各国可做出对核安全的单边承诺——和“礼物篮子”——国家小集团可做出多边承诺。这种灵活机动性大大提升了峰会的效用。

持续参与。加强核安全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今年“核威胁倡议”发表的《核安全指数》显示,全球还有许多存在风险的核材料和核设施。其中包括网络攻击和破坏的风险。《核安全指数》的“最新破坏排行榜”显示,“许多想要使用核能的国家,在部署用来预防可能造成类似2011年日本福岛灾难核泄漏的核破坏事件之必要基本措施时,困难重重。”

据报道,在4月1日即将闭会的华盛顿峰会上,将会发表一份关于峰会进程未来的共识文件。根据此文件中的设想,峰会的工作将会更坚实地在五个国际组织和伙伴关系中开展: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以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此做法很合理。峰会上达成的政治协议必须得到执行,而监督协议执行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现有组织和伙伴关系的日常工作。

核安全仍然面临着艰巨挑战,因此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后,峰会进程应当延续下去。如果各国继续做出预防核恐怖主义的艰难承诺——如果既能够推动新行动,又能够确保旧承诺的兑现——那么两年一届的领导人会议仍然能发挥关键作用。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能够承诺参与世界上每一个重要议题的例行峰会。但是任何国家元首都很难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每两年抽出一天的时间,号召世界人民预防核恐怖主义。

如果现在就结束峰会进程,就好比在赛跑中虽然遥遥领先,却选择中途放弃。更何况核安全这场比赛是输不起的。

 

2016年之后的“各家之礼”、“礼物篮子”,与核安全之礼

2015年11月,伊拉克巴士拉附近的一处仓库的10克放射性同位素铱-192被盗。在同一月——巴黎恐怖袭击两周后——找到了与这些袭击相关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以及他持有的显示一位比利时高级核官员的监控录像。虽然在伊拉克被盗的放射性物质最终被找回(弃置在距巴士拉九英里处的一个小镇加油站外),这两起事件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担忧伊斯兰国等组织可能会获取放射性材料,并用其制造放射性散布装置,即俗称的脏弹。

此类事件的发生,解释了奥巴马总统为何在2009年的布拉格演说中说到,恐怖分子获取核武的可能性是“对全球安全最直接和极端的威胁”。鉴于这些担忧,奥巴马总统启动了核安全峰会进程,这一进程于次年在华盛顿正式开启。然而,2016年既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该峰会进程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届峰会与第一届峰会同样在华盛顿召开,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核安全问题未来的道路。

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峰会为核安全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进展,然而一个永久的全球核安全体系尚未建立。峰会进程未能建立起应对核安全问题强有力的区域方案,也未能生成能够控制军用核材料的体系。这点不容小视,因为民用核材料只占全球核材料的一小部分。制定具体的计划,以保持峰会进程已取得的良好势头,是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峰会可能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成果。

成败参半。峰会进程未能提供解决核安全威胁的万能药,但确实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首先,峰会令各国元首开始关注核安全问题。自峰会进程开始至今,已有12个国家在其境内消除了可以用来制作核武的核材料。14个国家关闭了使用高浓缩铀的反应堆,或者完成了这些反应堆从使用高浓缩铀到使用低浓缩铀的转变。如此一来,已经有24座反应堆停止使用高浓缩铀。27个国家已去除了近3000千克的高浓缩铀和高浓缩钚。

峰会产生的成果也日益多边化。在2010年的峰会上,讨论聚焦于由美国主导的民用裂变材料议程,并提及了所谓的“各家之礼”(即“各国各自做出……自愿担保……以加强核安全”)。2012年的首尔峰会探讨了实施核安全和安保的全球议程,各地区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需通过“礼物篮子”得到加强(即多国做出的“高于……峰会公报”的承诺)。2014年的海牙峰会上,35个国家加入了“加强核安保实施工作的倡议”。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之后将此倡议出版为《869情况通报》。倡议中显示,这些国家将致力于采用IAEA的核安全建议。尽管以往的峰会取得了种种成就,严峻的挑战仍然需由最后一届峰会以及后峰会时代来解决。

挑战之一: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并遵守现有的国际核安全协议。1980年签署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是核材料实物保护方面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2005年的修订案扩大了该公约的范畴,涉及了如何应对盗窃核材料的行为和破坏核设施的行为。然而,此修订案并未完全生效——因为修订案生效需要101个国家的批准,而目前只有94个国家批准了该修订案。此外,2005年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虽然有利于与核恐怖主义相关的诉讼和引渡工作,公约也已生效,但是在拥有不到一千克可用作核武的核材料的152个国家中,77个国家尚未批准此公约。上述提及的IAEA《869情况通报》是各国可以加入的最新倡议,未签约国可以在2016年的核峰会上签署该通报。只有使这些协议得到更广泛的接受,才能加强全球核安全体系的法律基础,建立该体系的制度支持机制,并推动该体系的具体实施工作。

挑战之二:核安全问题区域方案的缺乏阻碍了核安全倡议。核安全峰会与核工业峰会都明确了核安全标准以及对这些标准的合规评估办法。在中东等遭受冲突与暴力极端主义之害的地区,核能需求不断增加,然而这一现象却并没有成为这些峰会的讨论要点。这很成问题,因为风险环境的最佳评估应该在区域层面实行。诚然,应对破坏核安全的行为,以及控诉走私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行为,确实需要遵守IAEA的建议,但也需要依靠跨国合作,以及各国法律框架和刑法规定。峰会进程对非峰会与会国只做了有限的地区拓展工作和信息共享。必须建立相关区域机制,督促各国政府为其核安全负责。

挑战之三:军用核材料应当成为核安全议题之一。有意愿消除民用核材料的国家已经消除了民用核材料。这意味着,除非军用材料问题得以解决,否则核安全领域将停滞不前。军用材料占据了全球高浓缩铀和高浓缩钚储备的83%,却仍然缺乏国际监督。军用材料与民用材料一样,容易被盗窃(尤其在运输过程中)、破坏(实体的和网络的),以及被无意获得或使用。通过国家间的军事交流,分享军用核材料安全方面的最优方法以及其他非敏感信息,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第一步。

动力减少?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计划每三年召开核安全问题部长级会议。然而在后峰会时代,国家元首层面的参与会有所减少,各国加强其核安全的动力也会下降。俄罗斯已决定不参加2016年的核峰会——莫斯科认为IAEA应该在核安全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而且目前并不存在尚需要讨论的有意义的核安全政治议程。俄罗斯和美国拥有世界上将近90%的核材料储备,因此美俄关于核安全问题对话的缺失令人堪忧;不幸的是,由于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冲突,美俄两国间的信任受损。总之,除非华盛顿出台具体计划,使得核安全问题的高层国际对话继续下去,否则核峰会进程所取得的进展可能将陷入停顿。

从非洲视角论述在后峰会时代如何维持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进步

某些政府和机构——例如俄罗斯政府——声称核安全峰会耗尽了他们本可以用来动员国际社会保护核材料的精力。这一论点是错误且危险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核恐怖主义与辐射恐怖主义将继续对人类构成威胁。尽管核峰会在议程实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不少任务尚未完成。安防措施在我的家乡非洲就尚不充分。在很多非洲国家,包括有恐怖分子活动的国家,国家管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此外,20多个非洲国家已宣布其建立核能项目的意向。南非作为今天非洲唯一拥有核能的国家,正计划着扩张其核能产能。因此,无论是用哪种形式,峰会进程都应该在2016年之后继续下去。

硕果累累。全球用来存放有可能被用来制作核弹的材料的场地在数量上有所削减,这可以算得上是核峰会最显著的成果。这一削减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所有用于研究和用于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的燃料都是低浓缩铀而不是高浓缩铀(HEU),并且供应国收回了所有未用和燃尽的高浓缩铀燃料,那么那些想用粗制滥造的枪械型核弹制造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也就很难得逞了。

非洲在消除民用高浓缩铀和整合核废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南非完成了对其SAFARI-1反应堆向低浓缩铀的转变。SAFARI-1反应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医药用放射性同位素钼-99的产地之一。SAFARI-1是世界上第一座完成该转变的反应堆,并开始了钼-99的大规模生产。此外,2011年,6.3千克源于美国的高浓缩铀核废料从一家南非研究机构中移除。

旨在发展人才、提高实力的教育培训倡议得到了国家、双边及多边层面上的大力支持。这是峰会的另一杰出成就。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该机构于2012年“举办了80多场培训活动,内容涵盖了核安全的各方各面,参与者逾2000人。”美国在2015年使来自包括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亚与南非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40余名核专家能够参加核材料管理学会年会,让他们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国家发扬核安全文化。诸如此类的培训项目对于有效、可持续的核安全体系至关重要。

最后,在峰会进程中,众多国家签署了核恐怖主义公约。其中,10个非洲国家与其他众多国家共同批准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5年修订案。许多非洲国家也已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通过签署这些公约,非洲各国显示了该地区致力于加强全球核安全体系的决心。

任重道远。尽管硕果颇丰,峰会仍未能实现几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使那些技术和资金上有能力的研究反应堆逐步停止使用高浓缩铀燃料。在非洲,七个国家拥有八个可运行的研究反应堆。其中的两个反应堆——分别位于加纳和尼日利亚——是以高浓缩铀作为动力来源的。这两处反应堆正在进行从高浓缩铀到低浓缩铀的转变。当这种转变完成时,非洲将在民用核应用领域完全淘汰高浓缩铀,人们也就离一个没有核恐怖的世界更进了一步。

另一个挑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那就是在核恐怖主义威胁这一议题上有时所体现出的自满态度。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将核恐怖主义作为其国家安全议程的重中之重。这些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财力分配到核安全工作上。的确有许多非洲政治领袖认为,核恐怖主义会在他们领土上发生的概率为零。这些国家是全球核安全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可能让恐怖分子乘虚而入。2007年南非佩林达巴核研究所入侵事件表明,即使在具有几十年经验的先进核国家,自满的心态也会侵蚀和破坏安全。一个完善的全球核安全体系是容不得人们自满的。

最后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即核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威胁——这个威胁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而是危险且真实的。如“原子管理项目”201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所述,恐怖分子有“[制造]丑恶罪行所需的动机、手段与机遇。”但凡这个世界上既有想要进行大规模毁灭活动的恐怖分子,又有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原材料,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就会一直笼罩着我们。

刻不容缓。峰会进程即将接近尾声,我们该如何处理未完成的任务呢?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安全机构承接峰会进程。这些机构可以利用其特有的能力、人力和框架,各自专门应对某一类核安全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包括非核峰会与会国在内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共同加强核安全。

另一延续进程的方式即通过创立或扩展关于核安全培训和标准的一些倡议。人是核安全这一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培养和发展全球从事核安全事业人员的技能、知识与能力。要实现此目标的方法之一,即各国在2016年核峰会上达成一致,使世界核安全研究院(WINS)的培训和认证倡议“WINS学院”全面运作起来。当世界各国都能够受益于共同的培训项目和最优方法,共享同一个核安全文化时,各国和各组织就能用相应的人员和工具来确认并消除各自核安全架构中的弱点。

最后,2016年核峰会的与会各国若能够就如何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展开全面情报分享达成一致,核峰会进程就能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下去。全面情报分享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到恐怖主义与核材料所意味的真实危险,从而更有可能在各自国家推广强有力的核安全措施。

第二轮死亡。核恐怖事件尚未发生。然而保护易受攻击的核材料是必须之举。这并不仅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任何城市的核攻击,用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来说,都会使“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极度贫困”,造成“发展中国家全面的第二轮死亡”。鉴于核恐怖主义的严峻威胁,以适当、专门的形式继续核峰会进程将是一项增值前景不菲的投资。

Round 2

2016年峰会已闭幕:今后路在何方?

对于关心土耳其政治的人们而言,2016核安全峰会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布鲁金斯研究院内的一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安试图阻止某些记者报导埃尔多安总统的一份演说。与此同时,在布鲁金斯外的大街上,埃尔多安的保安与称埃尔多安为恐怖分子的抗议者发生了斗殴。

对于不那么关心土耳其政治的人们而言,峰会上召开了众多关于核安全问题的会议——也让人们思考了会议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竟的任务。

在本期圆桌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核材料安全仍有待加强,然而关于国际社会应该在后峰会时代如何保持核安全进展的问题上,却莫衷一是。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今后各国元首对此议题的关注到底有多重要?没有各国元首两年一张的“全家福”,国际社会还会继续关心核安全问题吗?我的圆桌讨论伙伴Michael H. Fuchs.对此表示怀疑。我却认为国际社会是会关心核安全问题的——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能够协调全球核安全行动,召集部长级会议。

行动起来!将峰会进程继续下去的机构并不止IAEA一个。诚然,2016年峰会的组织者一定已经读了Hubert Foy圆桌讨论第一轮的文章。Foy在文中提议,IAEA和国际刑警组织应当继续峰会的工作。在华盛顿,会议组织者不仅为IAEA和国际刑警组织宣布了行动计划,也为联合国、“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以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宣布了行动计划。

如Fuchs所述,这些行动计划为每一个机构都树立了明确目标。此外,行动计划根据各机构不同的专长进行了核安全问题上的分工。举例来说,国际刑警组织将通过其“辐射和核恐怖主义预防小组”带头处理与辐射和核恐怖主义相关的一些任务。“全球伙伴关系”将协助“礼物篮子”的实施——许多峰会与会国通过此机制已承诺将在核安全方面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峰会既然已经结束,未来核安全问题会议的与会者将会是谁呢?会议的地点又会在哪里呢?

2016年峰会公报宣布,峰会与会国未来主要将在IAEA国际核安全大会上集会。尽管Fuchs在两轮讨论中都认为,没有国家元首参与的会议将不足以维持核安全的进展势头,然而IAEA及其大会确实是持续峰会进程以及跟进各国所做承诺的正确渠道。

在2016年的大会上,与核安全相关的关键机构将相聚一堂——大会期间也会召开部长级会议,各国将在会议上宣布其政治承诺。大会还将有一个科技环节,着眼核安全技术、法律和管制方面的问题。这种双轨策略是明智的,因为如此一来,在部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进行高级别政治谈话的同时,技术和法律专家可以讨论具体的评估工作和工作计划。

召开核峰会的意图在于让各国领导人关注核安全问题。然而这一进程已经走到了尽头。召开新的峰会只会增添疲惫感。该是兑现峰会承诺和“礼物篮子”的时候了。

核安全领域的倡议与会议过多,因此依照各机构的专长进行分工——如行动计划所制定的一样——是确保承诺兑现为实际进展的关键。

峰会各国在政治上达成一致,认为预防打击核恐怖主义刻不容缓。然而监督各国遵守其承诺的将是各国际机构。对“礼物篮子”日常的兑现将胜于共识公报上的谈判性语言。

 

核安全小峰会?

第四届也即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现已闭幕,但并没有引起太多公众关注——华盛顿DC的居民倒是注意到了几次交通大堵塞。然而2016年的核峰会与往届峰会一样,为核安全带来了有意义的进展。各国做出了加强核安全培训的承诺,发表了关于核物资交通安全、网络安全、民用高浓缩铀最小化,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共同声明。这是稳健进展的表现。这种进展并不特殊,却十分必要。

峰会进程现已正式结束,需要考虑各国将如何继续峰会进程的工作——在不再召开两年一次的国家领导人级别会议的前提下。如本人在第一轮文章中所述,本人更希望以现有形式继续核安全峰会。然而圆桌讨论的同事们和核安全圈内的人士们都似乎不怎么热衷于这个想法。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核峰会进程是卓有成效的,值得以某种形式延续下去。

的确,2016年峰会与会国已经达成一致,将通过一系列应对相关问题的全球机制继续进行峰会工作。具体说来,各国就“行动计划”达成一致,“行动计划”将通过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国际刑警组织,以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得以实施。这些行动计划为未来提供了详尽、实际的指导方针。这些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维持峰会所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最高级会议筹备官员(sherpas)(“被正式指派并代表各国政府从事核安全峰会筹备工作的官员”)将讨论延续峰会进程的其他办法。

然而仅凭这些措施很难确保各国会执行在过去六年内所做的决定,或者会做出新的承诺。如果希望各国政府做出艰难决定,就必须召开能够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的活动。本人在此将阐述可以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的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类似于现在两年一届的国家领导人峰会: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余,召开两年一届的核安全小峰会。每年九月,各国领导人相聚纽约,召开每年一届的联合国大会。每年的同一时期,这些国家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领导人会参与一些关于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的小峰会和特别活动。这种形式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届时,各国领导人已经相聚纽约,只需用额外的几小时讨论核安全问题。而缺点在于,由于别的会议太多,大部分联合国大会上的小峰会都容易被遗忘。因此,媒体与相关机构可能不会给予这种形式的核安全峰会以足够的重视。

另一条道路,即让各国外交部长和能源部长代替国家领导人,召开两年一届的核安全会议。由于这些部长在外交政策和民用核项目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有决定权,他们的参与能确保在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会得到相关国家机构的支持。部长们的资历也足以让公众关注这些会议。

任何新形式都不太可能如2010年至2016年的峰会形式有效。然而由各国领导人参与的小峰会或由相关部长参与的例行峰会很有可能会为各国提供继续加强核安全的动力。

 

放射源恐怖主义:未解决的威胁

裂变材料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起码大部分裂变材料是热门话题——无论是在核安全峰会上还是在此圆桌讨论中。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制作核弹的物质的确值得成为核安全讨论的重中之重。然而放射源——那些在农业、工业、建筑业、医学、矿业、研究与交通等领域释放有用辐射的物质——自身确实非常危险。这样的放射源数以百万计。成千上万的密封放射源——装在小容器中的高浓缩固态放射性材料——是值得人们担忧的。这些放射源容易被盗取并在黑市上出售。更有甚者,圣战主义者可能会用放射源制造放射性散布装置,即脏弹。

迄今为止,放射源造成的威胁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诚然,2012年的核安全峰会议程首次包括了放射源这一议题。首尔公报强调,务必确保放射源不被恶意使用。然而四年两届峰会后的今天,放射源的威胁依旧真实存在。如我的同事Nilsu Goren在第一轮讨论文章中提及,去年伊拉克一处仓库的10克放射性同位素铱-192被盗。尽管该放射源之后被找回,此事件仍然令人警醒。因此,3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本届峰会前共同签署了一份信函,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使用必要的资源,做出更多重大进步……以预防核恐怖主义和放射性恐怖主义。”

跟踪清点放射源并非易事。如前所述,放射源分布广泛,应用多样。想要通过非法交易中饱私囊的走私者或业内知情人士经常跨境偷运放射源。这意味着很多放射源不受管控且极易被滥用。2013年至2014年,133个成员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上报了至少276起涉及放射源的非法贩运事件或其他非法活动。由于政府和企业无法跟踪放射性材料从厂家到用户,再到核废料安全处理的全过程,恐怖分子极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引爆脏弹。

然而,人们仍然有机会加强对放射源的保护——例如,让各国共同遵守并实施IAEA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该准则旨在“发展并协调有关放射源安全和安保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令人遗憾的是,截止至今年2月,在168个IAEA成员国当中,只有130个成员国对该准则做出了政治上的承诺,而只有103个成员国告知IAEA,他们有意遵从与“准则”相关的《放射源的进口和出口导则》。

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针对放射性安全的健全的法律法规框架。在我工作的国家加纳,约翰·马哈马总统去年签署了《2015核管制法案》,使加纳成为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第三个拥有独立核管制机构的国家。许多国家脆弱的法律构架——加上对“准则”普遍遵守的缺失——意味着大量的放射源没有受到各国与国际安全机制的保护。

另一个加强放射性安全的机会,在于为从事放射源管理和处理的人员提供例行培训和教育项目。安全程序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操作放射性设备的人员行为是否规范。应该通过IAEA、国际核安全教育网络或其他组织机构,发展专门针对放射源安全的新教育与培训项目。这些努力的共同目标应当是培养一个强有力的安全文化。

最后,企业也应当加强第一道防线,避免放射性材料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放射性最优处理方法应当被视为企业责任的一部分,并灌输到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IAEA和世界核安全研究所等组织可以协助企业进行国际交流,分享最优方法。这些组织也可以协助企业对其用来进行预防、记录与侦察核走私行为的设备进行升级换代。

诸如此类的倡议其实平淡无奇。但如果没有这些倡议,那么恐怕在未来某一天,对某一国首都突如其来的脏弹袭击将会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放射源安全问题。

 

Round 3

中东:我核安全不眠夜之根源

在晚上(美国东海岸时间)阅读土耳其关于叙利亚和伊朗的晨间新闻报道,总是让我迟迟不能入睡。而当我开始思考除叙利亚和伊朗外其他中东国家的核安全问题时,我的失眠变得尤为严重。

圆桌讨论的所有参与者一致认为,尽管核安全峰会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未必有所减少。在中东,核恐怖主义显得尤为紧迫。诚然,该地区并没有大量的高浓缩铀和高浓缩钚,然而,其政治不稳定性与暴力恐怖主义倾向却可能成为滋生核恐怖主义的温床。

根据“核威胁倡议”(NTI)公布的《2016年核安全指数》,中东国家在防止核材料被盗方面排名落后。在24个至少拥有1千克武器级核材料的国家中,其中两个来自中东:以色列和伊朗。《指数》将这两个国家排在了防盗名单的末尾:以色列排第20名,伊朗第23名。

在152个拥有不到1千克武器级核材料的国家中,大约有12个是中东国家。这些国家的核材料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遭受盗窃——阿联酋排名第24,叙利亚排名第151(仅仅高于索马里)。显然,该地区预防核盗窃的工作还缺乏力度。

中东国家在容易遭受核破坏的排名上显得更为落后。在NTI破坏指数的45个国家中,中东占到5个。以色列——在5个中东国家中排名最为靠前——总排名仅为36名。伊朗和朝鲜并列倒数第一。

如我圆桌讨论的同事Hubert Foy所述,对于核材料的担忧不仅限于裂变材料,放射源的问题也十分紧迫。由于中东普遍松散的安防环境,再加之其政治的不稳定性,使该地区比其他许多地区更易发生放射源滥用事件。

民用放射源无处不在,在医学领域尤其如此。例如,儿童医院内的放射源比较容易被获取。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放射源不易被扩散。它们的半衰期很短,且污染范围也很有限。此外,任何想要窃取裸露放射源的人都可能由于强辐射而死去。尽管如此,含有放射源的“脏弹”仍然会造成地方人口的恐慌。受“脏弹”污染的区域很多年内都将一直是禁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堪设想。

中东核安全令人担忧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地区推广核电使用的计划。有些国家会以伊朗在“联合综合行动计划”之下拥有进行有限铀浓缩活动的权利为由,试图在各自国内也开展铀浓缩活动。诚然,这些国家有权追求对核能的和平使用,其中包括铀浓缩活动。但是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浓缩能力的担忧,它们必须编制出针对核安全的强有力法律,确定保障核材料临时储存安全的流程,并制定核废料和放射性废料的最终处置方案。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均可发挥作用。因为该机构有胜任此工作所需的权威、资源与专长。然而,许多工作仍需由各国监管机构承担。使监管机构独立于政治机构之外将是一项重大挑战。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通过监管机构与核工业的紧密合作,确定适合该地区的核安全方案。核安全峰会的职能可以此种方式得以延续。与核安全峰会并列召开的核行业峰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模式,以使核工业也加入了关于在中东建立良好核安全办法的对话。

 

峰会已终,防扩散之挑战未竟

今年三月末,正当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的参会代表们相聚华盛顿之时,唐纳德·特朗普向《纽约时报》透露了他在核扩散问题上傲慢且不负责任的态度。上周,人们推测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因此,让公众和各政府深刻认识到具体防扩散措施的不可或缺性,十分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我的圆桌讨论同事Hubert Foy与Nilsu Goren与我有意见上的分歧,他们认为核安全峰会不一定需要继续在各国领导人层面召开,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促使各国采取行动的活动,核峰会已使人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关键的防扩散问题。无论峰会是否继续,关注防扩散与裁军问题将会是一个常年的挑战。

无论谁当选总统,当明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时,必须应对一系列核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将对未来造成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包括:

  • 决定是否存在一条让美俄两国可以协商继续削减两国核武库的可行道路。目前,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处于后冷战时期的最低点,因此不太可能会出现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实质性的后续协商。但是,如果美俄想要在两国关系紧张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共同努力推进的领域,战略武器的削减理当成为首选。
  • 决定如何现代化美国核军备。如我的同事Larry Korb与Adam Mount所述,华盛顿今天所面临的抉择将决定美国未来几十年的核军备构成。如果美国着实致力于在保证可信核威慑的前提下削减核武库,就务必在未来数年内做出艰难选择——例如是否减少其洲际弹道导弹储备(这似乎确实将是明智之举)。
  • 维护由来已久的伊朗政策。“联合综合行动计划”证明了,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制止一国获取核武器。该政策若取得成功并持续可信,将大大有利于维持防扩散体制,鼓励各国履行其防扩散义务。然而对该政策的非议也颇多,每天的新闻报道即可证实这一点。因此要务必确保该政策的成功与全面执行。
  • 最后,与朝鲜之较量。随着平壤核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在微型武器和导弹方面实力的提升,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确保地区稳定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态度更加严厉,中国在今年三月签署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平壤的苛刻决议。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动摇朝鲜追求核武的决心。

这些挑战都是老生常谈了。然而,面临这些挑战仍然需要持续、高级别的承诺和关注——类似于核安全峰会带来的承诺和关注。

白宫已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在接下来的访日之行中访问广岛。或许奥巴马总统会利用此次机会,勾勒出一个应对未来核挑战的实际愿景——一场为了实现其核愿景而提出更详尽路线图的布拉格演说2.0。未来需做的决定是艰难的,而要做出这些决定就必须要有大胆而务实的思维。

 

核安全:从峰会转移到机制

召开核安全峰会的目的即为了阻止如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裂变材料,进入核设施。然而只要裂变和放射性材料继续存在,核安全事业就不会真正“结束”。因此,尽管峰会进程已经终结,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未必有所减少。事实上,核恐怖主义的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然而,如果各国做出保护核材料的最大承诺,核安全是能够不断得到加强的。2016年的华盛顿峰会为这种不断加强铺平了道路,因为本届峰会建立了一系列核安全机制,在没有峰会的情况下各国也能够参与并执行这些机制。

机制之一为“核安全联络小组”,该小组在52个华盛顿与会国中的40个做出一项共同声明后成立。该小组将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团体,致力于使峰会议程的执行工作同步进行。小组成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年会期间进行集会。我的圆桌讨论同事Michael H. Fuchs认为,没有各国领导人参与的核安全会议可能不足以维持核安全领域的发展势头。然而Fuchs承认,如果两年一届的峰会由外交部长和能源部长参加,那么峰会就很有可能获得相关国家机构的支持,并吸引有意义的公众注意力。“核安全联络小组”的成员将是“比较有权威且见多识广的资深……官员”,正好与Fuchs的设想吻合。重要的是,小组成员能够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召开额外的核安全峰会。此外,联络小组欢迎任何想要参与峰会议程的非峰会国家,这一点对如我国喀麦隆等没有参与峰会进程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关于共享核安全信息的最优办法的。该机制是17个国家在华盛顿所做的共同声明的产物,包括一张统一的国家报告表格,可以让各国用一致的方式报告其核安全状况。此表格也可以体现各国不同的国情——例如,不同的国家致力于不同的国际契约。使用此表格作为模板,各国将更容易达到其报告要求,从而使得其核安全活动变得更加可持续。该机制增加了透明度,因此国际社会将更加信任各国核安全体制的有效性。

最后,2016年峰会带来了五个行动计划,旨在将峰会议程的内容转移到现有的核安全机构内。对于从属于这些机构的国家,这些行动计划使各国能够在加强核安全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例如,为联合国制定的计划,要求各国更加努力,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各国不得支持非国家行为者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诸如此类的倡议使之前没有参与峰会进程的国家现在也能够参与进来。

诚然,除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国际机构外,还有很多关于核安全共同行动的论坛。这些论坛也涵盖了核工业、职业协会,以及非政府专家。这些都是核安全架构中的关键要素,可以帮助业内人士培养技能,建立全球联系,激发创新。

在后峰会时代,人们若不积极追求奥巴马总统所提出的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愿景,后果将十分危险:核安全将大大退步。但是,如果各国尽力兑现他们在峰会进程中所做的承诺——并且如果2016年峰会带来的机制得到了应有的运用,那么这些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建立这些机制,是为了延续峰会进程最重要的特质:得到各国领导人持续的重视;获得参与国的承诺;关注切实、有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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