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梦想，实际的用途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在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中谈到一系列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抑制军控条约社会核查的问题，即：对现有核查机制的怀疑、政治上的限制，以及普通群众不愿意参与。尤其是最后一条，跟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信念有关，那就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缺乏正义及平等。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社会核查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支足够大的受过教育的从业者的骨干队伍。我承认，在我所处的地区中东，说服普通学历的人他们应当来参与是很难的。在中东，许多人对防扩散机制都深怀挫折感，对以色列的核垄断尤为如此。对认为整个防扩散机制是不公平的人，是很难宣扬透明度和信任的。

但这样的情况并非在世界上每个地区都占上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的环境中已经存在核查程序，也许人们会对社会核查抱以更大的热情。此外，核查技术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用途。例如，在发达国家，社会核查可能对涉及犯罪、人权、环保协议等问题最有用。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重点可能是小型武器和地雷；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将比较有限。

但说回中东，要说服许多人对他们认为根本不公正的核查机制做出贡献，恐怕需要用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都同样如此吗？促进社会核查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反而使得一些人隐瞒有关军控条约的信息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清楚。清楚的是，在中东地区出现可持续发展、良好治理、社会正义以及保证长期安全的政治安排之前，社会核查将不会在该地区真正茁壮起来。

Jamal Khaer Ibrahim 在第二篇文章中讨论了促进社会核查的外交方法，并认为，”第三轨道外交” — 基层的个人及公民社会团体间人对人的互动 — 是促进公民核查最适当的外交途径。我同意间接方法是促进这些问题得到讨论的最好方式。事实上，”第三轨道外交”以及较为正式的”第二轨道外交”一直是过去几年讨论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主要外交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把不太正式的外交所取得的进展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实质成果（”第一轨道”）。”第三轨道”和”第二轨道”最终要回归到”第一轨道”，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不过，Ibrahim 认为非正式的外交可能有助于围绕社会核查构建一个健康的对话及辩论氛围，这点很正确。

在我看来，对于一些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激励而接受社会核查这点，Ibrahim 也论证得极有道理。我认为，处于如下一些行业内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可能被滥用 — 核电、化工、化肥、生物技术 — 这些企业应考虑将社会核查纳入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之中。化工行业已经积极参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且曾在制定该公约的核查程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呼吁支持社会核查措施，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也许社会核查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只有在乌托邦条件下才可能 — 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国际公民在仁慈的权力结构的保护下，积极执行其共有的义务。这样的世界不会很快出现。但这并不妨碍社会核查为军控事业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