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智慧而非力量

本期圆桌讨论的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借用了19世纪的一个概念，称国际事务为一场“伟大游戏”。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治国之道的本质。核战争中无赢家。不开战是唯一的制胜之举。

毛泽东显然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意会到了这一点。1946年8月，他在回答一名美国记者提问时，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对比喻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是此处毛泽东的意思可能是：核武器的使用将会成为一种禁忌，且此种禁忌将随着核武器数量的激增而变大。中国核思维中总是有对核武大禁忌之存在的假设。北京“规模小但有效”的核武库的唯一目的即消除中国被核武攻击的忧虑。

倘若所有国家都以中国的方式适应核时代，那么整个世界将充斥着核武器。这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条约）的本质所在：各国一致同意，除非核武器被废除，否则任何国家都可声称其有权开发核武。要么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要么所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

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开国元勋并未参与NPT条约的谈判(他们甚至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但是他们却似乎理解了该条约的真谛。当时中国核武项目的负责人聂荣臻将军曾对手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原子弹。这就是中国在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后立刻发表的有关核武器的唯一详细声明的核心内容。

在该声明中，中国领导人建议“召开一个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参与的峰会，以讨论核武器的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之后的NPT条约也曾有过相同的宗旨，但该条约现已演变为另一种机制，维系着一个由有核国和无核国组成的世界。该条约生效46年后的今天，核武国却正准备在更新各自核武库上大肆挥霍，而非核武国则理所当然地感到自己被背叛，并正在努力推动一个国际禁核法律协定的制定。

该努力是检验中国核裁军承诺的试金石。迄今为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表现不尽人意。他对该条约倡议所做出的缺乏支持性的回应有可能赋予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意见以正当性。美国一直对中国的核裁军承诺持怀疑态度。

韩华在本期圆桌讨论中的第三篇文章或许可解释习近平为何公然不顾中国在1964年的声明中明确提出的关于核裁军的原则性立场。韩华认为中国的核武政策与中美常规军事力量不平衡有关。但是，1964年的中美常规军事力量差距要远大于今天。习近平之所以对试图推动核武协定的123个国家态度冷淡，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在与美国的常规军事冲突中以核武器的使用相威胁吗？假如果真如此，那么1964年的声明就只是一纸空文，且习近平正在引导中国乃至全世界脱离核裁军的道路，走向新的核武竞赛的道路。

国际社会使用一个核武协定以迫使核武国履行NPT裁军义务的做法并非拉贾戈帕兰所谓的乌托邦。当前，核武国的政府正逐渐被那些通过迎合过时的部族偏见思维而上台的“强硬”领导人所支配。因此，此时此刻亟需前述的那种对常识的集体诉求。

伯特兰·罗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及在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签字的科学家们都知道，核时代的来临预示着国际政治这场“伟大游戏”的终结，因为游戏的下一轮将“给各方带来巨大灾难”。他们劝我们仅将自己视为“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生物物种的成员；该物种的消亡将是我们极大的不幸。”假称核屠杀不会发生或继续视战争为游戏的做法无异于否认当前政治现实的危险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