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议题，个人观点

鉴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核能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利大于弊，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发展中世界不同的群体对利弊的看法差别很大。

为了这篇文章，我将发展中世界的人分成两类：受益组和风险组。受益组主要是穷人，面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干旱、热浪、海平面上升、更频繁和更强烈的风暴、粮食短缺等，是相当脆弱的。因此，这些人可能会在核能及其潜在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用方面看到显著的好处。另一方面，风险组更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在发展核能方面将比穷人感到更大的风险。

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写道，”有钱人在历史上多数时候都对政治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考虑到风险组比受益组经济状况更好，政治影响力的阶级失衡可能会对核能在发展中世界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阻碍。

使这一障碍更难克服的是，多数核反应堆必须建在水源丰富的地方（尤其是沿海或河岸地区）。把这些设施建在近水地带也是出于方便，因为靠近水可使运送建造和维护核电站所需的大件重型设备变得容易。但沿海和河岸地区也是风险组的人最有可能生活的地方。（以中国为例，受益组的人或许不在这些地区生活）。繁华的地区跟适合建核电站地区重叠，这对进一步发展核能带来不良的影响 — 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对处于经济有利地位的风险组而言，核能只不过是一个能源选择而已。同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在他们看起来像一个遥远的威胁。然而，福岛事件规模的核事故将威胁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福祉。因此，对核事故的恐惧使风险组的人有强烈的动机选择”不要在我的后院”这种邻避主意的态度。

因为风险组比受益组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大，所以在发展中世界发展核能看起来面临极大的困难。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政府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监管核工业，持有这种怀疑态度是风险组和受益组的共有特点。

政治考量. 福岛事故后，中国中央政府立即停止了评审新的核电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急于重启核项目，但中央政府对于是否同意恢复一直犹豫不决。然而，今年5月31日，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可能恢复发展核能。但核能目标发电量急降。2011年初，有人设想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到2020年将达到8600万千瓦，然而当前的预测仅为增加至6000万千瓦。

这一下调体现了中央政府认为在后福岛时代必须践行的谨慎态度。当然，中央政府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权衡风险组和受益组的意愿。政府的计算主要包括核能的经济与环境收益跟万一发生核事故 — 无论可能性有多么低 — 所带来的经济与环境损失之间的比较。

中国除核能外有大量措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发展天然气等低碳能源，或者风能、太阳能等零碳能源。中国政府也默许地方政府采用如大面积停电等非常规措施，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 实际上2010年下旬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是，中国哪怕是只发生一起严重的核事故，即使没有福岛事故那么糟 — 尤其是假设核事故发生在中国三大最繁华的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 那么这对中国将是经济灾难，对中央政府将是政治灾难。事实上，这样的事故或许远非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