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吊子措施将无法阻止导弹扩散

倘若核武国像我的圆桌讨论同事WPS西度（Sidhu）所建议的那样采用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并解除其导弹的警戒状态，是否就能减少导弹所造成的威胁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假若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了其据报道正在考虑的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中国等国加强其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动机就会减少。此外，像西度所指出的那样，他所提出的措施符合《中导条约》的原则。本人认为《中导条约》可为“消除导弹与非战略性核武的双重威胁”奠定基础。

但是西度所提出的措施并不会制止导弹扩散。原因何在？首先，尽管解除武器的警戒状态以及制定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固然会降低意外核战争爆发的风险，但却不一定能削减核武库，而核武库却是导弹扩散的主要动因之一。核武的政策和警戒状态与核武库的规模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核武国可解除其导弹的警戒状态，也可普遍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但同时却又能让其核武库免受任何影响。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以及解除导弹警戒状态与《中导条约》的基本原则毫无关系，而该基本原则为：削减或消灭核武库才是预防导弹扩散的最佳方案。

此外，在武装力量极为不对称的紧张局势中，甚至解除导弹警戒状态以及普遍采用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或许也无法预防核战争的爆发。巴基斯坦为了抗衡印度在常规武装力量上的优势，一直维持着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而中国对其未来是否将长期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的问题的态度也已变得模棱两可。不难想象，假若这些国家在一场大型常规武装冲突中不断失去优胜地位，就可能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值得回忆的是，当北京与平壤各自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都宣称美国的核威胁与勒索迫使它们不得不走核武器之路。核威胁会引起受威胁国极度的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已迫使非核武国转而研发核武器或从事导弹扩散活动。的确，导弹扩散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威胁、勒索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而导弹技术管制、解除导弹警戒状态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等技术手段并不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接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道，自1945年以来“全球性的克制行为产生了对核武近乎全球性的憎恶”。但是他对“这种对核武器——受到珍视的资产——普遍的禁忌是否”能继续下去表示怀疑。导弹扩散能降低使用核武的门槛。

的确，随着局势紧张地区的核武国展开导弹扩散活动，一场“21世纪的古巴导弹危机”很可能一触即发，尤其倘若那些地区缺乏信心建立的坚实平台。中东与东北亚这两个最令人堪忧的地区亟需旨在建立信心的强劲努力。要记得，《中导条约》是冷战期间几十年的旨在建立信心的工作的结果，而这些工作通常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该组织因其最近在乌克兰的冲突预防工作而得到表彰）执行。只有持续、长期地从事地区信心建立工作，才能最终实现亚洲或中东版的《中导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