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国家与核武器

当我试图了解同行们对我本次"圆桌讨论"第一篇文章的反应时，有种回应令我感到震惊，即，核武器是不可转让的国有资产，因此不应该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待。其中的逻辑貌似是，如果人们爱国，无论是男是女，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意思似乎是如果有人对战争"胃口不佳"或者偏好和平团体而非战争机器， 此人的爱国热情就值得质疑。

这种观点也许在南亚尤为常见，在南亚，核武器象征着民族自豪感，被作为某种可以治愈国家弊病的神奇药水。但爱国主义在许多地方、许多时代都显示出了性别特征。巴西政治学家 José Eisenberg 曾分析过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时代，性别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他写道，根据二十世纪的主流民主理论，"对共和国的忠诚被表现为一种父系关系，由公民义务和对主权的忠诚组成；……对祖国的忠诚则被表示为一种母系关系，由收获民族国家的财富和文化成果的权利组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有些（男性）爱国者把自己对核武器的支持视为良性地行使职责——并把对核武器的怀疑视作一种不那么值得尊重的冲动。

同时，性别与安全学者 Carol Cohn 在其著名文章《国策知识分子的理性世界的性与死亡》（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她与使用"干净的"语言来讨论"干净的"核弹的"打着领带的白人男性讨论导弹大小"的经历——而在讨论的同时避免考虑平民的死亡以及 Cohn 称为核战"情感余波"（emotional fallout）的东西。Cohn 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当然认为自己是爱国人士，他们视以（有时滑稽的）性别歧视的语言来讨论核武器与战争为平常之事。

当然，性别歧视的语言和意象并非只是针对核领域。它们很可能自战争存在以来，就是战争的一个元素。尽管如此，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性别歧视的男权意象——和基于性别意识的爱国主义——往往将核裁军与防扩散变成"软弱"、女性化或者彻头彻尾被阉割的东西。这不仅阻碍了核裁军，而且使得非常非常难建立可信的女权主义方法来进行中坚力量的战略研究和政策制定。

这一切都相当令人失望，但我想重提 1973 年赎罪日战争的一个事件，来给本文一个乐观的结尾。以色列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认为祖国正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主张以色列展现国家的核能力——但是，据防扩散专家 Avner Cohen称，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早在撒切尔夫人被称为"铁娘子"之前，她就被如此称呼了）告诉达扬"忘记这事吧"。显然，她的爱国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可能会对中东造成最可怕后果的核爆炸。也许，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核武器政策方面获得影响力，世界将学会完全"忘记"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