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多，资源少

埃及政府今年的科学研究支出约占GDP的1%，和2011年0.23%的记录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即便如此，科学家的收入依旧不高，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这使得科学家们纷纷选择往生活水平更高、更易获取先进技术、政治局势更加稳定的地区移民。

科学记者认为他们能为埃及科学走出困境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尤其是在报道核问题时。革命爆发之前，每当我撰写与埃及核项目相关的话题时，总是遇到保密过度的问题。穆巴拉克政权将所有原子能事务都视为最高机密。监管委员会负责审查媒体，此类主题的报道只有少数被允许刊登，即凸显政府成就的核新闻。即便在今天，埃及的宪法草案仍没能就国家安全与媒体自由、公众知情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明确表态（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将于12月22日结束）。

空间小、资金少。在埃及少有从事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主要是因为媒体仍不确信科学报道的重要性。科学报道很难登上报刊首页，有些报刊甚至完全不为科学新闻分配版面。科学报道也得不到多少拨款——报道核问题及其他科学问题的记者收入低下，结果就是科学报道贫乏，而且记者交出的报道不是从西方文献翻译过来的，就是过度依赖新闻通讯稿。而会发布通讯稿的研究中心也只有寥寥数家。

比起向读者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信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往往更重视官员会见及出行安排。记者不允许踏入埃及原子能管理局，也不能不经许可同管理局内的任何科学家交谈。有些记者对访谈准备不善或是发布消息不准确也是许多科学家拒绝接受采访的原因。

培训缓慢。我遇到的另一大挑战就是业内的培训课程过少。我是2004年成为科学记者的，但直到2008年，国内才第一次出现针对科学记者的课程。这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埃及办事处同欧盟合作融资赞助的——埃及报纸一般都没兴趣针对如此专业的领域为员工提供培训课程。记者只能靠自己，通过独立阅读、查找何处提供培训课程来提高自身技能。

出国参加科学会议则是另一大挑战。大部分报社都不赞助记者参与此类活动，记者只能去拉外部赞助。我曾参加过六场在国外举办的科学会议，全都是由一家认可我报道的国际机构赞助的。

这种现象令人遗憾，因为国际会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士交流对话的绝佳场合。2011年，埃及原本被指定为的主办国，但由于政治动荡，活动不得不改在多哈举行。以我参加会议的感受，这场活动其实很有意义，与会者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使得这场会议名副其实成为了一次多文化交流的经历。各国情况虽有所不同，但全球的科学记者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例如如何最有效地与科学家沟通、如何扩大影响面、传播新闻报道、激发公众对科学的探讨等等。

前路展望。理想情况下，媒体应成为鼓励公众参与科技发展的关键助力。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理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这一局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改善：比方说，应当为科学记者组织更多的研讨会、培训课。媒体协会应为这些课程筹募资金，并且发起科学新闻竞赛，赞助相关奖项。各大学的大众传媒学院也可通过开设专门的科学新闻专业，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但科学记者自身也必须为职业而战。我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仅仅是交出好的稿子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获得编辑的认可，说服他们在政治新闻之外也刊登科学新闻。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记者自主决定哪些核信息是值得发表的，并且意识到审查无助于国家安全。事实上，审查可能只会让公众更加抗拒核项目。比如埃及提出的El-Dabaa地区核电项目，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他们或是不满土地征收，或是担忧项目危害环境健康。若是政府能首先更加开诚布公地与公众交流，也许现在这些问题就不至于如此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