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新途径

在第二轮讨论中，南希·加拉格尔深入冷战历史，讨论了美苏关于反卫星武器的互动，以及当时盛行的军备控制逻辑。加拉格尔强烈暗示：当前应该采取类似当时的军备控制措施——各国应该给自身开发（当然还有使用）反卫星能力的兴趣降降温，转而走华盛顿和莫斯科几十年前走过的那条道路。

在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停滞多年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加拉格尔以及其他人对重振此类努力会有紧迫感。大体上，我也支持维护战略稳定，支持推动军备控制——但与此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如今美国与太空后来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长久之前美苏之间的关系。

第一，正如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讨论的，如今的美国在外空享有巨大的力量不对称。这种非对称性使军备控制判断复杂化。美国由于其至高地位，可能无心限制自身在太空中的行动。太空的后来者由于其相对的弱势，对于保护其进一步开发的权利可能尤为警惕。所以，力量的不对称使各国立场分化，使调解变得困难。

第二，许多太空后来者，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美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分歧明显，但却有着相当大的文化相似度——例如，两国人民通常习惯用非常直截了当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在亚洲国家，这样的情况则不多见。所以，美国有时只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加以猜测，假定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并做出错误结论。有一种情景可以充分体现这种动态关系：中国对美国的提议报以沉默。沉默可能意味着，虽然中国不同意该提议，但仍然希望保留合作的可能性（同时避免公开反对）。但是，美国可能不假思索地将中国的沉默简单理解为不愿意合作——而这与中国的意图恰恰相反。设计军备控制安排时，必须留心此类文化问题。简单地跟随美苏约定的模式，大概不会取得理想结果。

第三，外空的图景在数十年间发生了巨变。太空已经变得更加拥挤。如今，已有更多国家拥有开展太空活动的技术资源，新的参与者掌握反卫星能力似乎不可避免。在这种业已变化的现实背景下，美国和苏联曾经订下的双边安排可能已不再合适。更好的方法是制订多边协议，或者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中国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中有些人呼吁对反卫星武器和其他外空问题重新开启军备控制进程。而且大体上，中国也支持外空的军备控制。但正如俗话所说，魔鬼藏在细节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是否支持军备控制努力、是否希望获得战略稳定——而是这些目标如何实现，遵循哪些原则，想要达成哪些优先事项。随着太空形势的变化，各国军备控制约定的性质也必须改变。但是，如果主要参与者未能对太空新现实达成一种清晰、共同的理解，将难以建立建设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