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和平

先前在第三轮中，我的同行川崎哲讨论了日本声明的原则（主张裁军）与其政策（并不推进这一理想实现）之间的对立矛盾。穆斯塔法·克巴洛格鲁对土耳其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相同的状况。例如，英国致力于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展核裁军，但当工党最近推选了一位反对核武器的新任领袖时，执政的保守党却将他描述为“国家安全的威胁”。然而，为了给这轮纪念广岛和长崎轰炸70周年的圆桌讨论画上句号，我认为应该把注意力转回美国，也就是这个当年发起那两场攻击的国家。

如今，美国的核政策依然是一个紧迫的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在西亚的持续军事介入，以及其与伊朗的争端。在这一背景下，在美国关于伊朗核协议的争论中，有若干方面令人堪忧。

美国主流的争论局限在狭隘的边界之间。一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诺（Mitch McConnell）于9月称“伊朗的核计划毫无疑问是旨在开发核武器的”，并对奥巴马政府“默许伊朗霸权”表示惋惜。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批评了伊核协议协议，因其不允许“核查人员7天24小时随时随地进入”。为了减轻此类担忧，29位知名美国科学家于8月上书奥巴马总统，将伊核协议描述为“一项创新的协议，具备……严格的约束条件”——但也暗示“若发现重大违反协议的情况，将为干预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然而，这种为伊核协议所做的辩护却未能指出一个根本性问题：能够证实伊朗近期曾开展核武器研发的证据很少。的确，前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曾表示，当美国出示伊朗核武器计划“证据”时，“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其中是否有任何属实的情况”。此后，天野之弥接替巴拉迪，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改变了其立场。但考虑到被泄露的来自美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的外交电文，这就不足为奇了。那些电文将天野的上任描述为“十年一遇的机会”——部分是因为天野“在每一个关键战略决定中，都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处理伊朗涉嫌的核武器计划”。

此外，有必要提醒的是，伊朗从未在美国境内发起过攻击，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这样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于1953年支持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出的由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领导的伊朗政府。1980年代，华盛顿曾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而在1988年，美国海军曾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导致290名乘客死亡。近来，华盛顿则为伊朗东南部的真主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过支持。

军备控制核查在伊拉克的历史也是有关联的，尤其是针对“随时随地”的要求。斯考特·里特（Scott Ritter）是一位曾在1990年代参与伊拉克核查工作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他指出，美国将这一过程“当作一种特洛伊木马，趁机植入情报收集能力，以便打击萨达姆·侯赛因。”

这些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伊朗政府不愿向侵入性的核查开放其军事设施，也彰显了美国在西亚的意图：美国政策制定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非国家安全。所以，德黑兰摆出了一个问题：与依靠美国援助和支持的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不同，德黑兰并不受美国的摆布。

美国可以通过坚持要求以色列加入中东无核武器区，通过公开承诺放弃对伊朗使用武力，从而确保安全，而不是强调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途径已通过不结盟运动得到了世界大多数政府的认可，但是美国科学家对于是否应该明确阐述这些途径，往往顾虑重重，担心不会得到华盛顿的认真对待。但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为进步派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让他们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向民主党人提供建议和支持的层面——毕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倡导以更切实际的方式，来维护华盛顿的主导地位。通过结合自身技术知识和国际认可的政治主张，科学家们可以直接介入伊朗问题的公共辩论，揭露美国核政策中的矛盾，为和平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