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承认你很吓人

By Nancy Gallagher: CH, July 17, 2015

我赞同我的圆桌讨论同行吴莼思和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的一些重要观点——拥有反卫星武器,并不会使任何国家发起的核战争成为理智行为;相较于限制太空武器,普遍实施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更直接地降低核风险。但是,我要反驳我的同行们所用的一个基础前提,即当美国就反卫星能力扩散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时,只是在试图——为了维护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华盛顿几十年前就已发展出来的能力。

无论各国官员口头上说他们正在太空中做什么,反卫星能力扩散是事实。中国2007年的“外空试验”,证明其有能力使用碰撞击毁技术,摧毁自身的一枚卫星——正如2008年,美国展示了其有能力改装宙斯盾导弹防御拦截器,将其用于瓦解其自身的一枚卫星(USA-193,其燃料罐被普遍认为会威胁“公共安全”)。类似地,虽然印度正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背景下开展反卫星研究,而没有独立的反卫星开发计划,但这个区别在军事上没有多大意义。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辩论反卫星武器对威慑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的潜在负面作用。关于此类问题的担忧,并不是发明出来针对中国、用于宣告其太空计划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军备控制逻辑的核心部分,催生了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还催生了一种约束反卫星武器的心照不宣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今天。1950年代末,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让苏联和美国都拥有了潜在的反卫星能力。到了1960年代末,苏联试验了一种初级、非核的反卫星武器。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均未穷尽其所能地快速开展专门的反卫星计划。两国也均未进行反卫星攻击。双方有着相同的判断:在一场危机中,无论射下对手的卫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短期优势,都不值得去冒使冲突升级的风险。

当然,这些年来,美国的反卫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卡特政府试图以法律形式限制开发和使用反卫星武器,但谈判以失败告终。这种方法遭到了里根政府的拒绝——那届政府认为苏联不可预测、缺乏透明度和约束,其态度比起如今美国最鹰派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投入反卫星武器的力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理由是防止较弱国家向美国及其盟友发起非对称攻击,而不是为了对可能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势均力敌的军事大国起到威慑作用。

如今,美国军方在太空中仍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但并未实施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其《2020年愿景》中呼吁的完全进攻和防守控制——这种领先地位,让华盛顿能够出于自身目的而自由进入并使用太空,能够保护其全部太空资产,并且能够禁止其他国家出于敌对目的而进入太空。国际社会也并未要求美国军方在太空中“控制全球公域”,将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给全世界。无论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抵制美国控制全球公域的努力,所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风险,以及高昂的花费。

未来,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或将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空间能力,无论是军民双用还是严格用于军事;在危机和低级别战争中,如何用这些能力来赢得或抵消优势,相关情景也将变得复杂。不信任将加剧。金钱将从其他用途上转移过来。关于太空预算、采购计划以及军事行动的保密度都将提高。广泛各类安全风险都将变得更加严峻。

战略对话能缓解事态,但前提是:各方都要承认,自身的一些外空试验、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将太空作为全球公域加以控制的努力,正使其他国家感到极度不安全。当然,正如几十年以来的做法,可以通过正式规则、非正式互为约束以及承诺的组合,减轻不安全感。但正如吴提到的,若能以互惠互利、平等和包容的方式,加强太空秩序的依法治理,则更有可能减轻不安全感。此类努力不能狭隘地只关注一种威胁(如具有杀伤力的反卫星武器)或一种风险(如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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