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正确之轨道

我在第一篇"圆桌讨论"的文章中写道，任何被认为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社会核查工作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机会都将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对外交而言也是如此。一项旨在促进社会核查的外交举措，如果完全不涉及官方外交，其成功的机会可能反倒是最高的。

外交通常的特点是沿三条轨道进行。"第一轨道"包括各国政府高级别代表之间的互动；特点是正式的谈判以及相对僵化的国家立场。"第二轨道"包括政策分析家和学者（有时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进行非正式的对话、概念性的讨论以及解决问题的活动。"第三轨道"由在基层工作的个人和民间社会团体之间人对人的互动组成。

"第三轨道"外交以及其非正式性与社会核查本身有明显的相似性 — 其非正式性可有助于克服我的同行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和 Ibrahim Said Ibrahim 所论及的社会核查的政治障碍。

这种可能性依赖于两种动机。首先，虽然国家对军控的官方立场可以相当严格（这也构成了社会核查在很多地方可能面临的政治约束），但多数国家都有动机要遵守国际规范及作为经济合作伙伴取信于人 — 特别是如果它们想发展核电行业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核贸易。

其次，在核供应链相关行业工作的个人有动机要避免与核扩散有关的活动。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谈到，精密工程业的专业人士可能会发现，他们的个人利益鼓励其参与社会核查 — 但这个想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在核供应链任何部分工作的人身上。企业和个人也可接受社会核查的技术来保护他们的专业声誉，并避免不法行为带来的刑事或民事惩罚。

一旦社会核查在商界获得支持，支持就可能喷涌到政府高层。政府官员可能会看到，在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允许社会核查自由发展的好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经常显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其重要性可能被经济上的考虑所超越。从本质上讲，社会核查将因全球化而成为可能。

但是，"第三轨道"在社会核查的背景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核贸易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可能会制定措施，对其他国家的同行传播社会核查的想法和做法。关注军控的非政府组织将提供支持。政府不会发挥直接作用，因为这只会导致官方的抵抗态度，这也是许多"第一轨道"外交所面对的。这种方法要求西方国家政府有所克制 — 但它的成功机会远远大于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