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音速导弹：没人要的垃圾

去年九月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中，我提议对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实施暂停令，并最终禁止此类试验。次月，美国空军中校杰夫·施莱纳（Jeff Schreiner）在《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上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实施这一提议的主要障碍只是怀疑态度——每一项成功的军备控制举措最初都会遭遇的那种怀疑态度。

本次圆桌讨论中，我的同行拉贾拉姆·纳加帕和赵通都对禁试持怀疑态度，但他们都没有提出支持高超音速技术的论据。赵认为，禁试不太可能实现，但“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纳加帕将高超音速武器描绘成只不过是“破坏稳定，甚至可能是逐步升级的冲突场景”。但是，他认为必须等到武器技术完善之后，才能实行禁试。

在第二轮中，纳加帕提出，1963年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当时核武器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我认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全世界出于对核战争威胁与核辐射污染水和空气的愤慨，迫使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他们对雨水做了什么？”当时的一首歌中这样问道。时至今日，各国缺乏理性地重新进入军备竞赛，我希望人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正在对明天做什么？”

正如纳加帕的观察，开发速度正在加快的不仅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反卫星武器——我想说，还有自主武器和其他类别的武器。分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不应仅仅观察形势动向，而必须呼吁改变方向。

错误的信仰。作为美国人，我敦促本国政府应在预防性军备控制方面起到带头作用，而非带头开展通往新危险的竞赛。我并没有资格要求别国政府树立比华盛顿更好的榜样。但是，对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高超音速导弹不会加强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

高超音速导弹的支持者鼓吹“竞赛已经开始”，要争取“巨大的战略优势”。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这个优势是什么。正如赵写道的，“美国人相信技术创新是解决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这一观点已然成了宗教般不可撼动的信仰”——但这种宗教般的信仰不只存在于一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错误信仰——通过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对抗美国并不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没有多少理由可以让人相信，高超音速导弹会比弹道导弹更难拦截。人们常常提到高超音速导弹的规避动作能力，但是此类导弹察觉前来的截击机的能力，则受到高超音速飞行产生的热和对感应器的腐蚀作用的严重制约。弹道导弹也可以配以机动能力，而且能够察觉截击机。弹道导弹还可隐藏在轻诱饵中，而高超音速导弹则可通过雷达和红外感应器清晰地观察到。

美国官员鼓吹高超音速导弹可作为核武器的替代物，用于战略打击；但是，没有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无法摧毁许多坚硬、固定目标。高超音速导弹无法隐蔽自身，也难以利用感应器精确导航——而且也无法定位和追踪可移动目标，这些目标可能在导弹到达之前移走。

正如纳加帕指出的，可能遭到攻击的国家无法辨别高超音速导弹飞往何方以及是否装载了核弹头。也正如赵写道的，“任何可能造成常规与核战争之间的界线模糊化的战略，都应予以拒绝。”但是，打赌可将核战争的风险从核武器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中排除，也是同样具有风险的。

我并不太在意高超音速导弹军备控制的定义、区别和其他技术问题，也不在意有的国家会假借和平发展空间飞机技术的名义钻禁试的空子。突然从高超音速导弹禁试中“越狱”出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秘密。禁试不会带来任何决定性或立即可用的军事优势，而其他国家只会顺势跟从。背叛禁试条约的国家只会搞砸一个机会——原本可以借此避免另一轮僵持不下、充满危险的军备竞赛。

机会还在的时候，让我们抓住它。高超音速导弹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