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如何学会厌恶原子弹的

被提议的禁核条约似乎与核军控有很多共同点。毕竟，两者都承认核武具有危险性，且目的又都在于削减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但实际上，核军控与禁核条约却分别赋予核武以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只有禁核条约这一条途径才有望促成全面核裁军的实现。

如本人在本期圆桌讨论之前的文章中所述，本人并不认为禁核条约能迫使核武国放弃核武。但是，此种条约却能使核武蒙上污名，并强化关于使用核武的禁忌，从而为核裁军创造条件。

 “使蒙上污名”意味着给某事（或某人）冠上可耻、可憎、应遭谴责的名声。使核武蒙上污名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核武巨大的毁灭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1945年落在日本国土上的原子弹与之后被研发并贮存的核装置相比微不足道，却还是造成了无法言说的苦难。今天，倘若爆发一场核战争，其将造成的环境毁灭规模之大可使人类濒临灭绝。核爆炸所产生的后果无法被限制在固定的时空内，而会跨越国界和世代。无论以何种合理的标准去衡量，核武都与对作战的手段和方法加以限制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背道而驰。

鉴于前述原因，非核武国就不可能将核武仅仅视为核武国主权的一部分。核爆炸及其后果是全人类（包括国家、公民社会与个人）共同的紧急问题。而这正是“人道主义倡议”背后的基本态度。由于“人道主义倡议”这一政治进程，禁核条约的谈判即将发生。

而核军控这一途径却截然不同。尽管核军控或许有用且重要，但它却未充分强调核裁军的紧迫性。虽然核军控与禁核条约在对核武器危险性的认知方面如出一辙，但是前者认为通过削减核武库、降低警戒级别和建立热线等手段就可将核武的危险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核军控要求掌控核武的行为体通过理性的行为以避免灾难。核军控理念背后的假设是有序的环境和对规则的遵循。但是核军控的问题在于它并不否认核武（通过制止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使人类受益的观点。这种对核威慑的接受是核军控的根本缺陷。核军控要求核武不受过多的控制。因为倘若核武被过度控制，各行为体就或许会认为有核武的敌人将不情愿使用其核武，而这就有可能导致威慑的失败。

核军控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它既试图遏制核武，却又同时主张存在使用核武的可能性。这就会招致诸如理查德·尼克松的“疯汉理论”等奇怪战略的出现。“疯汉理论”主张投射一种心理不稳定的形象，从而使敌手相信你有可能会使用核武。此种手段与稳定和理性背道而驰，而核军控理论却通常将稳定和理性归功于核威慑。今天，人们有时会援引“疯汉理论”以解释特朗普总统关于核武的古怪观点。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核军控应对核武的方式也是矛盾的：核武器是有害的；但如果我们对其加以适当的限制，核武器就又是有益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核军控则怂恿人类“停止担忧并学会爱上原子弹”（借用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奇爱博士》的标题）。

本人并不认为核军控毫无用处。但是仅凭核军控还远远不够，因为它无法彻底销毁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而销毁核武器才真正是使人类免遭核爆炸之害的唯一方法。

禁核条约宣布人类“应当”对原子弹感到担忧，并应当学会“厌恶”原子弹。以此种方式使核武蒙上污名是政治工作，而销毁核武本身则是技术工作。这两个进程都将是困难且漫长的。但正如19世纪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一样，获取成功并非毫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