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查之不适，及如何克服

在西方，手持设备近来吸引了相当大的关注，因为其有潜力帮助多边军控安排的核查。手持设备几乎完全渗透了西方并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增加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占有全球移动用户增长的大部分 — 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技术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遵约核查中起作用的机会的确正在逐渐显现。

许多与军控安排相关的关键性核查问题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任何能够有助于这些国家的防扩散事务的措施，都应受到欢迎。但目前尚不清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否跟许多西方人一样地来看待手持设备及其在核查方面的潜在应用。这方面的怀疑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在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社会核查事务的个人可能把自己置于相当的风险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跟有时看待人权活动家的方式相同 – 认为他们不爱国，或被看作是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并且即使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官僚和政治愤怒针对的目标。在印度，即使像"谷歌地图"这样的技术都受到重大的反对，因为它显示了敏感地点的位置，而"谷歌地球"在许多国家都遇到了来自官方的阻力。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鼓励某些国家的公民参与社会核查可能简直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普通民众也能促进条约核查，无论是开展众包项目或是用手持设备收集信息，这个想法所基于的假设是普通民众也希望成为军控安排的积极伙伴。即使撇开社会核查参与者可能受到的负面反响，这种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可疑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对军控的看法与西方军控倡导者的看法根本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往往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并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往往跟一定程度的反西方主义捆绑在一起 — 这不足为奇，毕竟许多发展中国家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被西方以其他方式统治过。军控，往往尤其被视为西方统治的一种工具，普通民众层面可能存在对军控措施的强烈反对。这种对军控努力的普遍不信任感由于西方被认为缺乏可信度而加剧 — 通常，西方​​被指责把军备控制当作行个方便的事，当它跟其他更迫切的利益起冲突时就会被丢弃。这些观点令人叹息，也许并不正确，但却深入人心。因此，或许并不能肯定地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将会选择参与社会核查的工作。

再者，任何形式的核查工作都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不适。举例来说，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附加议定书"的谈判，但是对伊朗这样已签署却尚未批准"附加议定书"的国家的同情心依然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而言，"附加议定书"似乎将允许外国核查人员随意进入本国领土并任意检查任何位置。这让人想起了殖民时代，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对自己领土的控制。而且，虽然有些核查措施，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包含的措施，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这种接受却鲜少伴随着让发展中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感到舒适。

发展中国家对核查程序感到不适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为减少双边紧张局势而采用的信任建立措施。这些措施建立在美国和苏联于冷战期间建立的模型之上。但是，尽管冷战时超级大国将军控核查作为信任建立措施的一个重要元素，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却从未考虑过这样做。

鉴于这种敏感情况，寻求让普通公民参与核查安排可能只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多边军控措施感到的不适。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和政治精英可能会把任何使公民代表域外机构来监控国家的尝试看做违法行为。并且任何包含社会核查安排的军控倡议也同样可能被视为非法。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社会核查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不一定。但社会核查能否成功可能取决于军控本身会否变得更加符合政治口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军备控制措施的抵抗部分源于发展中国家还未充分参与条约及机制的发展。使军控进程更加透明，并让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进程，尤其是参与军控协议的起草阶段，将使发展中世界对这些举措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更具包容性的进程也将鼓励遵约，并最终使得军控机制更有效。在我看来，社会核查可有助于防扩散的努力及条约的遵守，但只有在军控本身更广泛地为人所接受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