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选择: 发展中世界权衡能源需求及安全风险

西方政府和防扩散界一般倾向于把每个追求发展核电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核武器扩散的潜在风险。有这种态度是不幸的，原因包括：第一，它没有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提高能源供给的紧迫需求；第二，它转移了对发展中世界的核电厂安全措施不足这一问题的关注；第三，它强化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对 "有核国家"（"haves"）及"无核国家"（"have-nots"）的划分。

能源不足。在发展中世界，有些国家长期处于能源短缺的状态。例如，在印度，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导致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仅通过碳氢化合物发电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造成印度城市地区经常轮流停电（或称"甩负荷"）。停电频繁发生，尤以酷热的夏季为最，因而迫使众多商家将柴油发电机等作为后备电源。这种做法花费高，污染重，对商家和整个经济都带来了负担。此外，印度使用的碳氢化合物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约70％的石油消耗，都来自进口，这加剧了印度的贸易逆差。

中国也同样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能源短缺的情况。约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连享有的能源资源都极为有限。但无论各国情况如何，若想实现和巩固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愿望，许多发展中国家就都必须要增加能源供应。

然而不幸的是，每种可用的提高能源供应的方法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石油会造成污染；进口石油易受大幅度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且每当波斯湾出现冲突或紧张局势时，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煤炭的污染比石油更为严重。而水力则依赖于变幻莫测的降雨量，因而依靠水电的国家在干旱时期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由于所需的大量投资和商业上的可行性问题，尚未成为主流。

因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能简单明了，是一种增加能源供应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务实方法。然而，国际社会则大多将其对扩散的担忧加诸于那些根本不会引起这些担忧的核电项目上。在一些情况下，对核扩散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朗。另外，印度开始原子能计划时，表明其目标只是追求和平利用核能，但在此掩护下，它最终还是启动了核武器发展计划（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印度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易裂变材料是从核反应堆而来的）。然而，并非所有已发展核电的国家都已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国家的核电发展甚至连扩散方面的担忧都鲜少引起，更不用说造成扩散本身了。

日本就是一例。当然，美军仍然在日本驻扎，负责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这消除了扩散方面的恐惧。但单靠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消除扩散方面的担忧。战后的日本决定将外交政策非军事化，并改善与邻国敏感的关系，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日本对核电的发展，被国外视为其国家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其战略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尝试效仿这种模式，当然，要做到这点就要求这些国家愿意追求透明可信的、受到国际监督的政策。

安全倒数。在任何情况下，核能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键问题并非不扩散，而是核电厂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众安全的问题态度冷漠。例如，印度和中国的全国铁路运输系统事故率之高令人难以接受，但这并没有阻止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搭乘火车。这种宽容的态度也同样适用于核安全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资金不足更进一步加剧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一些发展中世界的核能项目在标准上有所妥协，使用的材料不合格，遭受腐败等问题，在核安全这个方面的表现可谓一败涂地。

更糟的是，有些核设施位于地震多发地区。当然，日本也是如此，不过日本政府的监管部门推行了严格的建筑标准，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中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核电厂的损害。相对较贫困的国家则无法保持同样的严格标准。同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明，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应对核灾难时也一样会遭遇困难。类似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令人鼓舞的是，福岛的灾难提高了发展中世界公众的核安全意识。在印度，对南部泰米尔纳都邦在建的库丹库拉姆核设施的抗议活动显示了民众对核安全的担忧。（2004年印度洋海啸曾影响该地区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忧虑。）希望这样的公众参与最终将改善发展中世界核设施的安全条件。

没有任何技术能杜绝事故，也没有任何进步能避免风险。核安全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技术领域而已——诚然，这一领域复杂而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其中取得进步。不过，在短期内有能力为国内民众提供核能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有限的几个国家的核安全挑战，应该是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放弃将每个发展核电的国家视作潜在的武器扩散者这一传统态度。"核不扩散条约"已成为了拥有核武器富国的"卡特尔"联盟，，但同样的情况绝不应该出现在跟核能有关的方面。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扩散方面的担忧仍然是正当合理的，并且所有核电厂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机制。但是，不当的扩散方面的恐惧绝不得干涉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其迫切的能源需求所做出的合理努力。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灾难已在某些方面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核能——但在许多有核能项目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故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土耳其和越南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建造第一座核电站，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开始效仿。然而，核电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一定是有益的吗？

支持核电的人经常吹嘘核电有能力满足扩大的经济对能源的需求；事实上，核电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充其量也不过是非常脆弱的。诚然，核电厂的燃料和运营都相对便宜——但建造核电厂成本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正如巴西物理学家José Goldemberg指出，任何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亿美元的国家都可能买不起核反应堆。（据Goldemberg称，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电网不够而不适合发展核电。）长期以来在核工业中常见的成本超支，也使费用进一步增加：1966年到1977年间开始施工的美国核电厂中，有75家出现过平均达200%以上的成本超支。此外，随着全球核能需求的增加，建设核电厂所需的材料和专业知识的成本也在最近几年急剧上升。

尽管财政上存在这些现实问题，但是核电仍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希望加强能源供应安全的国家，视为极有吸引力的能源选择。正如能源专家Daniel Yergin观察到的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能源安全等同于保障其支出平衡不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的能力。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能源资源非常有限，因认为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将在长期内上涨而采取行动——已开始考虑使用核能。例如，在马来西亚，除非国内很快发现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南海的领土争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否则它将在本年代末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这种可能性极大地带动了马来西亚对核电的兴趣。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可能也影响了越南和孟加拉国采用核能的决定。

棘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拥有核反应堆。但是，这将必然增加核武器扩散的风险吗？

要论证这不会增加扩散的风险很难。尽管如此，风险可能并没有严峻到值得引起严重的担忧。有人认为，即使是核反应堆的数量增长十倍也不可能对核扩散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核扩散风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家使用核能，而在于有多少流氓国家想发展核武器。事实上，核反应堆——特别是现在作为行业标准的轻水反应堆——其本身并没有很高的扩散风险。危险反而是来自浓缩和再处理设施，它们产生反应堆燃料的同时也可以生产武器级易裂变材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采用核能的国家是否应该保持自己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否应该发展自己的核燃料循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承认"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表明它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这一有力的言辞通常被理解为包含整个燃料循环。

然而，绝大多数保有核电厂或计划兴建核电厂的国家对建立自己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都兴趣不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需要相当大的投资。这些国家也意识到，新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会给国际社会监测各方是否遵守防扩散添加额外的压力。因此，它们倾向于从外部来源购买所需的燃料。

即便如此，这些国家还是对建立多边核燃料循环机制的建议保持冷淡态度，就算这些建议涉及燃料银行、多边设施管理或供应保证，它们的态度也依然如此。一些国家担心，这样的安排将在供应国和购买国之间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鸿沟——从效果上侵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规定的权利。

前进的道路。即使现在仍然没有对多边燃料循环机制达成广泛共识，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还是有一系列措施可以使用的。正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个区域性非政府组织网络在一份备忘录中列出的一样，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促进有效的出口管制制度，以防止核技术和核材料落入坏人之手。另一个重要步骤是要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技术合作、检查和执法活动。

要在将来可能使用核能的国家培养一种核安全的文化，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例如，各国仅训练执法人员防止、侦查和应对非法贩运核材料的能力是不够的。政府官员也必须受到教育，真正懂得为什么必须阻止核扩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扩散风险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奇特执念，而不是攸关到该国自身安全的真实威胁。要保证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长期有效，就必须要消除这样的态度。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谈论核能时一般的主导话题包括成本、废物处理、事故风险和武器扩散。这次的"圆桌讨论"给核能方面的对话引入了另一个维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

我在拉丁美洲生活，工作是能源分析师。在拉丁美洲，核能并不普遍。该地区发电量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源于核电，而且只有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运营核电厂。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巴西，核电只提供大约2.7％的国内电力供应。与此同时，水电在国内电力生产中约占74％，生物燃料和风力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只会不断增长；核电有潜力可帮助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所以至少应在一些情况下予以考虑使用。尽管如此，要判断在发展中世界核能是否为合理的选择，还需要仔细研究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要做出这一判断，就要知道发展经济到底需要多少电。

不只是金钱。按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进行的分类，区分两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许能得到这个问题的临时答案。在低收入国家（如柬埔寨），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需要的电力主要用来满足照明、医疗服务、教育等基本需求。在这些国家，每年约人均50至100千瓦小时的电力供应量就足够了（这取决于气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一部分人口只能享受到有限的现代电力服务，但另外一部分人口的消费模式则跟工业化国家的很相似，每年的人均电力使用在1,000到2,000千瓦小时左右。

这一信息非常有用，但任何仅根据收入水平将国家进行分类的做法，对此次"圆桌讨论"来说也许都过于狭隘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这个指数不仅评估国家收入，而且还评估人们的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围绕该指数展开的研究揭示了用电和人类福利之间的惊人关系。

例如，一些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商业能源消费从低水平提高到中等水平，人类福利倾向于出现快速提高，但当能源消费进一步增加时，福利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改善了。此外，2009年出版的一份全面的数据分析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人类福利所需的能量总量已显著减少。这表明，改善人类福利并不需要任何固定数量的能源。

不需要它，不想要它。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核电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合适的供电选择。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没有大到应该使用核电的程度；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可以在供电并无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使该国民生实现显著且必要的改善。简而言之，核能对这些国家来说过于昂贵和集中。然而，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不断扩大，这些国家可能的确需要发展核电。

但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必须考虑以下事实：核能并不仅仅是资本密集型的能源​​，而且还需要在技术、工业和制度方面有尖端能力，才能保证核电厂安全可靠的运作。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维护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费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工业化世界的核能安全标准变得越来越严格，富国已在提高设施安全上做出了大量投资。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采用新一代核反应堆的费用高得令人不敢问津，并且只可能加剧其对先进国家在技术及经济上的依赖（除非这些国家也选择参与核工业的生产链）。

能源系统的规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仅限于供应来源的讨论；能源系统是由一次能源、转化技术和最终能源服务等复杂的子系统组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其能源未来时，必须全方位地考虑所有可用的能源技术，包括从一次能源到相关转化技术直到最终能源服务。发展中国家还必须评估让安全可靠的能源系统到位所需要的所有社会和环境成本，这包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技术和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所必需的公共机构成本。

随着可用的新能源技术越来越多，替代核能的新能源不断涌现。事实上，由于材料技术、存储、传输和分配方式及能源终端使用系统的进步，把可再生能源融入当前和未来能源电网的可行性越来越大。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未来进行规划时，有机会跨越过去存在的技术，直接跨入各种不同的能源系统——这些系统结合分布式资源，使用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技术，更为灵活。这样的跨越让发展中国家能建造零能耗建筑，提高从电器到工业生产的所有能耗效率，并普遍建立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道路将使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其技术、工业能力的同时，避免发展核电所带来的扩散及公众健康方面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