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迅速的碳回报

在国家政策的诸多方面，必须在全体人口利益和个体权益之间做好平衡。减缓气候变化和计划生育看来也是如此——如果个体不受限制，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各国又何以减少碳排放？但是，事实真相还不止于此。太多个体的生育数量大于他们想要的孩子数量，因此，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方法，可以帮助各国控制碳排放总量。

在第一轮中，阿历克斯·伊赛写道：“碳足迹最深的国家才是这场毁灭地球竞赛中最大的罪魁祸首。”作为美国人，我承认自己的国家确实有罪，指控属实。2011年（世界银行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7吨，相当于全球人均排量的两倍还多。与此同时，美国大约一半的怀孕是意外的——截至2008年，其中百分之60最终导致生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计划生育方面应该做出更大的政治承诺，也应该将计划生育明确纳入国家气候政策。由于美国促进计划生育的力度不够，因而错失了减缓气候变化的一个重大机遇，同时又剥夺了人们自主决定家庭人口数量的能力。

另一方面，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王海滨主要关注“良好的碳治理”，并写道“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碳相关]行为，而非限制人口。”王对通过计划生育减缓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中国的一孩政策——实行了35年，去年末变成了二孩政策——是一种胁迫式政策，对中国家庭造成了一些悲剧性后果（尤其是杀婴和强制绝育），同时也对老年人社会服务保障提出了全国性挑战。

但是，当王写道“限制人口”时，他似乎暗指除非侵犯人权，否则生育率无法下降。事实并非如此，泰国、伊朗、突尼斯都是例证。事实上，整个“限制人口”的范式——意味着外部控制——应该由自由与个人选择的范式取代（伊赛在第一轮中已作了雄辩的论述）。女性使用避孕措施，不仅仅是在限制生育，也是在行使自主决定家庭人口数量的个体权利。女性这样做，为自己和孩子带来了健康益处，同时也缓解了环境压力。如果女权主义者、环保倡议者、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够合作，一起抓住普及计划生育带来的机遇，情况将大有改观。

王论述了治理对于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所起的关键作用。关于计划生育服务的提供，如果能有良好治理，固然是不错的——这样事情会更简单、更低价——但这并非必要条件。当然，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不发达、最腐败、治理最差的国家。但这不应成为等待出现良好治理之后才进行计划生育的借口——恰恰相反，最不发达国家母婴死亡率畸高，正说明了急需计划生育。缺乏良好治理的地方，女性将性与生育分开的能力可能生死攸关。公共卫生计划向女性提供这种能力，将不仅赋予女性力量，让她们能够行使自主决定家庭人口数量的权利，而且更将在不远的未来对降低排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我所说的“不远的未来”指的是什么？如果今天避孕措施避免了一次意外怀孕，那么世界在仅仅40周的时间内——大约是一个足月妊娠期——就将少一个碳排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