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对于解决气候问题的作用

为了避免“严重、广泛、不可逆转的[气候]影响”,必须快速减少碳排放——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称,要实现这样的削减,部分取决于“关键技术”的可及性。但是,有很多人反对单纯依靠技术方案解决气候问题。电网可能无法适应大规模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许多过去大力宣传的技术创新,如今未能取得实际成功。甚至连成功的技术,如果成熟得太晚,也将无所作为。以下,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美国的专家讨论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世界可以依靠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在前景良好的能源生产、储存和节约技术中,以及在用于储存或消除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技术中,哪些技术展现出最大的潜力,可以帮助世界适应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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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不是负担,而是机遇

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已经在发生的现实。未来一二十年中,如果不能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到本世纪末将比现在糟糕得多。我们需要对全球能源经济开展一系列变革,使其以无污染的资源为基础,而非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但和大多数事情一样,细节之处最容易出问题。

谈到气候变化,细节相当复杂。每个国家都必须制定一份既适应国情、又与全球减排目标一致的能源转型战略。

多年来,全球各国所做的气候承诺一直令人失望,但最近,人们明显看到了一些积极势头。十一月将在巴黎举行重要的国际气候会议。在会议之前,全世界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家都已提交了称为“国家自主贡献”的计划。这些计划描述了各国将如何在一段时间中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但截至目前,这些计划加在一起,只能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降至3摄氏度(相较于工业革命前),远高于国际共识的2摄氏度目标。在巴黎,人们希望各国加大减排承诺力度。但是,如果这场会议实现的总减排量未能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内,计划是各国目标力度将在未来每五年“逐步加大”。

低排放作为附带收益。为了成功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各国必须大幅调整他们对气候变化技术应对方案的态度。能够实现清洁能源未来的各种技术方法,不应被视为负担或开销,而应成为各国为其国民实现更美好、更清洁、更高效未来愿景的机遇。

我的祖国孟加拉,是一个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孟加拉国地势平坦,容易遭受洪灾,又依赖每年的季风;对这个国家而言,更猛烈的气旋、更多的干旱、盐碱侵蚀等现象尤其可怕。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孟加拉国大约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1.7亿人口,超过百分之3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密度高居世界前列。

但是,孟加拉国虽然贫穷,且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百分之1,却正在花大力气向其人民提供太阳能。孟加拉国已经安装了超过300万套家用太阳能系统,每月还有新增7万套上线使用。这使孟加拉国成为了全世界家用太阳能系统计划发展最快的国家。                                                    

在孟加拉国拓展利用太阳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虽然这也是一个乐见其成的附带收益。实际上,孟加拉国大力投资建设家用太阳能系统,是为了满足家庭(甚至是最贫困的家庭)的电力需求。因此,最受欢迎的系统规模相对较小,只需为几个灯泡、一台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提供电能。这种系统对其顾客的主要吸引力,在于能让家里的孩子们在天黑后做作业,而不再需要靠脏兮兮的煤油灯。事实上,顾客往往通过贷款购买家用太阳能系统,而偿还贷款比起购买煤油更便宜。

部分而言,这是通过公私合作关系实现的。一家名为“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向全国各地的私营授权经销商提供低成本贷款,然后那些经销商向顾客提供家用太阳能系统(通常是通过信贷购买)和售后服务。政府和私营部门正在探索各种方法,提供更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系统,以便用于抽取灌溉用水以及其他商业和工业用途。关键在于,太阳能已成为孟加拉国能源组合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仍需化石燃料发电,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将逐渐降低。

不论国家贫穷还是富裕,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技术过渡,必须成为每一个国家的常态,这样才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情况不同,选择投资的技术也不尽相同。但是,那些最快过渡进入后化石燃料时代的国家,也将取得最大的成功。

 

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以及抛弃传统观念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需要逐渐远离化石燃料,走近低碳、可再生的能源体系。显而易见,这需要技术创新——但技术变革并非最难的部分。必要的技术已经存在,这些技术正在快速改进,同时也在大规模得到部署。

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难的部分在于逐渐放弃化石燃料能源体系的现有基础设施,并且克服有碍于变革的政治、体制和文化阻力。阻力相当大,因为化石燃料不仅深深植根于能源体系的技术中,还是金融体系、地缘政治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因此,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还需要改革体制、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决心——以及同步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通过这些改革,可以减少对高碳化石燃料的依赖,促进可再生技术蓬勃发展。

未曾料到的转变。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生产、使用和配送的方式,意味着重新分析和构建长久以来文化上、体制上关于能源规划的假设,还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学习,让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社区和顾客在实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有了这种实践经验,个人和组织便可以抛弃一些关于能源领域的传统观念。

好消息是,传统观念已经受到了挑战。假设已经在发生改变。社会学习也正在发生。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可再生能源扩展的速度超过了此前几乎所有预测。

事实上,过去15年中对可再生能源增长进行的许多预测,恰恰生动地体现了改变假设、抛弃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信息署、全球能源评估情景数据库(Global Energy Assessment Scenario Database)等消息灵通的能源组织都大大低估了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增长速度。例如,据《1999年美国年度能源展望》预测,2000年到2020年间,美国新增风能仅为800兆瓦,原因是风能相比其他资源价格太高。但事实上,由于政策激励、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社会接受、市场转变等一系列串联因素,美国新增风能现已将近70吉瓦,比预计高了将近一百倍,而且还提前了五年。(令人惊讶的是,与可再生能源实际增长率最接近的预测来自于环保倡导组织“绿色和平”。)

美国中西部以北地区,为社会学习和假设改变提供了一个实例。在那里,大规模部署的大型风能改变了电力市场的运作方式。10年前未曾料到,能源市场规则和风力涡轮机的控制方法会发生重大变化,使得现在的风力发电厂已经可以和利用其他技术的发电厂一样,在前一日电力市场中出价。然后,在输电之前10分钟,风力发电厂可以“调整”出价,从而在风能资源变化的条件下也能实现准确出价。

另一个例子是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通过屋顶太阳能,人们可以自己发电,这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能源体系互动机制,其意义不亚于能源生产领域中的一场文化转变。“产销者”这一新概念(自己生产电力的个人)改变了公民个体在能源体系中的角色(并为他们赋予了力量)。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太阳光伏能源的快速发展已经挑战并最终改变了假设,例如关于太阳能电池板最佳朝向的假设。全年中,朝南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电力的确最多。但在需求高峰时段,当电力生产的价值对于电力公司而言尤其高的时候,朝西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电力更多。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电力公司的激励举措和屋顶太阳能的扩张之间形成了一致。

但是,虽然一些电力公司接受甚至乐见太阳能光伏等分布式发电形式,另一些公司则不那么愿意配合。事实上,反对太阳能政治动员力量正在快速发展壮大。遗憾的是,由于可再生能源与气候变化这一“具有争议”的话题紧密相连,并有可能颠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因而总体而言在美国,可再生能源成了一个引发分歧和党派纷争的话题。

尽管如此,由于技术创新与政治、体制和文化变革之间的互相联动,可能性的界限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在全世界试图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人能确切预测能源体系将如何演进,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传统观念将继续受到挑战,长久以来关于能源领域的假设将被颠覆,持续不断的社会学习将成为必须。

 

挑战不只是技术

人类具有一种通过开发技术使能源发生转化的独特能力。原始狩猎族开始从事农业之后,就通过各种技术进展(如驯养役用动物、放火烧荒、烧制砖块、熔炼金属),逐渐将能源用量增加了1000倍。工业社会兴起后,能源用量又增加了50倍。

人类的习惯是认为自己相对于其他物种,应得的自然资源更多。能源用量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习惯。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对大自然私人占有权,也就是让投资者(个人、企业、国家)得以通过小额的能源投资,实现大量的剩余能源。剩余能源促进人类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而对发展的欲求驱动了能源用量的进一步增长。

在人类发展的故事中,具有高能源密度的化石燃料扮演了重要角色。2012年,也就是国际能源署有可用数据的最近一年,化石燃料提供了全世界一次能源的百分之82。化石燃料连同土地利用变化,全年共导致排放大约400亿吨二氧化碳。这些排放量的一半并未捕捉回大地。这就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怎么解决?解决方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的,另一部分是政治和理念的。两部分解决方案都必须实施,才能避免全球变暖带来更为毁灭性的破坏。

到处都是问题。首先,技术方面。人类必须迅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但是,主流的减排技术能否起到实效?

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候选解决方案,现已占到人类百分之10的能源用量。生物质是一种分布广泛的资源,容易转化并提供能源服务。遗憾的是,生物质开采已经过度——每年植物生产的能源中,百分之16已为人类所用。进一步开采生物质能,只会加深我们因毁林和其他土地利用变化而对地球环境已经造成的丑陋伤痕。

水电提供全世界一次能源的百分之2.4,但可部署的水电已有百分之40被利用。人们越来越反对建造大坝,因为大坝毁了上游森林和农业土地,而下游区域也可能因水库泄水过多而遭受洪灾。除了在一些山区,水电利用不太可能再有很大扩张。

与此同时,核电提供了人类能源需求的大约百分之5。但是,全世界正在逐渐放弃热核电,原因如下:会造成污染——开采铀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全球各地的反应堆储存着大约30万吨的高放射性乏燃料。不安全——已经发生了三起重大动力反应堆事故。可能被滥用——浓缩铀可转用于制造核弹。很昂贵——比化石燃料成本高很多。

接下来,聚光太阳能和光伏发电,加上风能,总共提供全球大约百分之1的能源。此类能源每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15到40,但有几个缺点。一是受间歇性限制。二是选址只能在条件好的地点。三是无法直接用作移动力。四是会对环境造成一些人们不常讨论的影响。相比化石燃料电厂,风力发电设施和光伏电厂所需土地面积大很多。根据现实的估计,可部署的风能只能满足现今全世界5%的能源需求,而在制造风能和太阳能设备时,也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此类能源也仍然比化石燃料昂贵很多。

那么何不捕捉和储存二氧化碳,使其永远不释放进入大气层?由于几个原因,人们对碳捕捉和储存(CCS)的热情已经消减。首先,处于运营状态的CCS项目只有14个,另外还有8个正在建造中。这些项目的总产能只是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百分之0.1。而且,这些项目中有不少还与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项目联合进行,而那些项目则抵消了通过捕捉和储存而减少的排放量。

与此同时,能源效率有时被视为减排的捷径。但是,能够通过提升能效而达成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此外,杰文斯悖论也在此体现——如果因能效提高而增加能源可及性,能源将变得更为廉价,消费将随之上升。

另辟蹊径。到目前为止,在替代化石燃料方面做的最成功的国家是德国和古巴。德国向可再生能源生产者保证提供固定上网电价。古巴的关注点在于提升能效,另外还通过有机农业节省能源,因其需水量较低、农用设备使用量较低、不用化肥和农药。德国模式或许可以在发达国家复制,但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德国的可再生发电业主中很大比例是个人、合作社或社区,而发展中国家的此类实体缺乏投资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古巴的经验更难复制,因为有机农业不如一般农业有利可图。

为了可持续地延续人类文明,即便存在技术问题,人类也必须从化石燃料转向太阳能。还需要对生物能源和其他低能源创新举措进行投资。但最终,全球能源消耗必须降低大约百分之60。这需要一系列非技术方面的变革。世界各国之间必须实现能源平等——富有国家人民不应像今天这样,能源消耗量高出最贫穷国家人民数百倍。必须放弃对大自然的占有权,转为利用而不破坏自然的权利。全球经济的重心必须从“为少数人实现利益最大化”转移到“为所有人实现风险最小化”上去。必须建立稳定的经济——一种能够维护自然平衡的可持续经济。

这些变革背后的意义是根本性的。美国和加拿大必须将其能耗降低约百分之90;欧洲、大洋洲和日本必须将其能耗降低约百分之75。城市的规模必须大幅缩减,城乡之间的能源差距必须消除。必须以地方情况为重,实现治理去中心化。必须对所有人实施相同的风险和排放标准。

通过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实施起来会有难度,但政治和理念上的挑战更为艰巨。然而,这些挑战是可以战胜的,只要我们为许多人在去年的气候游行上提出的呼吁而努力:“气候不变,变化经济!”

如果这样的呼吁能促成迅速切实的变革,那么人类还有希望创造出可持续、平等、安宁的社会。否则,全球变暖将强加给我们一系列极端痛苦的变化。

Round 2

突出亮点,大有可为

到目前为止,在本次圆桌讨论中,萨里木尔·胡克以及尤其是萨加尔·达拉,都将全球摆脱化石燃料描绘成一项既极其重要、又棘手得人畏惧的任务。本文两位笔者表示同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的基础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正在全球的“突出亮点”地区发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所谓亮点地区,也就是那些已在迅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体系代替化石燃料的地方。那些地方已对可再生技术进行了大幅投资。伴随和支持投资的还有在政治和公共政策上、能源体系规划和运作上、以及组织机构看待和最终使用能源的方式上的同步变革。在这些突出亮点地区,个人、家庭、企业和社区正在开始看到可再生能源体系的潜力,并且正在摆脱化石燃料体制,摆脱现有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常态。

当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化石燃料相关的既有激励因素和基础设施仍旧巍然不动。地方不同,向更可持续能源体系转型的速度也不同。甚至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德国和波兰这样的相邻国家中,在明尼苏达和北达科他这样的美国相邻州之间,或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这样的加拿大相邻省之间,能源体系也正以绝然不同的方式变化着。但是,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有自然资源和技术方面的差异,更有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和文化常态方面的关键差异。

达拉提出了重要观点,即在技术可行性和环境影响方面,太阳能和风能面临着挑战。但是,这种挑战虽然严峻,却不会阻止能源转型的步伐,而是恰恰突显了技术体系演进和社会体系演进之间动态的互相作用。事实上,能源转型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足够快地开展政治、体制和文化变革,从而支持技术变革。

达拉还指出,为了促进全球碳平等的目标,美国和加拿大英国应减少百分之90的能源消耗,其他工业化地区也应大幅降低能耗。达拉的主张背后有着一个值得称赞的理念。但是,很难找到一种机制,能以如此规模推进能源体系变革。事实上,像达拉这样的主张可能适得其反——当挑战显得过于令人畏惧,人们往往会置之不理。常言道,“完美”不应成为“不错”的敌人。我们需要的,是承认并接受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在社会大众学着如何改变的各种过程中提供支持。

没有人确切知道未来的能源体系会如何变化和发展。实际上,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过程,背后的驱动因素已经不只是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体系的附带效益包括空气污染的减少、当地能源供应可靠性的增加,以及成本稳定性的提升。在不同地方,这些附带效益正以不同方式驱动变革。但当各地的人们探索多种能源途径时,有必要认识到那些已经正在发生的学习和变革案例。因而,有理由对能源转型持乐观态度——这种乐观的基础不仅是技术,更是伴随着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纽带,为人们带来了希望。那些突出亮点地区,正说明了在能源转型和更可持续的能源体系的道路上,我们大有可为。

 

路径清晰,行者犹豫

人类经常让自己相信,技术会拯救他们于灾难。他们让自己沉醉在“地球资源取之不竭”的丰饶之角神话中。有一些社会在技术失灵时,或在能源或其他物质资源耗尽时,便立马分崩离析,玛雅人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人类过于迷信技术,认为单靠技术就能解决气候变化,而不够重视必要的政治和理念转变,那么在不太远的将来,也会面临类似的绝境。然而,本次圆桌讨论第一轮中,我的同行们珍妮·史蒂芬斯、伊丽莎白·威尔逊和萨里木尔·胡克,对风能和屋顶光伏技术表现出来的态度,正可谓迷信技术。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若干种光伏和风能技术的限制因素——间歇性、土地需求等等。限于篇幅,我没能列举一些其他限制因素。太阳能和风能都依赖稀土元素,而这种元素在未来20年左右就会枯竭。直到五年前,中国还占到全球稀土产量的百分之95,让人担忧其是否会垄断控制。自那时起,中国产量占比已经下降,但仍具有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远超其他国家,因而关于垄断行为的担忧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可以不靠稀土运作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尤其是光伏技术,还远远不足以商业化部署。

我在第一轮中顺带提过,光伏太阳能电池的制造会产生碳排放。实际上,分析光伏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会发现,如果制造数量增速超出了太阳能电池的二氧化碳“回收期”的倒数,光伏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生成的排放量,就将超过其使用过程中减少的排放量。举例而言,光伏产品的平均二氧化碳“回收期”现在大约是八年——这意味着,每年光伏产品增速不应超过百分之12,才能实现二氧化碳的净减少。但事实上,1998到2008年间,光伏产品的年增速为百分之40,2008到2014年间增速为百分之59。因而,多年来,光伏产品一直在造成排放量的净增长。要使光伏产品单单在发电领域代替化石燃料(先不谈交通和其他领域),同时将其增速控制在碳“回收期”允许的范围内,可能需要50年时间。对于替代化石燃料而言,50年实在太长。

风能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堪萨斯州的风力发电厂中最近开展的研究突显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表明,由于大型风力发电厂从大气气流中提取了动能,降低了风速,因而限制了发电速率。面对当前能源需求,可部署的风能可谓杯水车薪,这是原因之一。风能根本无法替代化石燃料(还会引发环境问题,如造成鸟类死亡)。

虽然我不同意胡克、史蒂芬斯和威尔逊对技术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的基础是局部微观的经验,却没有考虑到宏观的能源需求,以及部署可再生能源的障碍等因素——但是,在一些观点上,我是同意他们的。虽然可再生能源有其问题,但我同意胡克的观点:“不论国家贫穷还是富裕,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技术过渡,必须成为每一个国家的常态。”我同意史蒂芬斯和威尔逊的观点:克服有碍于变革的政治、体制和文化阻力,是能源转型的关键(在我看来,能源转型的内容还应包括实现全球能源平等和降低能耗)。

实际上,如果解决非技术问题的方案能得到落实,排放量将可以迅速大幅减少,从而为太阳能技术的优化成熟和部署争取时间。但是,我心目中的解决方案可能与我的同行们所想的不同。例如,我的愿景是全世界能虚化并最终消除国界。这样可以立即消除全球大约百分之10的碳排放,因为现有军队的大量碳排放可以降到最低。而且,人们也会去往有能源的地方,就如同人类曾在化石燃料出现之前的几千年中一样,而不是反过来把能源搬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这样,既可以降低排放,又可以减少能源运输费用。禁止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航空和私人地面交通,可以再减少百分之10的排放量。缩减城市规模,让世界重回乡村状态,可以再减少百分之10。此类变革如果实现,可以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和平和平等的道路。

前进的道路十分清晰。但全世界选择这条道路的意愿有多少,却十分值得怀疑。

 

Round 3

巴黎悖论

正在法国举行的气候会谈的目标是达成全球共识协议。但是,在这里参与会谈的每一个人——上千名谈判代表、政客、环保主义者、公民社会参与者、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都知道,会议的结果将令人失望、彻底不周全。对于一些人而言,任何协议都似乎徒劳无功。一份协议几乎不论多么雄心勃勃、志在必得,都无法阻止海平面上升给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造成威胁(本次圆桌讨论中,我们的同行萨加尔·达拉先前在第三轮中讨论过)。本次会议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无法充分保护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免遭洪水泛滥、干旱增多、强劲风暴等气候混乱状况。

离会议地点勒布尔热不太远的地方坐落着先贤祠——巴黎中心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在这座建筑外面,12月3日搭起一件名为“冰表”(Ice Watch)的艺术品——它将伴随12月11日会议结束日期的到来而逐渐融化。这件艺术品由从格陵兰岛峡湾中漂浮的冰山上取得的12块巨冰组成。这些冰块围成一圈,如同钟面,象征着采取有效气候行动所剩无几的时间。冰表由视觉艺术家欧拉福尔·伊利亚森(Olafur Eliasson)设计,以一种简单、具象的方式展现了全世界岌岌可危的处境。

冰表还让人想起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对其反应的一组似乎无法协调的事实。如今人们对气候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有一种无力感,对于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对于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不足的深深绝望。另一方面,至少抵消了一点点无力感,是必要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源于人类强有力的求生意志,源于伴随求生本能而来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希望。诚然,要改变人类体系(例如既有的能源体系)十分困难。而当人类面临难题,其“解决方案”一直是不完整的。但是,变革发生的时候,其方式也往往是出人意料、非线性的。

本次圆桌讨论探究的话题是人类能否开发和部署足以应对气候问题的技术。但终极问题并不在于此。人类能否快速重新组织、定向和分配资源——能否实现体制和社会转型,从而稳定地球气候,最大程度降低未来的痛苦和混乱?这个问题比狭隘的技术问题更宏观,也更难应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充分迎接的问题。

 

迈向可持续、平等的社会

过去十年间,我曾数次前往马尔代夫——印度洋中由26座环礁组成的国家——帮助其环境与能源部监测空气污染。但是,我发现,相较于空气污染,马尔代夫人更感兴趣的讨论议题是,当大海吞噬他们美丽的岛屿、迫使大约40万人成为永久性气候流亡者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2009年,为了突显马尔代夫面临的气候威胁,该国总统在海底举行了一场内阁会议。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了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并非全球变暖的主因,却将成为全球气候难民中的大多数。他们的人均历史排放量仅为发达国家人均的八分之一。但由于发展水平低,往往又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这些人口将最多地暴露于全球变暖最严酷的冲击之下——海平面上升、干旱、极端天气事件以及降雨变化。

然而,发达国家200年来一直得益于使用能量密度高的化石燃料。近年来,较不发达国家中的新富人群也开始增加能源消耗,并从中受益。历史上,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很高(如前所述,人均八倍于发展中国家)——而目前,不论国家,全球富有人群的排放量也同样很高。

诚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差距已经缩小。发达世界的人均排放量现在略超出发展中国家的两倍。但是,不论国家,富有和贫穷个体之间的排放量差距却扩大了。依靠其财富,富有国家和个人可以保护自身免受全球变暖的许多影响。

正如一再重演的历史,富有人群如今正在试图保住自己的特权。实际上,历史上很难举出富人放弃特权帮助穷人的例子。相反,富人极力保住自己特权的历史案例却屡见不鲜——美国南方的大棉花种植园主为了保住奴隶制而领导的脱离联邦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为了防止全球气温相比前工业化时代上升2摄氏度以上(科学家认为这一水平是一道红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巴黎举行会议,主张自身应从世界仍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中分得一杯羹。发达国家希望维持其高位人均排放量,主张自己有权继续占据剩余的碳预算。

在第一轮中,我提议为了拯救地球、拯救马尔代夫这样的国家免遭淹没,美国和加拿大应减少能源消耗百分之90。本次圆桌讨论中,我的两位同行珍妮·C·史蒂芬斯和伊丽莎白·J·威尔逊称此提议值得称赞,但不可行。对于美国人而言,马尔代夫是一方遥远而未知的土地,但这并不能解释两位同行的态度。作为马尔代夫的邻居,富有的印度人的想法也是类似的。真正的解释是,富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

我的同行正确地指出,世界必须转向可再生能源。她们还赞扬了一系列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但并未解释这些变革具体将产生什么结果)。然而,虽然可再生能源或许可以稍稍减缓全球变暖,但单靠技术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靠可再生技术也无法实现社会可持续与平等——只要全球经济依然以增长和自然资源的不平等消耗为基础,就不可能实现。

人类能从大自然汲取多少能源和资源,同时不毁灭自然?这些资源如何在所有人中平等分配?务实地面对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帮助人类理解: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脱离于自然——或许还可以帮助人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与平等。

 



Topic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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