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核秩序中,中国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倘若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近年来的增长势头,那么国际社会将会期待北京在应对诸如核裁军和不扩散等地缘政治挑战上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鉴于中国的国情,其在当今世界核武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恰当?随着中国的实力和自信不断提升,北京应当如何应对裁军和不扩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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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中国延迟裁军之举实不明智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或许已使美国对其的期望值有所提升。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对自身应对包括核裁军挑战在内的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抱有更为谦逊的态度。

增长的限制。中国政府需要对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负责。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71位。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极大地制约了该国的经济实力。他们很希望美国的领导人能给予更多的谅解。

中国人口对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促使中国共产党将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大约保持在2%的水平,而该比重自1988年以来一直未变。相对较高的经济年增长率使得军费开支也逐年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增速放缓,其军费开支也很可能会随之减少。

义务而非奢求。中国领导人知道,参加国际核军控谈判并不需以达到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水平为前提,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中国在1992年加入NPT后需履行的最重要的义务——暂时被允许保留核武的其他四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也必须履行该义务——即就“一个全面且彻底的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目前并没有在实现该承诺。其实所有的核武国都没有在实现该承诺。核武国最近的一次重大裁军举措即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成功谈判(该条约于1996年开放供各国签署)。中国至今仍然拒绝批准该条约。中国军控专家们说,中国政府正在等待美国先批准该条约——美国已经签署该条约,但是参议院尚未予以确认——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应对核裁军挑战上无意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这是十分遗憾的。中国的核武库规模相对较小且一直处在非警戒状态。中国在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后就宣布将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且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仍然致力于该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有资格担当国际核军控领域的领导角色。

不领导即失败。中国领导人或许尚未意识到,他们应对核裁军的消极方式正在给中国的外交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华盛顿、东京以及其他国家首府的国防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们怀疑,中国之所以不愿意在多边核裁军谈判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是因为它正准备扩充其核武库、使其核武器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或改变其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中国政府坚决拒绝谈论其核武的规模、构成与运作,从而助长了这些怀疑的滋生。中国核军控分析人士声称,保持沉默对中国有益,因为此举造成的不确定性将能使北京在不扩增核武规模或提升核武警戒级别的前提下就制止核攻击。事实或许如此。但是,无论这种诱使他国对中国核实力产生猜疑的做法会带来何种益处,其代价都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真实意图与日俱增的担忧。

尽管中国需进行有诚意的裁军的义务与其发展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的确与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人野心的担忧日益加深相关。随着北京采取更为强有力的经济与军事手段,进一步争取其主权主张,中国与其邻国间长久以来的领土争端正在不断升温。承受此种压力的非核武国觉得自身受到了中国核武力量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非核武邻国的忧虑是华盛顿对自身核武考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国防官员反对通过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的提议,也反对消除美国核武警戒状态或削减核武数量的提议,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担心这些政策变化将降低华盛顿对其亚洲盟国担保的公信度。无论中国的本意如何之好,其核武规模、构成与运作透明性的缺乏使得美国的核军控支持者更加难以克服官方的反对意见。

时代已变。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开国元勋之所以决定开发核武器,是因为他们相信当时的世界正深陷于革命斗争的阵痛中,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将一触即发。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却已不再如此看待国际局势。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写道: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相互依存且稳定的世界中,中国或许已不再需要核武。

在这样的世界中,中国的核武从某种意义上看将对其不利。尽管北京的领导人说,中国在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寻求国家权力与影响力更为公正的分配,但是许多美国的分析人士和官员却将中国为了取得此种平衡所做的努力视为旨在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的恶意之举。他们认为,中国为其主权主张辩护之行为已预示了该国强烈的野心。他们警告道,中国把拥有核武视为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个建议。倘若中国真的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述的那样看待世界,北京就可为促成这样的世界的形成采取一些行动。行动之一即在国际核军控谈判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更为激进的行动则是决定进行单边裁军。

倘若中国有意愿裁军,那些怀疑中国是一个寻求地区和全球霸权的侵略国的观点将站不住脚,中国的国际声望将大幅提升,国际关系将获得重新平衡,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主张的看法也将改变。一个无核中国将更为有效地迫使其他核武国随之效仿;没有核武的中国也将最终获得华盛顿不首先使用核武的保证,而这正是中国一直想从中美战略稳定双边谈话中得到的。

对于中国而言,消灭核武或许会比保留、更新核武或使核武处于警戒状态更为有益。随着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所谓的多极化、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新时代中力图重新平衡国际关系,消灭中国的核武器实为值得严肃考虑的战略选项。

中国该如何应对紊乱的世界核秩序

随着中国财富和力量的不断增长,北京在全球核秩序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日益重要。但与此同时,核秩序本身却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二十年来,裁军谈判会议从未举行过任何有关核军控的严肃多边谈判;核扩散进一步加剧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核武器在一些核武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变得日益显著。

中国可通过说服其他国家(尤其是朝鲜和巴基斯坦),使其变得更具合作意愿,从而为加强核秩序发挥关键作用。但这将要求北京改变其当前应对多边主义的自卫式的、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特征的方式。北京在保证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应当采取一种以促进全球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更为宽广的方式。

一种认识。核秩序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全都是由中国引起的。然而,北京却似乎尚未完全理解被削弱的不扩散制度将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何种后果。确保核武器不扩散可使所有大国受益——换言之,不扩散符合这些大国的自身利益。但是,不扩散也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前苏联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主动支持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建立,并与美国合作,共同加强该制度。但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却似乎尚未形成此种认识。

所有的国家都以促进自身利益为目标,这是不证自明的。多边主义是方法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大国有更多可用以促进自身利益的能力,但是它们通常明白,通过多边努力使自身利益符合共同利益是实现自身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假使其他国家所关注的事务被予以适当重视,那么即使当“共同利益”使这些大国相比其他国家受益更多时,仍然可获得广泛支持。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在预防核武器的扩散上选择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多边主义道路。尽管该条约在利益分配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但是美国依然能够使其他国家确信,与条约不公正的本质相比,核武任意扩散之威胁是更为严峻的问题。诚然,美国为了实现其目标选择了一条远路,但是从长远看来,多边主义或许是最为轻松的道路。

中国将需要内化此种逻辑。尽管中国的力量有所增强,但是北京对规范性领导力之重要性的认知却尚未与其力量相匹配。中国仍然在以一种狭隘、自卫式的民族主义对待全球核秩序——换言之,中国仅将其力量用于捍卫自身利益,却没有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全体成员谋利。只要中国的政策仅服务于其狭隘的自身利益,北京在全球核秩序中就会继续被怀疑的眼光审视,中国也将难以全面享受其力量所带来的益处。

具体的步骤。假使中国在三个领域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就可避免此种结局:首先,努力加强当前举步维艰的不扩散秩序;其次,促进裁军谈判会议上妥协的达成;第三,全力寻求应对诸如太空和网络威胁等新型国际安全风险的方法。

首先,北京可撤销其对朝鲜的保护。朝鲜的顽抗态度不仅威胁着不扩散制度,还危及中国自身的长期安全。中国曾犯过协助巴基斯坦这一核扩散国获得核武器的错误,致使印度重启其已关闭的核武项目。此举的最终后果对中国而言是负面的。

倘若中国纵容朝鲜,任其蔑视旨在消灭朝鲜核武项目的国际努力,那么就等于重蹈覆辙。虽然韩国和日本是平壤愤怒的主要对象,但是两国至今尚未以建造自身核武库作为回应。但两国却已向美国进一步靠拢,而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刺激着北京的神经。假使美国日益衰落,以致无法兑现其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首尔和东京就会有更多的开发确保自身安全的其他途径的动机,其中可能包括核武器的开发。

尽管想要朝鲜重回不扩散阵营或许为时已晚,但是倘若中国更为重视与支持旨在使平壤不采取过激行为的国际努力,就仍然可平息该地区的担忧。假使中国不再庇护平壤,并巩固关于朝鲜问题的国际共识,那么不仅不扩散制度可得以加强,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可得到提升。

在推动裁军谈判会议妥协和共识的达成,尤其是说服巴基斯坦继续进行谈判方面,中国还可更加有所作为。会议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是否只应当适用于未来生产的裂变材料还是也应当适用于现有的裂变材料莫衷一是。中国似乎支持前者,但只要北京有意愿,就一定能在两大对立派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如此一来,不仅《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可得到推动,停滞不前的裁军谈判会议也可发挥更多的潜在作用。

最后,中国可推动关于诸如太空和网络等(尤其是太空)日益突显的威胁的讨论。这些讨论目前陷于僵局。作为一个新兴的太空大国,中国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焦虑心理:这些国家担心,军控协议有可能使它们无法利用外太空,也担心不断升温的太空竞赛会对它们造成连带伤害。中国早些年的一些举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从多个角度看,其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都实为轻率之举。尽管如此,太空领域仍然亟需国际领导力,而中国对此可做出巨大贡献。

当今核秩序的紊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可在提升自身安全的同时又展现多边主义的规范性领导力。但是,北京若要把握住该机会,就必须首先接受一个简单的道理:减少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不可能让中国变得更安全。

中国:日益负责任的核武利益攸关方

由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内经济显著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北京在全球与地区范围内的裁军与不扩散议程上所能做出贡献的期望值随之增加。这种高期望有时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现有的裁军和不扩散政策感到不满。的确,国际媒体时常在下述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北京与巴基斯坦在核领域的合作(《外交学人》);某些中国商人私自将违禁品贩卖至伊朗(《新闻周刊》);北京不情愿惩罚朝鲜的核挑衅行为(《纽约时报》)。批评人士认为,中国一直以来进行核扩散,甚至是全球不扩散努力的障碍。

但是,这些批评是有误导性且不客观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不扩散政策及其政策的实施方面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诚然,几十年前的中国的确对不扩散机制抱有怀疑态度。如今的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不扩散条约与机制,并在机制内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尽管北京迄今为止都未能获得“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成员国资格,但却声明其已遵照该制度的指导方针与控制清单行事。1997年,中国停止了向伊朗转让核反应堆和导弹技术,从而显示了其对不扩散与日俱增的认同。北京已调查了存在协助他国核项目嫌疑的中国组织与个人。此外,为了消除法律漏洞,从而让企图从事非法贸易活动的中国个人和私营企业无机可乘,北京已出台了新的法律和政策协调机制,旨在加强出口控制并处罚出口限制性货物的行为。

中国也积极投身于应对核扩散挑战的多边努力之中: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在伊朗核协议的漫长谈判过程中,北京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支持联合国关于伊朗和朝鲜核项目的决议;中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延期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所做的努力不可或缺;中国在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核供应国集团的规范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在履行其不断增加的承诺方面仍有待改进之处。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仍然处在一场巨大变革之中,且在执行一切政府政策时(并不仅限于不扩散方面的政策)都会面临严峻挑战。若要全面实现国家的不扩散目标,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机构设置与协调以及人力资源配置。此外,出口控制若要有效,就必须在大量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开展专业技能的培训。要做到这一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中国为应对这些挑战已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与他国共同开设培训课程。

北京还可在其他方面加强其在不扩散领域发挥的作用。例如,在朝鲜半岛的核武和导弹扩散挑战(该问题对东北亚的稳定乃至中国自身的安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上,北京可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当中国还是亚洲唯一的核武国时,北京就以自己的方式为实现不扩散的目标做出了贡献:不发出任何核威胁、不在他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不向他国提供核保护伞,并将对核攻击的威慑作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目的。今天,鉴于中国周边已经变化了的地缘政治格局,也鉴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北京比以往更为重视核不扩散。防止非核武国拥有核武器显然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不扩散也应当继续在北京的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未来,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将在制定地区和全球规范方面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很有可能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方面成为一个积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Round 2

华盛顿和莫斯科掌握着开启裁军大门的钥匙

早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并入主白宫之前,巴拉克·奥巴马著名的布拉格无核武器世界演讲所产生的裁军已经在逐渐消失。当下的裁军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黯淡。此时此刻回应圆桌讨论中顾克刚(Gregory Kulacki)提出的观点别有意义。顾克刚认为,中国极不情愿履行其裁军义务,这使其自身形象受损,也丧失了其在全球治理中担当领导角色的机会。

事实上,几十年里中国始终严肃对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对其规定的裁军义务。北京在五十多年前的第一次核试验后,就立刻提出彻底废除核武器的倡议。尽管核裁军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北京近年来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其所拥有的核威慑却相对较小。因此,中国只能以谨慎且务实的方式实现核裁军的目标。

裁军僵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已通过军控协议和单边削减等措施大幅削减了两国臃肿的核武库。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削减措施至今只是“优化”双边的核武库;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核武削减幅度尚不足以令其他核武国随之效仿。因此,全球的核武库存仍然十分庞大,总共约有15,000颗核弹头,其中美俄两国的份额占到93%。

更糟糕的是,美国视导弹防御和常规快速打击能力为其战略力量的组成部分并不断开发这两种能力。这使得中国等核威慑弱小的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因而迫使北京更依赖其核威慑,进而降低了中国的裁军动力。因此,打开裁军大门的钥匙目前仍掌握在美俄手中。

中国独特的视角。有核国家在NPT条约中的裁军承诺具有道德和法律双重约束力。但是承诺本身无法让核武国有充足的裁军动力。除非裁军之举符合各国关于核武效用以及核武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否则这些国家裁军的决策就难以做出。

在整个冷战期间,核武是美苏安全战略的核心。“相互保证毁灭”使两国均未向对方发动核攻击。而当时的中国却有着不同的核理念。尽管中国在1964年加入核俱乐部时面临严峻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却视核武器为“纸老虎”。此观点对中国核武研发与核态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确,北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建成规模不大的核武库并使其核威慑具有可操作性。中国是第一个在成功研发出核武器的同时又宣布裁军意图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家。无论裁军是否应当具有强制性,都承载着中国的核理念。

诚然,核武器在中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核武器在实际战场上的“无用性”,中国不会极力扩大核武库,更不求与核大国比肩的核能力。此外,随着中国周边新的核武国的出现,裁军和不扩散显然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至今或许尚未采取重大裁军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愿承担NPT规定的义务,尽管顾克刚对此并不认同。事实上,中国正在走自己的裁军道路。这条道路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首先,裁军不能仅仅依靠削减核弹头与导弹的数量,还必须考虑美俄武器的质量的提升。其次,中国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以及《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固然是裁军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是这些条约的谈判和批准应当与一个将核武的首先使用非法化的条约同步进行。第三,因为导弹防御和常规军事力量可能会成为各国开发或扩充核武库的动力,所以也应当纳入裁军议程。

中国的确有责任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履行其裁军承诺。但是,所有的核武国在实现裁军的过程中都必须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常用语)。倘若足够幸运,中国或许能与下一届美国政府以及其他核武国共同协作,使下一届NPT审议大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习主席放弃禁核条约

10月27日,中国在核裁军上的领导意愿又受到一次新的试验: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就关于启动禁核条约谈判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投了弃权票。

而就在投票发生的几天后,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中国军控圈创始人之一杜祥琬在古城苏州举办的一场国际军控大会上进行发言,并在发言开头表示了他个人对中国所做决定的失望。他认为,中国本应同另外123个国家一道为该联合国决议投赞成票。他不赞同北京应当在核裁军问题上等待莫斯科和华盛顿首先采取行动(本人好友韩华在本期圆桌讨论中表达了此观点)的观点。

韩教授正确地指出,美国和俄罗斯目前不但没有裁军,而且两国奉行的政策有可能会使核武竞赛死灰复燃,而这将造成危险与失稳。尽管如此,假使北京听从了韩华的等待莫斯科和华盛顿先行动的建议,那么接下来的联合国谈判将缺少所有核武国的主动支持(尽管朝鲜投了可疑的赞成票)。然而,倘若中国决定致力于支持谈判,那么它将会获得那些为核禁令投赞成票的非核武国的赞赏,并推动被中国于1964年10月进行的第一次核武试验破坏的不结盟运动的恢复。

尽管为时尚早,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很有可能会加速真正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当前美国总统交接期的情况表明,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在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方面既没有意愿又欠缺能力。该体系由杜鲁门总统创立,并由其继任者维系。特朗普在权力交接期的言行显示,他有意兑现其在竞选时的承诺,即推动一个将美国置于首要地位的议程。该议程将无视国际制度,且置美国盟国于次要地位。11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恭敬地赶赴特朗普大楼,此举或许已使这位总统当选人对其议程的效力信心倍增。

其他国家会根据北京在联合国禁核决议上所持的立场判断中国在一个不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中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中央王国”会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继续建立公平、公正且环境可持续的全球秩序是有益的吗?抑或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是否会视自身为当前缺乏秩序的国际社会中坚持维护自身利益的又一个大国呢?倘若在全球禁核运动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北京仍然决定置身事外,并继续使其核武更新换代,那么即使其他国家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阻碍也不为过。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于1949年赢取政权的领袖)曾说过一句名言:分清敌友是首要问题。他还说道,每个人的思维(包括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思维)都是由其效忠的阶级所决定的。毛主席是会希望他的“人民共和国”被视为一个终将取代美国、屹立于世界等级制度之巅的新兴“大国”呢,还是会希望中国被视为一个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为一个更为公平的国际秩序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呢?

习主席将中国日渐式微的共产党仍处于政治统治地位之事实归功于毛主席。他即将做出的决定——中国是否应当加入废除核武器的全球运动——或许可使中国国内长久以来的一场辩论尘埃落定:毛主席究竟应当被视为一位有缺陷但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呢,还是应当被视为中国新王朝的第一位暴君呢?

中国与不扩散:政策与行动相脱节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扰乱了原本就已很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尽管特朗普在国际关系和军控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模糊且不合理,但是却一定包含对多边主义的怀疑。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他有意重新审视伊朗核协议,并已似乎暗示他将对朝鲜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在此种新背景下,务实的精神必不可少:与其让国际社会在不太可能取得进展的核裁军议程上浪费精力,还不如让其专注于军控。

仍然可疑。本人的圆桌讨论同事顾克刚(Gregory Kulacki)提议,中国应当考虑进行单边核裁军。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中国就不太可能会选择这条道路,而现在则更不可能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想让任何核武国进行单边核裁军都是十分困难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大国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变得更为紧张。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想要中国进行单边核裁军就会变得更为困难。在不确定的时期,各国都不可能实施高风险的安全政策。但是,中国在推动以军控为重点的适度的核议程方面仍然可发挥重要作用。在特朗普任期内推动此议程是合乎情理的。

本期圆桌讨论的参与者们一致认为,由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国际政治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中国已经是全球军控领域积极且重要的一员。但是在北京对多边主义的看法上,尤其是中国是否已愿意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各国共同的利益上,韩华和本人产生了分歧。(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比其他国家牺牲更多的自身利益。

韩华写道,“防止非核武国拥有核武器显然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这半点不假。她还写道,“北京比以往更为重视核不扩散”,这或许也不错。但是,中国的不扩散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韩华所说的“履行……不断增加的承诺”更为严重。(所有的国家在履行诸如出口控制与核安全等领域的承诺时都会遭遇挑战。偶然的失败是在意料之中的,中国也不例外。)而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中国的不扩散政策本身。换言之,由于中国所公布的政策与其实际行动之间的断层如此之大,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两者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正是由于这种断层现象,中国的不扩散资质至今还仍然受到质疑。韩华承认,中国有时的确会由于其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武合作以及不愿惩罚朝鲜的扩散行为而遭受他国质疑。她也承认,“某些中国商人私自将违禁品贩卖至伊朗”。倘若她在第一轮文章中对这些具体疑问做出了应答,或许还能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

在朝核问题上(本人将谈谈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中国已多次试图减少国际制裁给平壤造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本有可能令朝鲜领导人暂停对其核武项目的进一步推动。尽管中国参与了有关朝核问题的谈判,但是谈话的进展却微乎其微。朝鲜现已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以及数次导弹和火箭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尽管中国是朝鲜最亲密的国际伙伴和重要经济援助国,但却似乎尚未利用其对平壤政权强大的影响力以抑制朝鲜的过激行为,更未试图说服朝鲜缩减其核武项目。事实上,一些中国内部的组织显然在继续协助朝鲜的战略项目。国王学院科学与安全研究中心的阿尔法计划最近的一篇报告显示,一些中国组织继续维系着与巴基斯坦战略武器项目间的联系。

中国在全球军控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尤其鉴于特朗普的当选、朝鲜核武项目之挑战、裁军谈判会议的僵局,以及伊朗核协议可能面临的瓦解。因此,中国需要在兑现其对不扩散体系的承诺方面变得更为坦率与明确。

Round 3

中国与裁军:未来的三个问题

本人的好友顾克刚(Gregory Kulacki)在本期圆桌讨论中认为,当今的全球秩序可能将从以美国为中心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在此种背景下,核裁军再次成为战略家、科学家和政治决策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顾克刚主张,中国应当在全球废除核武器的努力中发挥更为主动的角色,此种期待本身无可厚非。随着其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中国有义务在全球治理与核裁军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确展示出了比只是“又一个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的大国”(借用顾克刚的话)更为远大的抱负。中国当前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成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谋求共同利益的大国。

然而,要探讨中国在新兴核秩序中的角色,就必须首先理解全球核秩序的演变进程以及影响该秩序的因素。全球核秩序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英国、法国等国目前处于该秩序的中等位置。在它们的一侧是美国和俄罗斯(前身为苏联)这两个超级核大国;另一侧则为非核武国,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尽管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早在25年前就已分崩离析,且中国于2009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全球核秩序的传统格局并未经历重大改变。与中国在亚洲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秩序中的重要地位相比,中国在核秩序中的影响力仍然相对较弱。中国没有“修正主义”的意图,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谋求超级核大国的地位。

安全、不确定性和能力。中国履行其现有裁军承诺的积极程度以及是否会在裁军领域承担领导角色将取决于北京对下述问题做出的回应。

首先,鉴于中美在常规国防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能否在不维系其当下较小的核威慑的前提下保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由于华盛顿在中国周边及海域前沿部署导弹防御部署以及精确的打击能力,北京对任何激进的裁军倡议都会保持警惕。尽管北京非常清楚众多非核武国的销毁核武器的愿望,并支持它们的努力,但认为任何裁军倡议的审议都必须考虑总体的安全环境。务实的裁军方式最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对十月份联合国禁核条约谈判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其他所有被《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可的核武国均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

其次,在现有核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已做好核裁军的准备?在巴拉克·奥巴马八年成效不佳的裁军努力之后,我们正在步入全新的时代。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将会拥有何种核态势;甚至有人提出质疑: 特朗普有可能会“按下核武按钮”吗?能否把数以千计的核弹头托付于他?提及这一不确定性并非为了帮中国寻找维持其核武库的借口。但是,华盛顿的核政策与核态势对于中国安全战略的制定有着巨大影响,这是十分不幸的事实。

最后,当前的中国是否有能力在全球裁军领域扮演领导角色?中国仍然在经历一场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尽管中国近期在海外的行为被外界视为强硬,但是北京却尚未完全改变其“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整体外交实力以及其核外交的能力又要迎合其迅速发展的影响力与利益。因此,中国今后将提升影响核秩序演变、制定规范以及在多边机构中制定议程的能力。

尽管如此,北京已经走上了一条在核秩序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的道路。在未来,中国将随着其不断壮大的核政策专家团队以及日趋娴熟的外交手段,在该道路上越走越好。

亟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智慧而非力量

本期圆桌讨论的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借用了19世纪的一个概念,称国际事务为一场“伟大游戏”。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治国之道的本质。核战争中无赢家。不开战是唯一的制胜之举。

毛泽东显然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意会到了这一点。1946年8月,他在回答一名美国记者提问时,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对比喻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是此处毛泽东的意思可能是:核武器的使用将会成为一种禁忌,且此种禁忌将随着核武器数量的激增而变大。中国核思维中总是有对核武大禁忌之存在的假设。北京“规模小但有效”的核武库的唯一目的即消除中国被核武攻击的忧虑。

倘若所有国家都以中国的方式适应核时代,那么整个世界将充斥着核武器。这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条约)的本质所在:各国一致同意,除非核武器被废除,否则任何国家都可声称其有权开发核武。要么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要么所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

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开国元勋并未参与NPT条约的谈判(他们甚至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但是他们却似乎理解了该条约的真谛。当时中国核武项目的负责人聂荣臻将军曾对手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原子弹。这就是中国在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后立刻发表的有关核武器的唯一详细声明的核心内容。

在该声明中,中国领导人建议“召开一个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参与的峰会,以讨论核武器的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之后的NPT条约也曾有过相同的宗旨,但该条约现已演变为另一种机制,维系着一个由有核国和无核国组成的世界。该条约生效46年后的今天,核武国却正准备在更新各自核武库上大肆挥霍,而非核武国则理所当然地感到自己被背叛,并正在努力推动一个国际禁核法律协定的制定。

该努力是检验中国核裁军承诺的试金石。迄今为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表现不尽人意。他对该条约倡议所做出的缺乏支持性的回应有可能赋予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意见以正当性。美国一直对中国的核裁军承诺持怀疑态度。

韩华在本期圆桌讨论中的第三篇文章或许可解释习近平为何公然不顾中国在1964年的声明中明确提出的关于核裁军的原则性立场。韩华认为中国的核武政策与中美常规军事力量不平衡有关。但是,1964年的中美常规军事力量差距要远大于今天。习近平之所以对试图推动核武协定的123个国家态度冷淡,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在与美国的常规军事冲突中以核武器的使用相威胁吗?假如果真如此,那么1964年的声明就只是一纸空文,且习近平正在引导中国乃至全世界脱离核裁军的道路,走向新的核武竞赛的道路。

国际社会使用一个核武协定以迫使核武国履行NPT裁军义务的做法并非拉贾戈帕兰所谓的乌托邦。当前,核武国的政府正逐渐被那些通过迎合过时的部族偏见思维而上台的“强硬”领导人所支配。因此,此时此刻亟需前述的那种对常识的集体诉求。

伯特兰·罗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及在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签字的科学家们都知道,核时代的来临预示着国际政治这场“伟大游戏”的终结,因为游戏的下一轮将“给各方带来巨大灾难”。他们劝我们仅将自己视为“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生物物种的成员;该物种的消亡将是我们极大的不幸。”假称核屠杀不会发生或继续视战争为游戏的做法无异于否认当前政治现实的危险境况。

中国应当谋求核稳定而非裁军乌托邦

本期圆桌讨论的另两位作者就中国能否引领世界走向核裁军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而这其实是在错误的时间问错误的问题。中国向来不会攻击假想敌,因此企图用羞辱的方式使北京在裁军领域发挥带头作用的做法不是显示了绝望的心态,就是体现了对当代政治现实的无视。

若要在全球军控与核裁军领域取得真正的进展,大国之间就必须首先达成一定共识。正因为如此,冷战期间的核不扩散制度才会如此强大:美苏都认为不扩散符合自身利益,且两国为促进此种利益展开了合作。而今天却并不存在此种共识,尤其是在大国之间。

世界秩序似乎正在向更大的冲突与混乱演进,而这并非由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造成,尽管他的当选似乎很可能会加快现有趋势的发展节奏。过去八年来,巴拉克·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接二连三的纵容行为使得中国、俄罗斯与各种流氓政权不断得寸进尺。奥巴马政府拒绝深入参与叙利亚惨绝人寰的内战之事实已经十分不尽人意。更糟的是,华盛顿未能使其盟国相信美国将给予它们支持,且甚至尚未试图对抗中国等新兴挑战国。这一切导致了在地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欧亚国家愈发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特朗普的当选只是进一步让人们确信,美国将逐渐放弃其全球承诺。这将使日本和德国等国为如何确保自身安全而感到担忧,而这些国家在不久前尚被认为是重经济一体化轻军事力量的“文明大国”。倘若日德与美国的其他盟国认为它们不再能依靠美国,那么它们的应对方案可能会包括核武器的开发,而这将意味着不扩散制度的终结。

特朗普与奥巴马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美国的新任总统对玩国际政治这场伟大游戏毫无兴趣可言。特朗普似乎想要随意行事,凭直觉单打独斗,而非依靠战略与盟友。特朗普也似乎有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这与他竞选时的言论一致。假如中国给予严厉回应,就可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发生。华盛顿的盟友和潜在敌手都有理由感到不安全,从而可能致使各国为确保自身安全而谋求单边措施,使国际政治局势变得愈加令人紧张不安。

在此种环境下,首要任务不应当是核裁军,而应当是通过信心建立举措与军控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中国在信心建立方面可做出重大贡献,尤其在亚洲。倘若中国能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则可大幅减少地区的不安全感并遏制特朗普当选所造成的慌乱局面。北京也可通过变得更为开放和透明以促进局势稳定,因为目前亚洲地区对中国感到忧虑的主要原因是其开放性和透明性的缺失。

北京还应当努力加强不扩散制度,这其中固然包括对朝核问题的处理,但同样重要的是提振国际社会对该制度的信心。一个强有力的核不扩散制度符合中国的利益。尽管中国的一些包括日韩在内的邻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却没有制造核武器。确保这些国家不改变主意将对北京有利。

此外,中国还可通过努力限制新出现的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竞赛而在地区和全球发挥领导力。北京可推动一个亚洲版的赫尔辛基进程。该进程是一个广泛的多边倡议,曾于20世纪70年代有效缓解了苏联阵营和西方阵营间的紧张局势。尽管这些项目行之不易,但是与核裁军相比,它们在短期内似乎更容易被实现并带来更多益处。

当下的情形为北京提供了一个在亚洲乃至全球构建并展示道德领导力的绝佳机会。关键问题就在于北京能否认识并把握这个意料之外的良机,从而减少亚洲对华盛顿安全援助的依赖。



Topics: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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