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气候公平

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的多边谈判并未成事。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2012年排放差距报告》，201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490 亿吨。如果要把全球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这个数字以内的升温仍然具有破坏性——即到 2020 年，碳排放量必须减少到 440 亿吨左右。各国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呢？许多国家做出了不具约束力的减排承诺，这些承诺通常介于不那么雄心勃勃到相对较为雄心勃勃之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估计，如果各国想要实现的承诺不那么雄心勃勃，遵照的还是宽松的会计规则的话，2020 年全球碳排放量将达到约 570 亿吨。与寻常运作方式所带来的排放量相比也不过减少了十亿吨的排放而已。换言之，所有对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气候会议所做出的努力，与寻常运作方式相比，将减少不足 2%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使各国实现其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并遵照严格的会计规则，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仅会比寻常运作减少 60 亿吨。

那么，联合国发起的谈判应该致力于实现什么目标呢？首先，2020 年的减排目标应界定明确：440 亿吨二氧化碳是一个合理的目标，虽然低于这个数字更多就更好了。这个数字除以 2020 年的预计全球人口——约 77 亿——大约是人均 5.7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一步将是建立每个国家人均排放量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的基础上计算。该原则强调国家间公平、共同亦有分别的责任。公约涉及。已经排放较多温室气体进入大气的国家将要更大力地进行减排行动；以往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少的国家则被允许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可以外包他们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国家人均排放量目标必须考虑消耗及排放两个方面。例如，如果一个欧洲国家进口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制造的商品，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不应该完全归于发展中国家。

所有国家都必须将人均排放量的目标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所谓的不对排放限值进行协商，允许自愿作出承诺的"承诺和审查制度"不应该存在。无论富有还是贫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免于排放限制。在短期内，一些国家需要大量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而一些国家的削减量相对较少。有些国家甚至被允许在一段时间内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它必须清楚他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减少排放以及减少多少。

为了确保这样的承诺的确具有约束力，我们必须成立具有制裁权的气候变化正义审裁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该应用于合规上，正如在排放量上也应该应用这一原则：在过去已给大气中增加了最多碳的国家如果未能履行其承诺应受到最严重的后果，而那些责任较轻的国家受到的制裁也应较轻。

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抵消交易和碳市场机制摆脱其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类似减森林砍伐及森林退化相关的减少排放量，或推动"气候智能型农业"以及"蓝碳"项目等倡议是有问题的，不仅因为它们允许制造污染，而且由于"碳信用额度"是金融衍生工具，可能会带来投机性金融危机。

此外，气候协议应确保至少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已探明化石燃料储量留在地下。这符合国际能源机构的观点，即 2050 年前仅可安全地消耗少于三分之一的已探明储量。

最后，得到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承认的发展的权利不应该被认为是拥有像其他国家在过去那样造成同样多污染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了贫困。在这些国家中，消除贫困甚至并不需要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层面上进行财富再分配。发展的权利应被理解为有权利照顾百姓的根本需求，而不是有权利去追求一个未考虑到地球局限性的发展模式。

结束无休止的增长。气候谈判进展缓慢，并非因为气候科学不能令人信服或公共意识缺乏。相反，进展缓慢是因为精英和跨国公司已控制住了谈判。虽然许多国家的外交官知道由于消费主义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很高，但很少有人愿意讨论改变这种产生气候变化的经济体制。

如果要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变得有意义，那么世界必须放弃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无休止的增长模式。国家必须放弃彼此间的疯狂竞争，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旨在超越大自然限制增长的经济体将迟早崩溃，并且如果社会不改变与大自然的关系，民主制度将无法生存。仅将大自然作为物体看待的政府，也会将自己的人民仅仅当作消费者或资金来源来利用。

气候危机不能通过生物燃料、核能、转基因作物、碳捕获和封存或地球工程等技术方法解决。这些危险的方法只会更进一步地破坏大自然的循环。事实上，为应对气候变化及世界所面临的其他紧迫问题，人类必须接受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某些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正如"vivir bien"（好好生活）所表达的。根据这一套与拉丁美洲土著居民相关的原则，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大自然并非两个独立存在的身份。"Vivir bien"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平衡，而非以牺牲他人或大自然的方式实现增长。"好好生活"的意思是，跟大自然与其他人和谐相处，相辅相成，而非相互竞争。 "Vivir bien"对气候变化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于，要面对这一挑战，人类必须恢复自己的人性，并从根本上改变与大自然的关系。

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相互关联的想法并不新鲜：例如，许多人就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了玛雅文明的崩溃。然而，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气候问题规模更加巨大。今年3月，记录第一次显示 24 小时内大气中碳浓度高于400%。而工业革命开始前的800,000年中，碳浓度从未高过280%的水平。全球 72亿人中，44％居住在沿海地区，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及强风暴的危险。其他地区的人则未来可能面临严重的干旱或其他破坏。总而言之，数十亿人可能遭受气候变暖的直接影响。

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可行的多边方案至今难以实现，原因之一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产出有极强的相关性，并且跟国家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看待减排问题的方式不同。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无论发展状况如何，所有国家都应积极减少碳排放。但是，发展中国家倾向于认为，由于较富裕国家对工业革命开始后进入大气层的碳负有更多责任，因此这些国家在减排上也应承担更大的负责。发展中国家不应被迫进行减排，从而阻碍其自身的发展。两种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赞同"气候机制必须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这一看法，即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建立低碳的全球经济是否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这需要产生了全球约三分之二排放量国家的共同努力，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巴西、印尼、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除此之外，也必须制定时间明确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并且在此框架内，各国必须采取适合自身情况的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技术。

"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就是试图在这个方向迈出一步。遗憾的是，这个协议仍旧不具备约束力，这引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多方的强烈关注——包括小岛屿国家，比如我的祖国塞舌尔。不过，这个协议还是有一定功劳的，它为每个国家设想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实现）并且把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都考虑在内。

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后各国作出了减排承诺：例如，美国承诺，跟2005年的水平相比，到2020年减少 17%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未保证减少排放量本身，但是承诺降低碳强度——即将每单位经济产出所带来的碳排放——减少40％至 45％。当然，这些不同的方法使得各国气候减缓的努力程度很难得到比较及评估，例如中国额外承诺到 2020 年扩大4000万公顷的森林覆盖以及美国有关排放的立法行动存在着不确定性。

已经有一些研究对哥本哈根承诺的有效性作出了评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0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排放指标还不够雄心十足，不能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然而，经合组织的研究同时表明 "这些努力的确是对当前趋势的一个重大突破"，前提是这些减排目标可以得到落实。

但是，如果全球想要更有长远地向前发展，合作是关键。由于国家的技术能力、规模经济和政策环境各有不同，减排成本因国家而异，所以国家间在诸如碳交易、能源效率、发展低碳能源甚至地球工程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机会。例如，相对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碳交易体制而言，建立一个更强大及具代表性的全球碳交易机制将使总体脱碳成本降得较低。对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将推动该能源的价格下降，从而使较贫穷国家更易获得这些技术。同样，如果美国实现技术进步，降低运输相关的排放量，其他国家也将能够减少各自的排放量。与此同时，中国正投资 430 亿美元在智能电网技术上。随着全球城市化的继续进行，这些技术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帮助实现大量减排。

气候变化将造成成本的不平等。较富裕国家将为缓解气候变化支付更多，而贫穷国家将因气候变化本身承受更严重的后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气候方面的国际努力不能仅仅是对一个逐渐逼近的人类灾难动动嘴皮子而已，要采取更多行动才行。

由于气候变化对国家、个人和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以及人类在应对如此巨大的全球公共难题所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决定 21 世纪命运的议题之一。

但是，各国对温室气体的积累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许多国家都是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但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排放得更多。所有国家都将承受气候变化的恶果——但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将承受得更多。而许多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对气候问题的产生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与此同时，各国在人力、财力、技术和制度等方面对于减少排放温室气体或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上各有不同。气候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规模意味着全球需要巨大的资源来避免"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UNFCCC）的主要目标。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气候变化变成了一个"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 ）——即无法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措施拖得越久，实现气候目标的代价就越高。

那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该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很简单。《框架公约》有 195 个国家缔约，要求各国在"公平的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的能力"来保护气候系统。公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公约中所表述的对待气候问题的方法以道德和实际为基础。从道德角度来看，只有让那些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以及拥有最大资源的国家承担最大的责任来解决气候问题，才是唯一公平的做法。从实际情况来看，发达国家最有能力集结动员减轻气候变化所必须的各类重要、复杂的资源。毕竟，根据世界银行 2012 年的统计，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 1,489 美元，中国是 6,091 美元；日本是 46,720 美元，美国是 49,965 美元。此外，富裕国家一般都能够将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在科研和开发方面。

但是，发达国家并未真正"发挥带头作用"。大多数发达国家 不仅未能将其排放量减少到一个合适的程度（许多情况下，它们的排放量甚至有所增加），而且他们实现减排的目标也十分有限。事实上，根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2011 年的一份评估了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及 2010 年《坎昆协议》研究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对缓解气候变化的承诺（绝对）超过了发达国家。

拥有强有力的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对发达国家很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必须减少，才能避免出现危险的气候变化。其次，发达国家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可以为低碳技术创造市场，降低成本并激励进一步创新。

但是，考虑到气候变化的规模及紧迫性，以及其他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必须在解决气候问题上发挥作用——尽管这些国家中许多在发展方面都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它们的关注和资源支持。快速发展的国家必须加紧探索改变其经济排放轨迹的方式，同时也始终牢记自己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中有些可能需要财政和技术支持来改变其排放轨迹。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它们必须开始制定及落实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这也将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全球公共难题需要全球合作。但是，气候谈判至今未在形成合作或制定公平系统的责任分摊方法上取得成功。相反，世界已走上个别国家自愿承诺的路径。作为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做法确实无力且低效——并且如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报告所述，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承诺的总和都尚未达到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所需的行动规模。

《框架公约》的缔约国是否会坚持其目标和原则，或为了政治上的权宜而抛弃这些目标和原则？我当然希望答案是前者。各国是否会发展出一个合作典范，从而可以公平有效地解决气候问题？我当然也希望如此。但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