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排放与人口的关系

对于碳排放而言，人口是一个重要变量吗？当然是。但人口绝非唯一变量，对碳排放也绝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以中国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其人口增长与碳排放增长趋势相去甚远。自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显著放缓。平均人口增长率在1987至2000年间为百分之1.25，而在2000至2014年间仅为百分之0.56——后一阶段仅为前一阶段的一半。但是，碳排放的趋势则完全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年增长率在1987至2000年间为百分之4.75，而在2000至2014年间则上升至百分之12.7——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的两倍多。

这与Kaya恒等式完全一致。根据这个恒等式的表述，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四个因素的乘积——人口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三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用能源量），以及碳强度（所用每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这“另三个”因素可以最终归结为一个数字，即人均排放量，当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国家取得社会进步时，这个数字会下降。正如东亚、西欧、北美的经验所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所以，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改变行为，而非限制人口。

管理和治理。二氧化碳排放是一种污染。即便如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权排放二氧化碳。不幸的是，有很强的激励因素促使个人不顾集体利益，制造超量的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形成了“公地悲剧”。为了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对人们的排放行为加以良好的管理，而这又需要建立低碳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碳治理。

除了公共交通系统（如地铁、高速铁路）以外，低碳基础设施还包括低碳发电系统（如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以及连接消费者和低碳能源的电网。近年来，在我出生的中国西南四川省，许多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千百年来，居住在四川的农业家庭在烹饪时一直依靠燃烧生物质。但1990年代初起，当地人开始燃煤做饭。遗憾的是，四川出产的煤炭质量普遍不如中国其他省份，硫含量较高，热值较低。然而，2014年3月，四川南部的龙王庙特大天然气田的开发启动。不久，管线开始从气田向临近城市和村镇输送天然气。天然气价格虽高于煤炭和生物质，但农民踊跃接受了天然气烹调，因为天然气更为清洁，天然气灶的火焰控制也非常容易，而这对川菜烹饪很重要。天然气管线和其他基础设施为四川农业家庭带来了一场能源革命——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远低于煤炭，可减少人均排放量。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而言，建立良好治理与改进基础设施同等重要。如果消费者无法或不愿使用，低碳基础设施也没有多大价值。不便利和高成本可能会削弱低碳基础设施的吸引力——例如，如果地铁和高铁系统过于昂贵，乘客将敬而远之。某些实体甚至可能故意让低碳基础设施的使用变得不方便。例如，中国的电网由两家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和中国南方电网——垄断。相较于风能等间歇性能源，这两家公司更喜欢煤电和其他热电，因为它们更稳定。在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下，热力发电可以满足几乎全部电力需求，因此电网公司故意让风电较难入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要得到绿色电力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即便低碳基础设施完美建成，如果治理和管理水平低下，使用率也会很低。

要降低人均排放量，需要依靠税收政策支持、定价、资金等多种因素。例如，政府可通过对煤炭和石油征收碳税，使高碳能源原本外部化的成本“内化”。通过实施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政府可以支持氢能、风能、太阳能等低碳能源发展。

教育为本。随着社会变得富有，限制或减少人均排放量是否可能实现？当然，富人什么都能消费更多，包括高碳能源。另一方面，最近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其暗含的思想是：穷国如果手头有钱，就能减少碳排放。但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威胁，即二氧化碳排放会因为贫困而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许多中国人越来越难以为低碳能源的额外价格买单，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难以为此类能源提供补贴。实际上，一些政府机关和贫困消费者正在回归煤炭等廉价、高碳的能源。经济疲软也正在使中国的空气质量恶化，削弱人们对减缓气候变化的雄心。未来经济走势将如何影响碳排放，目前尚无定论。

为了减少碳排放，除了建立低碳基础设施和良好治理之外，还有一个必要因素：提升教育质量，特别是为女孩。良好的教育帮助人们理解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拥有良好教育体系的发达社会中，高碳能源的消耗最终或将成为禁忌。同样正如东亚、西欧、北美的经验所示，特别为女孩提供良好教育，将能帮助女性追求职业生涯、延缓和减少生育。这个过程自然将会减少全球人口，并且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气候变化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没有万灵药可以稳定并最终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将性与生育分离，提供了一种预防气候灾难的机遇，但尚未引起充分重视。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广泛一系列方法。必须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需要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进行大量投资、开发和扩大。但是，另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机会，即确保每一位女性都具备信息和资源，能将性与生育分离。世界各地，每当良好的计划生育项目得以落实，伴侣们会选择少生孩子。家庭健康因此得益，家庭人均资源增加，每对伴侣的碳足迹减少。

I=PAT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等式，这是由约翰·（John Holdren，现任奥巴马总统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和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推广而为人们所熟知的。“I”代表对环境的影响，“P”代表人口，“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术。技术有可能减弱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但是富裕程度和人口则有着直接的乘数效应。也就是说，富裕导致消费和污染的增加。人口增长意味着对生态圈留下的碳足迹更多。但是，也有一个微妙之处：富有国家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因而，相比在排放量低的国家，在排放量高的国家避免一次意外怀孕，对气候的帮助更大。

虽然许多人承认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但很少人进一步指出：人口增长并非既成事实。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的家庭平均拥有六个或更多孩子。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家庭平均生育2.4个孩子（接近生育更替水平）。最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得非常快，例如在伊朗，仅仅七年间，总和生育率从五以上下降到了三以下。泰国开始广泛提供自愿计划生育和安全堕胎之后，该国生育率在12年间从6降到了3.5——而美国在19世纪则花了58年才取得了同样的转变。

胁迫式的人口控制，例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印度的强迫绝育，不应成为计划生育的一部分。但是，当女性被剥夺信息和资源，无法将性与生育分离时，怀孕本身就成了一种胁迫。因此，计划生育服务，从设计到实施，绝不应该是告诉伴侣们必须做什么；关键是给伴侣们他们想要的。好消息是，世界各地的许多计划生育项目正是以此为宗旨。具体而言，这些项目主张女性有权利决定自己要生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

对于气候而言，计划生育的潜在益处十分深远。细致研究美国加州的一项自愿计划生育项目，发现计划生育是最经济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法。要减少1吨二氧化碳排放，在风能上需花费24美元，在太阳能上需花费51美元，而在计划生育上，只需花费7美元。

萨赫勒地区的经验。计划生育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人们熟知的，但通过计划生育来适应气候变化，听起来可能离经叛道。其实不然。气候变化会对一些粮食作物产生不利影响，因而会加剧世界一些地方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但根据一份2012年的埃塞俄比亚气候变化、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模型研究，在2050年前实现低生育率或将完全弥补气候变化对该国农业的不利影响。（整体人口数量越少，意味着人均可获得食物能量越多。）或许更能说明的是，据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农村妇女称，她们选择较小的家庭规模，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尼日尔的女性说，家里人口少，意味着歉收季节中可以少一些对食物的争夺。

面临气候变化，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应该充分关注这些女性的言行。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两国都处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界上半干旱的萨赫勒地区。在1970和1980年代，这一地区遭受了大规模干旱和饥荒，使得萨赫勒地区成为地球上第一批受害于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地方。如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和愈演愈烈的周期性干旱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发展。然而在该地区，希望暂时不生育或限制生育、却不使用避孕措施的女性数量，是目前正在使用避孕措施的女性数量的三至四倍。

在最贫穷国家，人口增速放缓的净效果很可能是碳排放增加——经济条件改善，消费会增加。这没问题。在最不发达、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满足女性的避孕需求，是实现发展的先行驱动力，可以帮助将近10亿人脱离极端贫困。与此同时，在全球层面实现联合国对本世纪末的中位人口预测——而非高位预测——可以每年防止70多亿吨碳进入大气。

谈到人口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太多人一直把头埋在沙子里。由于过去曾实施过的胁迫式人口控制造成了悲剧，因而即使认识到了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人们也因担心招致批评，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国家领导人应该扫除这种担心，明确承认人类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发展、自然资源以及气候领域中有影响力的人士必须意识到：只有先稳定人口，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进展。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对自愿计划生育和提高青春期女童教育质量的国际投资到位，与世界的需求对接。

巴黎气候大会之后，许多人可能在扼腕叹息——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深感无能为力。但是，高消费的伴侣们可以为气候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在规划自己的家庭时，请考虑碳足迹。

 

有人将任何试图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认作为“人口控制”。这个词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旨在控制个体生殖行为的国家干预。人口控制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鲜有不付出令人难以接受的道德代价的。

但是，胁迫式的、由国家主导的人口控制计划，与减缓人口快速增长的努力之间，有着很大区别。人口控制计划针对的是个体的行动。然而，减缓人口增速的努力是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旨在促成自愿的改变。

人口的规模和构成是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地球上有70亿还是140亿人口，对于气候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是，人口和地球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而易见。比方说，出生在北美的婴儿的碳足迹，将比出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同年龄婴儿更深。

在碳足迹最深的地区，人口增速低于其他地区。许多国家（包括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多数国家）的人口正在负增长。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1950到2000年间，该地区人口从不到1.8亿增长到了6.42亿以上。仅从2000年至今，该地区人口已增长50%，达到将近10亿。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预计将不止翻一番，达到21亿——在此之后50年，该地区人口预计将达40亿。在这一情景下，到2100年，人类的五分之二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碳足迹目前较浅。但是，该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已经非常明显的影响。热带雨林等生态系统正在快速退化。低效率的农作方法正在造成土地使用方面的不良变化。生物多样性正在消减。如果非洲人口如预计增长，可以预期所有这些影响都将加剧。

非洲的政策制定者的确关心该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但是首要原因绝非气候变化。在非洲，基础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却没有更多资源的投入，可能造成基础设施超负荷运作。这使该地区每一届后继政府的有效度，都似乎不如前一任政权。谈到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教育是一个好例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要在2030年前实现小学与初中教育普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还需要210万小学教师和250万初中教师。与此同时，就业、住房和其他必须品的需求也将上升。显而易见，由于人口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领袖面临巨大挑战。

政治领袖担忧人口增长，也是因为他们害怕不安全和不稳定。可选择的人越多，极端主义者就越容易找到追随者——尤其是这些可选择的人多为教育程度低、就业前景差、缺乏选择、可能对生活已失去希望的年轻人，。

领袖们关注人口，还因为可能获得“人口红利”——一国中工作年龄人群与非工作年龄人群之比上升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前景的改善。

所以，当非洲的政策制定者考虑人口增长问题时，气候变化并非其思考的重心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对于可能在2100年存在的40亿非洲人而言，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

问题并非面积达30亿公顷的非洲大陆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这么多人。即便非洲有40亿居民，单位可居住土地上的人数也远少于印度。真正的关键问题是：这40亿非洲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一贫如洗、未受教育，争先恐后想逃离此地？或者，他们会不会身体健康、受过教育、卓有成效，作为非洲人十分乐意居住在这片自己出生的大地上，并为区域（和全球）进步和发展做贡献？最重要的是，如何转变撒哈拉以南非洲未来的人口特征，使其变得可管理、以发展为导向、经济上可行——并且同时充分尊重个体的生殖意愿？

如果非洲各国积极开展三项关键的政策行动，就可以改变其人口与发展轨迹。第一，全面普及计划生育服务，经证实，即便在受教育程度低的贫穷农村人口中，这也可以大幅减少儿童出生数量。避孕措施普及度只需提升15个百分点，就能促成女性平均减少生育一个儿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避孕措施普及度提升45个百分点，将能使总和生育率从4.7降至1.7，也将使该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

第二项关键政策举措是提倡晚婚晚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群中的女性从15岁开始生育，另一个人群中的女性则从20岁开始生育，60年后前者的人口将比后者多百分之25。女孩的结婚年龄越晚，其个人发展的机遇就越多——这对整个国家而言也更好。

第三个重要步骤是让女孩获得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女性如果在童年时期获得的教育越多，生育数量就越少——这是一再被证实的一点。教育程度的提高，还能提升女性通过工作挣得收入的机会——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而需要的。落实这三项政策举措，将促成人口增速的放缓，并且比任何胁迫式的政府行动都更可持续、更持久以及（也是最重要的）更快。

2100年非洲人口40亿可能令人担忧——也可以激发人们致力于女孩教育的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的普及、晚婚的提倡。这些行动将能为这座大洲带来彻底变化，促进发展和经济增长，并减少促成气候变化的人口负担。虽然非洲减缓人口增速的努力将促进地球健康，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碳足迹最深的国家才是这场毁灭地球竞赛中最大的罪魁祸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全球的行动和投资——但与此同时，必须相对应地作出恰当、互补的努力，减少那些人口增长预期为零甚或为负的国家对环境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