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裁军的实际路线

Sinan Ulgen 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Wael Al Assad 和我表现出了对核裁军的道德主义观点。他提到，我们论证中支持的是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但是我们却未能提出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里维护安全和阻止核扩散的实际具体的策略。从本质上讲，Ulgen 误以为 Assad 和我对核武器采取了规范性方法（normative approach）——基于我们的价值观描述了世界应该怎样，而非采取实证性方法（positive approach）——基于经验证据描述世界是怎样的。

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本次"圆桌讨论"的所有作者都提出了规范性和实证性的论证。事实上，所有作者都假设了"安全很重要"，因此都对安全采取了规范性方法。但是"安全"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对 Ulgen，"安全"往往等同于"国家安全"。对于 Assad，重点是全球安全以及各国履行各自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责任的公平性。我自己用"安全"这个词时，倾向于强调安全问题必须以避免安全困境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个想法。个人而言，我不认为我对彻底核裁军的可取性和可行性的信念是规范性的。相反，我对核裁军的看法来自我对"安全"采取的方法，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的元素。

虽然 Ulgen 和我都从必须保持国际安全这个规范性信念开始，不过我们有三个实证性的分歧点。第一点分歧在于核武器是否有利于维持国际安全；本次"圆桌讨论"的很多精力都用在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第二点分歧在于核武库是否有利于防止核扩散。Ulgen 说"是"，而我说"否"——正如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写道的，假设核武器不存在了，那么从政治和技术角度而言，对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机制的检查将更加有效、高效。第三点分歧在于彻底核裁军的实际途径是否存在。Ulgen 假定核武国将永远不会完全解除核武装，因为核武国十分重视核武器在安全方面的作用。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会变得愿意进行核裁军。但是，这样的改变需要出现对核武器的接受度和有效性的新态度。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核裁军运动改变其工作的重点。

几十年来，核裁军的重点是减少核武库和限制核武库的数量。但正是这种方法导致了 1922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失败，该条约限制了各国部署的军舰数量和规模，但丝毫没有改变军舰是有用、合法武器的观念。由于该条约是磋商得出的，各大海军强国根据敌对国舰队的规模计算出本国对军舰的数量需求；毫不令人意外的结果就是，到下一年代的中旬已发展出更加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该条约崩溃了——因为对军舰数量的控制并未改变对军舰的态度。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核裁军。关注数量控制而不关注基本态度，将使"零核"成为很难实现的目标。

正如我在第二轮文章中所提到的，化学武器裁军的历史展示了一条更有希望的途径。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签署国使用化学武器（或在某些情况下，禁止首先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有助于建立一种观念，即对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代价将高于利益。因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将变小，这些武器的价值急剧下降，国家就会变得更愿意放弃它们的武器。现在，化学武器裁军已进入最后阶段。

化学武器裁军的历史表明了两件事：对武器的信念是可变的，并且禁止武器的使用是降低其价值的好办法。对于核裁军社群而言，当务之急应是使核武器的使用非法化，并努力降低它们在国家决策者眼中的价值。如果核武器的缺点超过其利益的观念真正扎根，那么废除核武器有真正的机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