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让非洲减缓人口增速的又一个理由

有人将任何试图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认作为“人口控制”。这个词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旨在控制个体生殖行为的国家干预。人口控制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鲜有不付出令人难以接受的道德代价的。

但是，胁迫式的、由国家主导的人口控制计划，与减缓人口快速增长的努力之间，有着很大区别。人口控制计划针对的是个体的行动。然而，减缓人口增速的努力是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旨在促成自愿的改变。

人口的规模和构成是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地球上有70亿还是140亿人口，对于气候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是，人口和地球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而易见。比方说，出生在北美的婴儿的碳足迹，将比出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同年龄婴儿更深。

在碳足迹最深的地区，人口增速低于其他地区。许多国家（包括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多数国家）的人口正在负增长。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1950到2000年间，该地区人口从不到1.8亿增长到了6.42亿以上。仅从2000年至今，该地区人口已增长50%，达到将近10亿。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预计将不止翻一番，达到21亿——在此之后50年，该地区人口预计将达40亿。在这一情景下，到2100年，人类的五分之二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碳足迹目前较浅。但是，该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已经非常明显的影响。热带雨林等生态系统正在快速退化。低效率的农作方法正在造成土地使用方面的不良变化。生物多样性正在消减。如果非洲人口如预计增长，可以预期所有这些影响都将加剧。

非洲的政策制定者的确关心该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但是首要原因绝非气候变化。在非洲，基础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却没有更多资源的投入，可能造成基础设施超负荷运作。这使该地区每一届后继政府的有效度，都似乎不如前一任政权。谈到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教育是一个好例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要在2030年前实现小学与初中教育普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还需要210万小学教师和250万初中教师。与此同时，就业、住房和其他必须品的需求也将上升。显而易见，由于人口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领袖面临巨大挑战。

政治领袖担忧人口增长，也是因为他们害怕不安全和不稳定。可选择的人越多，极端主义者就越容易找到追随者——尤其是这些可选择的人多为教育程度低、就业前景差、缺乏选择、可能对生活已失去希望的年轻人，。

领袖们关注人口，还因为可能获得“人口红利”——一国中工作年龄人群与非工作年龄人群之比上升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前景的改善。

所以，当非洲的政策制定者考虑人口增长问题时，气候变化并非其思考的重心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对于可能在2100年存在的40亿非洲人而言，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

问题并非面积达30亿公顷的非洲大陆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这么多人。即便非洲有40亿居民，单位可居住土地上的人数也远少于印度。真正的关键问题是：这40亿非洲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一贫如洗、未受教育，争先恐后想逃离此地？或者，他们会不会身体健康、受过教育、卓有成效，作为非洲人十分乐意居住在这片自己出生的大地上，并为区域（和全球）进步和发展做贡献？最重要的是，如何转变撒哈拉以南非洲未来的人口特征，使其变得可管理、以发展为导向、经济上可行——并且同时充分尊重个体的生殖意愿？

如果非洲各国积极开展三项关键的政策行动，就可以改变其人口与发展轨迹。第一，全面普及计划生育服务，经证实，即便在受教育程度低的贫穷农村人口中，这也可以大幅减少儿童出生数量。避孕措施普及度只需提升15个百分点，就能促成女性平均减少生育一个儿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避孕措施普及度提升45个百分点，将能使总和生育率从4.7降至1.7，也将使该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

第二项关键政策举措是提倡晚婚晚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群中的女性从15岁开始生育，另一个人群中的女性则从20岁开始生育，60年后前者的人口将比后者多百分之25。女孩的结婚年龄越晚，其个人发展的机遇就越多——这对整个国家而言也更好。

第三个重要步骤是让女孩获得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女性如果在童年时期获得的教育越多，生育数量就越少——这是一再被证实的一点。教育程度的提高，还能提升女性通过工作挣得收入的机会——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而需要的。落实这三项政策举措，将促成人口增速的放缓，并且比任何胁迫式的政府行动都更可持续、更持久以及（也是最重要的）更快。

2100年非洲人口40亿可能令人担忧——也可以激发人们致力于女孩教育的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的普及、晚婚的提倡。这些行动将能为这座大洲带来彻底变化，促进发展和经济增长，并减少促成气候变化的人口负担。虽然非洲减缓人口增速的努力将促进地球健康，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碳足迹最深的国家才是这场毁灭地球竞赛中最大的罪魁祸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全球的行动和投资——但与此同时，必须相对应地作出恰当、互补的努力，减少那些人口增长预期为零甚或为负的国家对环境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