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莫如深

在印度，从核不扩散政策到核武器原则、再到民用核能安全，关于核问题的公开讨论往往十分浅薄，印度的核机密文化则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核机密文化来源于几个因素，有些是印度自身特有的，有些则是外部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国家体制将核信息与政策制定限制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962年的原子能法。该法为大部分民用与军用核项目披上了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就连国会监管都受到限制。因此，核问题相关决策便落到了少数科学家与官僚手里，他们有时被称作印度的”核飞地”，因其甚少受到监管，信息更是极少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军队虽然负责核武器库的部署，在其中却并未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个导致核问题被过度机密化的因素就是：核项目起步的头二十年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核信息与决策的小团体内部存在分歧，许多成员反对发展核武，这使得核项目是否应纳入军事元素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印度因此选择在不正式宣布引入军事元素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双轨项目。之后，由于西方国家不断阻挠，试图破坏这一游离于国际安防机制之外、事实上是民用与军用混合的核项目，印度国内越来越担忧：任何由印度披露的核信息都会被西方利用，对印度不利。一系列针对印度核项目的国际制裁，是印度核科学家逐渐发展出这一机密孤立的核文化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一旦印度的核项目看似受到了国外”新帝国主义者”的围攻，并被打上国家尊严的旗号，得到公众认可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于是，核技术逐渐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而事实证明，这极大地损害了关于核政策的坦诚辩论。即便在核项目错误百出、在许多领域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也从未遭遇过大规模的反对声浪。关于核项目功过的辩论被极大地压制，科学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公众的视线都集中在诸如核试验这样的象征性成就上。核项目被圣化、不容许辩论，其机密性也被视作必需，甚至是一项优势。

“不叫的看门狗“。更糟的是，在许多国家都起着监察作用的机构——独立监管机构、国会、媒体等等——在印度却存在各种缺陷，限制了他们参与辩论的能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责监管印度反应堆安全的首要机构原子能管理局，正是它本应监管的对象原子能部的下属机构。最近，政府监管机构检察审计署便对原子能管理局缺乏自主权的现状提出了质疑。正如上文所说，国会被特意排除出核政策制定的范围，甚至被剥夺了核项目拨款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媒体也深受结构问题所苦。媒体市场竞争极为激烈，有超过500台电视频道和7万家报社。整个市场目光短浅，深入的政策分析缺乏施展空间。报道篇幅简短，充斥了各种广告。几乎没有几家报纸有科学记者，更不用说聘请专门研究核问题的专家了。大部分媒体和公众一样，轻易地相信以往的国际制裁使印度不得不保持核项目的神秘性，甚至直到今天也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的核机构毫无与公众沟通的意识，甚至可以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公众已经基本接受了核孤立主义。然而，随着印美签订核合作协议，核项目走向国际化，这种自认不受正常公众讨论制约的核文化开始显现出其弊病。今天，随着公众开始抗议建设民用核电反应堆以及政府试图避免主动实施之前支持的核禁试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曾经除了首相和极少数人之外不需对任何人负责的核机制如今正身陷困境。

印度的核机密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核神秘主义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国际制裁，如今不仅仅已是不合时宜，也成为了印度核电项目扩张的绊脚石。虽然印度与外界超过30年的核贸易中断已然结束，本应为印度的核电项目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法律责任问题、反对核能的政治抗议、土地收购问题都阻碍着核项目的发展。原子能部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公众沟通的弊病正是造成或者恶化这些问题的一大因素。如今，原子能部与其下属机构已经在开始学习公共外交与大众传播之道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一成长中的全新开放文化体制化，从而确保印度的核机密文化被画上永远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