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伦理道德教育对抗病原体

­病原体无国界。要控制疾病暴发——包括由天然或人造的新兴病原体导致的疾病——都要求地方与国家应急措施同步，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科学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科学家在日常研究中跟病原体打交道，沉浸在跟病原体有关的文献资料中，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充当疾病爆发的早期预警系统。他们参与生物安全（biosafety）、生物安保（biosecurity）和两用控制措施并认可这些措施，对应对新兴病原体所带来的威胁而言至关重要。（"生物安全"一词，简单来说，强调的是防止意外暴露于病原体或意外释放病原体。"生物安保"指防止病原体被盗、丢失或转移。"两用"研究是指可被滥用从而威胁公众健康或国家安全的合法研究。）

作为第一道防线，科学家经常发现自己得到那些关心病原体控制的人士的热情拥护。但科学家所接受的有关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研究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责任、专业精神和良好行为的相关准则却存在严重问题。伦理道德教育往往未能使科学家做好准备来满足世人对他们的期望，而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就全球层面而言，伦理道德教育依然零散且无统一标准。在国际伦理道德教育变得更加全面之前，我们很难给予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科学家真正的信心。

科学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必须有重点，这样才能使科学家看到正在讨论的话题的价值——即，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得到科学家的接受。教育如果不被接受，那么除了为科学家提供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与两用问题风险的相关信息外，伦理道德教育便没什么其他作用了，无法鼓励科学家对研究的滥用进行批判性反思，或进行合乎伦理道德的决策。

在涉及生物安全的领域，得到科学家的认可并不是那么困难。与研究相关的生物安全风险以及科学家应对这些风险的责任，都是伦理道德课程里相当直截了当、基本可控的组成部分。但要使科学家们正确认识安保隐患——无论这些隐患属于生物安保的类别还是两用的类别——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科学家通常认为这些隐患与其日常的研究实践没什么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在降低其工作被滥用的风险这方面，实际上几乎没什么能做的）。如果向科学家提出其有责任减少那些他们认为毫无根据的风险，那么伦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伦理道德教育的界限必须小心把握——鼓励符合伦理道德的决策和批判性的反思，而不夸大研究本身固有的安保风险。

中低收入国家经常遭遇长期缺乏正式的伦理道德教育的问题。在这些国家，科学家所接受的绝大多数教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拨款要求或合作协议规定必须提供这样的教育（或以在线课程形式）。因此，科学家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是极为泛泛的——或者，即使内容具体，针对的也是高收入国家的研究环境。这些脱离背景的伦理道德教育所讨论的研究类型通常不在中低收入国家的考虑范围内——并且科学家很难看出讨论不在其涉及领域内的风险意义何在。而且，诸如卫生保健工作欠佳等非常明显的问题也可能超过中低收入国家的安保关切，这使得伦理教育更加复杂。

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尚不具备，也不可能很快发展出一个全面架构，让科学家可以报告有关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的关切。较富裕国家的这类架构可能并不完美，且依然是大量讨论的主题，但这类架构确实存在。因此，参与伦理道德教育的人士必须非常小心，不要给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提出他们没有途径践行的责任。伦理道德教育活动必须在责任和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否则，科学家会认为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毫不切合他们的研究。

对付新兴病原体威胁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发展更好的生命科学伦理道德教育方法。随着教育方法的发展，必须不断重申不能一刀切——任何成功的伦理道德教育模式必须满足一些议题，譬如应用该模式的文化环境以及针对具体研究环境的可行性。（再说，要使得伦理道德教育国际一致，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伦理道德教育克服这些挑战前，将极难建立一个科学家——明确意识到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两用问题的科学家——的全球社群，而这样的科学家才可以作为抵御新兴病原体的团结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