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核查的潜力与陷阱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社会核查"（societal verification）可能被定义为一个进行信息收集、分享和验证的人对人的手段。社会核查技术可以被应用于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维和、冲突预防及环保等领域。根据本次"圆桌讨论"的主题，军控是最重要的。但社会核查能否发挥其在军控方面的潜力，最终将取决于实践它的人。也就是说，必须出现足够多的人，不仅了解手持设备及社交网络可以如何促进军控 — 而且保持着富有全球责任感的国际视野。

近年来发生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使社会核查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可行。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社交网络以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手持设备，已使得军控条约的社会核查越来越接近现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硬件和软件代表了一种核查的新技术手段；一个任何人都能进行非正式检查的时代也许已经走近。

虽然军控协议的社会核查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是社交网络和手持技术已经在人道灾难及政治过渡中证明了它们的用处。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普通百姓绘制了显示辐射大小的众包地图。海地 2010 年地震后，众包对应急响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的祖国埃及，手持设备及社交网络在 1 月 25 日的革命中起到了广为人知的作用。革命后，政治家传播的信息，有时是故意误导大众的信息都在接受公众的核查。并且，政府控制的媒体所隐瞒的信息有时会通过其他方式被报导出来。例如，2012 年初埃及计划建设的Al Dabaa 核电厂放射性材料被盗，脸书（Facebook）用户早于政府控制的媒体数个小时就报导了这起失窃事件。

在叙利亚，社会核查技术在使许多驻防地相信阿萨德政权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有关用了什么样的武器，谁用的武器还存在重大疑问，但是注意到社会核查在很难获得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很有意思的。在诸如叙利亚这样的冲突地区，用传统方法搜集情报是具挑战性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并不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筹备委员会那样设有监测站。用土壤或水的测试样本来证明使用过化学武器是有问题的，因为样本会随时间推移而降解。诚然，上传的视频流以及通过社交网络提供的报告本身也可能是有人尝试传递错误信息 — 但叙利亚至少为社会核查的潜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试验案例。

海地、日本、埃及、叙利亚的这些例子可能指向了一个未来，届时，现在由 CTBTO 等组织来执行的条约核查功能正越来越多地由普通百姓来执行。该委员会通过放射性核素和其他核爆炸迹象的监测站网络来执行核查义务。但是像这样的站点的建设和维护都不便宜，并且一些国家可能并不愿意主导这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那么，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让拥有手持设备的普通人来接管这个工作。比如说，每一台 iPhone 配上例如iRad Geiger这样的设备，就可以像一台复杂的放射线检测器一样工作。一个由拥有这些设备的受过教育的智能手机用户组成的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辅助全球监测系统的基础，为军控和环保的目的报告全球辐射读数。这样的系统或许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促成。

在我看来，阻止这样的事情成为现实的主要障碍是，只有数量有限的人了解自己收集有关条约核查信息的能力。并且，可能发展中世界里太少人持有与防扩散的工作、裂变材料的实物保护、停止核材料贩卖的努力及其他类似事务一致的全球视野。

但教导人们核查、其重要性及其技术的模型是存在的。例如，我以前参加的一个奥斯陆大学项目，植根于"英国-挪威核弹头销毁核查计划"，致力于教育大学生与核裁军相关的核查问题。除了提供实用的核查技术培训外，该项目还向学生介绍核不扩散及裁军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内容。它还强调有这样的风险：即核武器设计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在核查程序中被无意中获得，然后被转移到一个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第二条的非核武器国家。这种风险为社会核查实践带来了明确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像这样的项目可以进行调整，从而涵盖与社会核查相关的广泛问题，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给感兴趣的个人。

但是，一些国家的政治会相当严格地限制社会核查的工作，就像记者往往受到限制一样。在压制性的政府或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中，记者会面临的事情之一就是受到违反国家安全的指控，并且有理由相信参与核查工作的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危险。例如，被"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评为新闻自由全球垫底的叙利亚，对社会核查的实践者而言就是个很有问题的环境。在埃及还有一些其他的处于过渡阶段的阿拉伯世界国家，情况并不那么严重。记者一般不必害怕生命危险 — 但是政治活动家必须要担心他们在网上的活动被人跟踪。参加社会核查的人当然有理由担心同样的事。

然而，政治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充分多的受过教育的个人受到鼓励，参与到核查工作当中。社会核查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CTBTO 等组织的工作，不过看起来它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补充。

在西方，手持设备近来吸引了相当大的关注，因为其有潜力帮助多边军控安排的核查。手持设备几乎完全渗透了西方并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增加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占有全球移动用户增长的大部分 — 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技术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遵约核查中起作用的机会的确正在逐渐显现。

许多与军控安排相关的关键性核查问题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任何能够有助于这些国家的防扩散事务的措施，都应受到欢迎。但目前尚不清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否跟许多西方人一样地来看待手持设备及其在核查方面的潜在应用。这方面的怀疑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在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社会核查事务的个人可能把自己置于相当的风险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跟有时看待人权活动家的方式相同 – 认为他们不爱国，或被看作是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并且即使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官僚和政治愤怒针对的目标。在印度，即使像"谷歌地图"这样的技术都受到重大的反对，因为它显示了敏感地点的位置，而"谷歌地球"在许多国家都遇到了来自官方的阻力。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鼓励某些国家的公民参与社会核查可能简直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普通民众也能促进条约核查，无论是开展众包项目或是用手持设备收集信息，这个想法所基于的假设是普通民众也希望成为军控安排的积极伙伴。即使撇开社会核查参与者可能受到的负面反响，这种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可疑的。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对军控的看法与西方军控倡导者的看法根本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往往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并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往往跟一定程度的反西方主义捆绑在一起 — 这不足为奇，毕竟许多发展中国家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被西方以其他方式统治过。军控，往往尤其被视为西方统治的一种工具，普通民众层面可能存在对军控措施的强烈反对。这种对军控努力的普遍不信任感由于西方被认为缺乏可信度而加剧 — 通常，西方​​被指责把军备控制当作行个方便的事，当它跟其他更迫切的利益起冲突时就会被丢弃。这些观点令人叹息，也许并不正确，但却深入人心。因此，或许并不能肯定地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将会选择参与社会核查的工作。

再者，任何形式的核查工作都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不适。举例来说，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附加议定书"的谈判，但是对伊朗这样已签署却尚未批准"附加议定书"的国家的同情心依然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而言，"附加议定书"似乎将允许外国核查人员随意进入本国领土并任意检查任何位置。这让人想起了殖民时代，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对自己领土的控制。而且，虽然有些核查措施，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包含的措施，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这种接受却鲜少伴随着让发展中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感到舒适。

发展中国家对核查程序感到不适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为减少双边紧张局势而采用的信任建立措施。这些措施建立在美国和苏联于冷战期间建立的模型之上。但是，尽管冷战时超级大国将军控核查作为信任建立措施的一个重要元素，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却从未考虑过这样做。

鉴于这种敏感情况，寻求让普通公民参与核查安排可能只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多边军控措施感到的不适。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和政治精英可能会把任何使公民代表域外机构来监控国家的尝试看做违法行为。并且任何包含社会核查安排的军控倡议也同样可能被视为非法。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社会核查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不一定。但社会核查能否成功可能取决于军控本身会否变得更加符合政治口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军备控制措施的抵抗部分源于发展中国家还未充分参与条约及机制的发展。使军控进程更加透明，并让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进程，尤其是参与军控协议的起草阶段，将使发展中世界对这些举措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更具包容性的进程也将鼓励遵约，并最终使得军控机制更有效。在我看来，社会核查可有助于防扩散的努力及条约的遵守，但只有在军控本身更广泛地为人所接受后才行。

日益流行的手持设备给普通百姓参与条约的核查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曾有人建议，智能手机中的加速度计可以用来检测不同寻常的可能代表核试验的地震事件，各种数据众包也可用以识别想颠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尝试。随着手持设备继续普及 —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变得更加便宜 — 社会核查的机会预计也将得到增长。

但是手持设备不过是运行软件的硬件 — 这类工具有时也被称为"有形的推动者"。社会核查想要获得蓬勃发展，无形的推动者也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包括公众更广泛地理解防扩散以及裁军工作的重要性；意识到手持设备对促进这些工作的潜力（即，了解什么样的人可能借助手持设备来检测并报告）；以及最终愿意参与社会核查的措施。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建立这些无形的推动者，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而言，裁军和防扩散问题似乎是低优先级的事务。与当地关注的紧急问题相比，条约核查工作可能很难激起公众的热情，即使作了有力的教育工作也是一样。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的有些部分持有全球观，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有很好的理解，但是他们的观点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愤世嫉俗。发展中国家可能认为，这一机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使得某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看法只会因两者之间粗糙的关联性而加剧，即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没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同时，核武国往往是强有力的防扩散措施最积极的支持者，但在全面裁军上问题却通常都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承诺。因此，要在发展中国家激发社会核查的热情，防扩散这个论点可能是错误的基础。

一致的激励。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下，社会核查成功的潜力可能较大。例如，一些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有从事精密工程的公司 —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意可能意味着固有的核扩散风险，因为其有能力生产可能被用作恶意用途的产品。例如，2004年，一家马来西亚精密工程公司因其涉嫌为利比亚的铀浓缩计划生产部件而被调查。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马来西亚于 2010 年通过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其中包括一些重罚，它们可能涉及从业于精密工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即使这些专业人士对作为促进防扩散的手段之一的社会核查本身并不感兴趣，也可能会发现其个人和职业利益跟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如果精密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真的积极参与到社会核查中，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生态系统"，从而使他们的努力可以获得最高的成功机会。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态系统 — 也许包括在线支持、官方宣传以及促进与相关领域专家的联系 — 可能最好通过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方法来建立。物理学家 Joseph Rotblat 建议，参与报告核查问题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将"不得不成为……国家法律法规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一个仅依赖于法律法规的社会核查生态系统 — 特别是如果它们与附加议定书或联合国安理会 1540 号决议等国际法律工具密切结合 — 将要奋力克服发展中国家中所存在的对防扩散倡议的讽刺态度。仅靠这样的法律结构本身，很可能不会有效。

那么，国家当局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社会核查呢？当局可以支持建立社会媒体工具，让专业人士来讨论社会核查的实际执行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快速响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疑虑，从而为这些讨论做出贡献；也可以促进有助于社会核查的专业人士与在裁军和防扩散方面活跃的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任何社会核查的生态系统，只有依靠一个可信的全面裁军路线图和朝着这一目标取得的进一步进展，才会运作得最好。全面裁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将为发展中国家对裁军和防扩散机制注入更广泛的信心，而这反过来会激发个人对社会核查工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