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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ramit Pal Chaudhuri (CH), February 1, 2013
正如我的同行Alexander Golts所说,核机密已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关于核领域的机密文化,一直以来最让我感到讶异的并非机密本身,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政府官员连关于尿布的数据也想打上机密的标签。比机密本身更让我讶异的,是公众对机密的广泛接受。(此处指印度,但从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类似情况在其它一些新兴或非西方国家中同样存在。)
一切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探讨过的核神秘主义,至少在印度是如此。印度的核项目之所以能够在几乎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运行,核神秘主义比起法律法规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民主国家,一旦公众被动员起来,理应就会产生政治压力,引发法律或监管改革,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但倘若这一反馈的循环根本就无从开始,要打开信息透明、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更是机会渺茫了。
核神秘主义从何而来?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一部分原因,但这背后还有其它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拥有这一广受关注的高端技术——尤其这一技术还极具杀伤力,对此公众充满了敬畏。另一个原因就是最早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始终抱着排他的态度,使得这一技术成了最难摘取的禁果。(许多印度人误以为拥有核武是当初选举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标准之一。)以上种种为印度的核机制赋予了神职一般的形象,而这样的神圣体制是不应被逼迫揭露自己的教义的。
这种神秘主义使核问题讨论的正常化变得十分困难。但假设当真要使对原子能的探讨成为主流,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应是开始将民用核能视作国家经济中一个普通产业,使民用核能去神秘化。(军用核能可以暂缓。)地位的改变将使核能产业接受更广泛的公开问责,迫使其提升透明度,接受市场原则的支配与会计审核。
印度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这要部分归功于三项进展:与美国签订了核合作协议;在美国极力游说之下,核供应国集团决定解除由于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对其施加的核技术封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印度民用核安全保障协议。这几项协议的签署将印度的军用与民用核项目分离开来,从而使核能产业实现技术、运营、投资方面的国际化成为可能。
同时,印度政府开始转而将核能产业视作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印度这家”公司”在供应链中既是供应商又是消费者:这也推进了核能的正常化进程。核电厂的扩散与安全问题正逐渐被当作技术与监管问题对待,而不再被用作进一步加重机密性的借口。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印度国内一系列反核示威的推动下,这一趋势正在加速。
总之,印度即将迎来一大突破,届时核能将不再隶属国家核武库,而成为电力产业的一部分。这一突破也许近在咫尺,从核问题正日渐成为商业记者、而非政治或安全问题记者的报道题材这一点便可见一斑。
从经济层面不难理解,若责任成本上升或是化石燃料价格下跌便可能扼杀印度任何核能项目的积极扩张;但民用核能的主流化却是势难回头。然而正如Golts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强调的,官方对核武器往往另有一番说辞,而印度的核武器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主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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