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限制

Jamal Khaer Ibrahim 在第二篇"圆桌讨论"文章中认为，核供应链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可能会由于想要"保护他们的专业声誉，并避免不法行为带来的刑事或民事惩罚"而接受社会核查。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罢了。在我的祖国印度，涉及敏感材料的公司，安保工作往往很宽松。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公司甚至不遵守法律规定，对其专业声誉的关注就更少了。

我最近合作撰写了一项有关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材料的安保风险的研究。这项研究中包括对印度几大产业集群的实地考察，揭示了公司在遵守法律及实施安全标准方面的显著差别。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其商业利益延伸至国际范围的公司 — 例如，大型制药公司和石化企业 — 往往表现良好。但更多在本地运营的中小型企业，短期利润的诱惑往往超过对安全和安保的关注。很难想象，像这样通常不能遵守现有法律和最佳实践的公司会对参与社会核查措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如果印度如此，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可能如此。

Ibrahim 还写道，国家可能由于想要"作为经济合作伙伴取信于人"而支持社会核查工作。这一说法更能令我信服，并且它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核查的安排最大地激励合规，这些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核查。激励措施可包括 Ibrahim 所建议的赢得经济信任的前景，以及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政治和安全架构。事实上，最好的激励可能是创建一个更有活力的全球政治秩序，让更广泛的国家有真正的机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Ibrahim Said Ibrahim 的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受过教育的从业者是社会核查成功的关键，我大致同意。但我不认为发展中国家里将很快出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业者。正如 Ibrahim 所说，发展中国家中只有数量有限的人了解并认同军控安排。此外，我在第一篇文章提到并且 Ibrahim 也承认，参与社会核查工作的公民可能因为官僚和政治精英认为这些活动非法而将自己置于个人风险之中。特别是在把主权、安全和国家对敏感技术的控制紧密相连的国家 — 例如中国和印度 — 国家在看到社会核查的实质好处前，是不会接受社会核查的。在领导人相信社会核查符合国家利益前，普通百姓不可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