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反应堆之前，应有合适的体制先行

大约四十余个缺乏核电的国家正在考虑采用核电，不过，对核电表示兴趣与真正建立核电部门是两回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如此，而这四十余个国家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核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命题。它需要重大的财政承担。除非相对大型的电网已经到位，否则核电无从说起。出于这种种原因，多数正在考虑采用核电的发展中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建造核反应堆。

一些国家将锐意进取——例如土耳其现在正准备建设第一个核电设施。但发展中国家的核电容量增长主要将来自那些已有核电且经济增长带动强劲电力需求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任何情况下，确实拥护核电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土耳其等新进入的国家，还是中国等已确立的核电国家——所面对的严峻挑战都远不止工程、资金或电网而已。特别是，它们必须确立三方面内容：规划优良且可持续的核电发展过程、核电安全的合适框架以及针对公众对核电态度的有效方法。

规划优良且可持续的核电发展过程对核部门建立的节奏及规模明确了切合实际的期望；对反应堆设计的选择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程序；鼓励持续的回顾及改善。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发过程，核电项目可能会变得非常昂贵、费时。

运作良好的核安全架构及组织可减少核电厂的固有风险。虽然几十年来反应堆设计的改进已提高了核电厂的安全性，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得努力克服缺少合格且经验丰富的人员以及缺乏技术能力的问题。

公众接受核能是核部门扩大的关键，也最终是核部门安全运营的关键。政策制定不透明的国家，公众舆论在核电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很少得到关注。这可能在之后演变成重大问题。

对中国的挑战。当今世界上最为雄心勃勃的核能国家就是中国，目前有 20 个反应堆已投入运营，28 个反应堆在建，且还有更多反应堆即将开建。但中国已面临以上三个挑战，并且在一些情况下颇为捉襟见肘。

核发展及规划方面，即便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多多少少导致了计划的改动，中国对核能作出的承诺依旧非同寻常。紧接着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宣布将不会调整其对核电发展的整体政策。但中国临时暂停了新项目的审批，并提高了对安全的要求；还调低了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中国政府目前预计，截止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 5800 万千瓦，而非福岛事故前所计划的 8000 万千瓦。此外，中国已削减了第二代反应堆的建设计划，并转向了第三代的设计。先进的设计当然是更为安全。但这一转变推迟了核电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核电比预期的更为昂贵，且显著影响了核电设备制造商。这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以前对核能的计划过于依赖第二代的设计。

安全方面，中国核部门目前为止保持着相对干净的纪录。但核工业内是否已建立了健全的安全制度及强大的安全文化，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例如，一些核安全设备制造商一旦获得所有必要的认证，就可能在遵守规定和执行质保程序时变得相当自由随意。已为人所知的是，他们会采购不合格原材料，将工作外包给不合格的分包商。同样的，一些电力公司忽视质量控制，接受那些理应被拒绝的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中国的核监管体系也需要改进。引人担忧的领域包括现场安检人员不足、现场检查及监管程序不充分以及缺乏先进的检测技术和分析方法。

中国政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封闭。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对核电的态度无关紧要。诚然，福岛事故之前，关于核电的争论分散且杂乱，反映了公众对核电（尤其是安全问题）认知度较低，参与核决策的机会有限。但福岛事故后，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核电。争论愈演愈烈，示威活动爆发，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发现公众反对使核电项目受阻，甚至叫停。展望未来，中国执行核发展计划将需要强有力的、持续的公众支持。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政府应该允许公众更多参与选址和认证的程序。政府和行业应更积极透明地回应公众对核安全及核事故的顾虑。（刻意隐瞒信息和掩盖错误只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也应设法教育公众，使其了解核能及核安全；如果由政府而非电力公司来开展这些教育措施，其结果将更为有效。

艰苦的工作。福岛事故导致世界各地对核电安全的担忧加剧。但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电力需求及严峻的环境压力，世界核工业依旧继续向前发展。然而，任何考虑发展或扩张核能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白这其中包含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工程的复杂性及资金的需求；还包括公众的接受度，这一问题须提前加以仔细的研究。核能也需要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考虑到国家的电力需求、能源结构、经济特点、技术能力、地理，等等。在安全领域，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用供应国家的法规、规章和标准——但挑战依然存在。有些标准并不适用，或在新的环境中的应用不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标准都必须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安全文化、一个运作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一套有效的监管执行及监督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