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责任，合作的可能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科学界对病原体的出现与再出现投入相当多的关注和研究精力。但在资源有限的国家，情况往往并非如此。非洲地区特别容易爆发脊椎动物和人类（人畜共患病）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这包括埃博拉病毒、裂谷热和鼠疫。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些疾病的风险，而且还频繁出现跨境爆发。但非洲国家往往无法或不能有效地应对新疾病的出现或地方疾病的再出现。

主要有几个原因。非洲的疾病监测系统薄弱，实验室的支持较差，因此很难产生评估疾病负荷与按恰当顺序采取应对措施所需要的数据。没有好的信息时，通常便会否认新病原体的出现——直到疾病暴发达到流行病的程度。一旦疫情蔓延开来，受影响的国家遭到国际卫生机构的入侵，但这些国家在恐慌和应对危机的模式下行动，而且它们的工作收效甚微且来得太迟。病原的爆发最终成为外国研究人员和医疗机构完善技能的机会，使得资源贫乏国家的科学家永远依赖外人——沦落为样品收集员，而无法控制自己国家下一个病原的爆发。

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第一步就是关注病原在当地出现的过程。病原体出现的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各不相同。一种病原体出现或再出现的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病原体本身的遗传变化或适应；与气候、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模式相关的环境条件；以及与病原体的人类宿主，包括人口分布、国际贸易格局、抗生素滥用、人们职业所暴露的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疏失及生物恐怖主义。这些因素和条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相互作用——因此，对预防和控制新兴与再出现疾病的第一步，就是透彻了解病原在地方上出现的过程。一旦有了这种认识，政府、机构和专业人士（尤其在是发展中世界的）必须在对抗新兴及再出现的疾病时，致力于发挥界定明确且积极的作用。

尤其至关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每个国家对疾病监测、预防和控制系统应有"所有权"；这样才能制定针对特定国家的应急措施。对这些系统拥有所有权，就得对其作出真正的政治承诺，并需要为疾病监测和实验室支持系统提供足够的资源、资金和人力。关键的是，在广泛传播之前，各国须有系统能够检测、识别和遏制具有流行可能性的病原体。

对政府而言，在对抗疾病中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实施合适的应急方案；协调人类和动物健康监测系统之间的协作互动；为地方卫生人员提供培训、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和赋权的工作环境，从而建立和维持他们对抗疾病的能力；并建立一套多学科的疾病控制方法，能够让不同领域的人士在控制新兴与再出现疾病方面发挥所长。（例如，私营部门应该很快参与进来，因为疾病爆发威胁每个人的经济安全。）

要使世界在面对新兴与再出现的病原体时更加安全，也需要大量的全球协作。各国应合作实施政策，例如控制病原体通过现代运输系统传播的能力的政策；应该参与区域监测和应急活动；应共享实时监测信息，从而在人畜共患疾病感染人类前便被发现疾病。同时，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应协作加强对人畜共患疾病的感染高危人群的监测。由于其广泛的地域覆盖范围和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科学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应作为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帮助提供全面的监测和应急能力。同时，可建立创新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可持续的全球疾病监测系统。与新兴和再出现疾病的斗争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挑战，需要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