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未吸取的教训

1945年5月，一个由军官、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诺曼·拉姆齐（Norman Ramsey）等著名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可能针对哪些目标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这一委员会的记录中，揭露了这些有影响力的顾问所持的动机和态度。他们建议，“最初的使用应足够引人注目，当关于这一武器的宣传发布时，使国际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将京都作为“AA目标”，因为“优势在于那里的人们更聪明，因而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武器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最终放过了京都，决定选择广岛。那座城市同样被评为“AA”，其“优势”在于：“可从临近的山脉加以瞄准”，可以造成“这座城市的一大部分被毁”。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向日本人发放了传单，解释说华盛顿拥有“人类至今发明的最具杀伤力的炸弹……这一可怕的事实请您好好考虑。”同时，白宫以胜利者姿态发布了一份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准备好更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人在任何一座城市地面上的每一家有生产力的企业。”

这些记录表明，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是按恐怖行动计划和实施的。民族主义的美国历史学家辩称，相比美国入侵日本，轰炸是更好的选择——但在这场辩论中，不需要引入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就足以形成道德判断：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尽过努力，同时挽救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

历史记录是：并没有。先不提《波茨坦公告》——其无条件投降要求的遣词造句似乎意在鼓励拒绝、为投放原子弹提供理由——除了在有人地区使用原子弹之外，杜鲁门政府拒绝考虑的其他选项。1945年6月，有先见之明的弗兰克委员会在向战争部长传达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在沙漠或荒岛上……演示新武器”。这一建议很快遭到战争部长的科学顾问团拒绝，他们认为“除了直接军事用途之外，没有可以接受的其他选项”。

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追逐战略目标时，对人命的漠视。如果美国人在战争结束时对其政府的这一特征有更好的认识，他们可能在之后美国干预他国时会表现出更大的反对。但在战后，民族主义辩解者成功地淡化了广岛和长崎给世人的教训。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国内对其进军东南亚——在二战后仅仅几年之后就开始了，且最终导致当地数百万人死亡——的反对被抑制了这么久。如今，美国军方仍然试图传达原子弹的积极形象。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初，在背后驱动“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军事行动的军事教义，其目的在于“震撼整个国家，达成类似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武器对日本人起到的效果”。

为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辩解的理由，其根本基础是这样一个想法：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的标准，不适用于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正是因为这一假定，使得经常对国际军备控制努力造成阻碍。关于伊朗的主流西方话语坚称：德黑兰不应获得原子弹——但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或以色列持有核武库同样是有问题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乎裁军的实际问题。自从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上将试图买下全世界所有铀储备的荒唐举动，美国就已经开始一场正在慢慢输掉的战斗，也就是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试图控制核武器向别国散播。广岛和长崎后的七十年中，八个国家获得了核武器。由于多个核武国这一布局的内在不稳定性，在未来七十年中，能确保世界不再发生核爆炸的途径只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全面核裁军，核不扩散将完全不可持续。

正义的秩序。正如政治未能吸取两次轰炸的教训，科学界也未能深刻反省自身在核武器开发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连“目标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学术界中逃脱了谴责。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回忆录举例说明了科学界是如何为自己与军方的合作文过饰非的：“冯·诺依曼给了我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你不需要为你所在的世界负责。所以，我培养出很强的社会不负责任心。”

科学家们如此平息自己的良心，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后人们对美国国防建设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解释道：“面对大笔钞票，无论是政治信念，还是厌恶政治的性格，都不足以让稳住物理学家们。”

这种情况将权力从研究方向拱手让给国防产业，而且还限制了学术机构中异见存在的空间。例如，根据一项称为所罗门修订案的美国法律，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不允许军方招聘人员进入，或者禁止后备军官训练团，就将被剥夺任联邦研究资金。

在印度，情况类似：原子能部资助数学和理论物理学。1962年，著名数学家D·D·高善必（D. D. Kosambi）从塔塔基础研究院中被除名——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份有错误的黎曼假设证明，但更有可能的实际原因是他对核武器与核能的公开反对。几十年后，原子能部要求数学科学院针对该系曾撰文反对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教员采取措施。类似的事件在最近也有发生——虽然，因其性质，此类事件难以全面记载。

在核时代中，人类的生存与战争的废除紧密相连——这一点早已明确。但是，只有在正义的国际秩序下——不容忍强国侵略，国际关系以平等而非例外主义为引导，科学以社会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为引导——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轰炸广岛和长崎70周年之际，是时候该让全世界承认这些教训并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