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科学共识与可靠数据

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各种估计千差万别，这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如我圆桌讨论同事Sonja Schmid在第二轮文章中所述，世卫组织2005年的报告预计切尔诺贝利死亡人数会接近4000人；而第二年，绿色和平组织却估计灾难会导致近100000例致死性癌症。这两个数字大相径庭，但是辐射风险的计算一直都存在着问题。少量辐射后果的不确定性相当大；特定人群的风险不确定性也很大。然而，每个机构使用的评估方法又都不尽相同。对切尔诺贝利死亡人数的正确判断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出现，或许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不解之谜。福岛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数据证据来支撑核灾难造成的预计死亡人数。目前缺少定量研究，因此无法证实受到辐射照射并有某些风险因素的特定人群中的预计死亡人数。

遗憾的是，对人员伤亡估计共识的缺乏会降低公众对核电的信任。诚然，如果核科学社区能够采用一种估计灾难造成的伤亡人数的统一方法，那么公众对核电的不安情绪可能会变得更容易控制。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科学社区能够取得这种共识，并立刻开始将此共识付诸实践。这种统一的估计方法与目前科学家们的众说纷纭相比，可能更容易使公众接受核电。

无论如何，科学研究表明，一场核事故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会大于辐射效应造成的伤害。Schmid已指出，紧急疏散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导致某种心理创伤；纯粹的恐惧心理也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对于任何灾难准备和响应体系而言，如何控制这些心理上的影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优先考虑。Schmid写道，灾难准备和响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活，”但不“仅仅是技术活。”她这么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任何灾难中，必须要优先考虑准备和响应工作的技术方面。从事故发生的第一刻起，就必须开始收集数据，以确定事故的影响范围，并为第一批响应工作者提供行动指南。必须连续实时地进行监控工作，以协助评估事故的直接后果以及对人与环境的潜在影响。此外，官员或专家所做的任何公告必须以可靠的数据为依据。Manpreet Sethi写道，官员们必须“能够快速得到全面的科学意见和专家判断，以便其在极端紧迫的情形下做出好的决定。”

然而数据以及对数据的诠释，尤其当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时，很容易变得充满争议。例如，在福岛灾难开始的最初阶段，日本核安全技术中心“开始公开放射性物质扩散的预报（放射性烟羽预报）。”然而福岛县政府却认为此信息不能够反映最新情况，因此从未正式公开。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会延误必要的行动。

核设施固有的保密文化也会进一步带来行动延误的风险。过度保密的倾向将导致与外国专家和机构沟通的拖延。这一保密倾向必须得到遏制，因为当紧急事故发生时，国际专家社区及时共享观点和做法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