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外行人以及灾难准备工作的微妙之处

工程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人们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一直感到困惑，核问题风险认知上的差异尤其令他们困惑。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害怕不同的事呢？人们为什么常常会无视对概率和死亡率的科学计算呢？

Manpreet Sethi在第二轮讨论文章中写道，专家们倾向于支持核能，而非专家们——也就是外行人——则倾向于反对核能。Sethi认为，公众对核电的不信任通常是由于缺乏相关知识而造成的，而缺乏知识本身是专家们“沟通不足的结果”。Sethi的这一态度反映了评估有争议的风险认知时的一种常见思维。但是这种思维忽视了近几十年来的社科研究工作。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相关的话题已得到了透彻的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人知识的关系、信任的概念、科学沟通的“缺失模型”，等等。

通常，除非把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品质、品味和专业知识水平进行仔细区分，否则把专家和外行人区分开来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用。有一个关于英格兰西北部羊农的经典例子。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系教授Brian Wynne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这些羊农进行了研究。Wynne发现由于这些羊农对羊群行为了如指掌，又十分熟悉附近Sellafield核燃料后处理厂在之前的小事故中所产生的效应，因此较之那些只关注当地土壤对辐射污染稀释作用的科学家们，他们能够给出更贴切和精确的预测。

由此可见，有的时候很难判断到底谁是专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其他领域的外行。此外，把外行人和专家明确区分开来的做法忽视了人的学习能力，而已经有许多证据显示，无论是医学还是核能问题，外行人的确有能力对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有效自学。当核专家们给外行人的反对意见贴上“无知”的标签时，很可能会与关于核能领域潜在问题的宝贵观点和有用的解决方案失之交臂。

并非全权委托。Sethi和Augustin Simo都强调了公众对核电信任的重要性。他们建议，科学家们和核产业应向信息不灵通的外行人介绍先进的新安全设施，为公众提供关于核灾难后果的简明清晰的信息，从而努力重建公众的信任。Sethi和Simo的提议也正是长久以来日益专业化的风险沟通者一直努力想要做到的，即（本人将在此改述卡内基梅隆大学学者Baruch Fischhoff对为什么如此多的风险沟通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所做的总结）“告诉公众数字是多少，解释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并尊敬地对待公众。”

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关于核紧急情况以及其后果的信息从根本上来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数字”基本上不能被转化为一条清晰一致的信息，因为其中要考虑的背景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其次，认为一旦建立了公众的信任，就得到了代表公众做决定的全权委托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对公众信任的根本性误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信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要求不断与个人和组织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

与受到潜在影响的个人和社区进行有效沟通对于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而言极其重要。然而，现有的风险沟通模型可能需要进行彻底整改。假若下列情况成为现实，结果又将如何呢：将批判怀疑的大众视为优势而不是累赘；核产业对外行人了解复杂系统和恰当解释不确定情况的能力赋予更多的信任；这场两极分化辩论中的双方试着尊重对方的立场而不是立刻认为对方缺乏理性?起码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假若相关对话变得更加微妙而不是非黑即白，那么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一定会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