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福岛，以及对防备“下一起”核事故的未雨绸缪

灾难是一场严重性和规模都超乎预计的事件，其造成的巨大损坏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灾难所造成的危险是不可控的；若是可控，就不应当称其为灾难了，充其量只是一场危机。

因此，处理灾难的关键在于预见最糟糕的情况并作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灾难的预见与响应能力也有所提升。大自然继续发生极端的环境事件。然而，今天人们所从事的危险活动通常已经嵌入了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工作。

生产核电便属于这种危险活动。核电站反应堆运行60多年来——累计16000多个运行年头——只发生了两起灾难，分别在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其中只有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人员死亡——事故之后30人立即丧生，多年后又有20多人陆续丧生，未来长期内还将会有更多的人因该事故而死亡。这些数据表明核工业一直给予了核反应堆安全运行以应有的重视。核工业人士非常清楚，虽然60年来只发生了两起灾难，且只有一起造成了人员死亡，却已足以使公众对核电产生负面的看法!

解决该问题主要有三个办法。首先，需要继续不断提高反应堆的运作安全。其次，需要将更好的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工作制度化。再次，应将前两个方面的进步公之于众。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灾难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防灾预备工作上所取得的进步。

这种进步是巨大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监管程序和官方指导方针，同时一个关于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的国际法律框架也得以诞生。各国有义务执行上述框架、程序和方针。但是执行工作必须符合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建立的，在福岛事故后经过修改的国际基准。

已采取的步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制定公约，明确紧急事故处理的指导方针方面一直起着带头作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成为了第一部正式通过的此类文书。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清楚地显示了核灾难的影响很可能会跨越国界，所以各国立刻开始执行该公约，公约于1986年10月底前正式生效。同时正式通过的还有《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不过该公约直到第二年才生效。这两个公约赋予各国和IAEA关于部署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准备工作的具体义务。之后通过的《核安全公约》与《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强化了这些义务。这四个公约所覆盖的核活动范围相当广泛。

多年来，IAEA发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各国关于核电站安全、防备和响应工作的安全标准。IAEA也致力于确保各国、双边、区域与国际的核灾难响应机制与程序具有相互兼容性。在福岛事故之后，IAEA修改了其《通用安全要求》，内容中加入了新学到的经验教训。这促成了《核或辐射应急的准备与响应》的出版，该文件对准备与响应工作的标准提出了建议。各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执行这些标准：依据法律法规；明确核操作员、全国和地方官员的责任；建立监管框架体系，并确保能够证实执行工作是否有效。

然而，IAEA绝不是参与改善灾难防备工作的唯一机构。1986年，各国认识到，机构间的合作协调极为重要，因此辐射和核紧急情况机构间委员会应运而生。该委员会包含了18个组织，十分多元，其中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委员会出台了一项《辐射紧急情况联合管理计划》，以统一国际上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工作的标准。该计划使各国共同了解参与机构的角色、责任和能力，也提供了这些组织运作的整体概念，从而使快速、协调的响应工作成为可能。

尚未采取的步骤。福岛事故之后，几乎所有拥有核反应堆的国家都审核了各自的紧急情况响应体系——日本政府和IAEA发表了多份报告，提出了能够改进紧急情况防备工作的一些建议。首先，当出现紧急情况时，政府官员必须能够快速得到全面的科学意见和专家判断，以便其在极端紧迫的情形下做出好的决定。假若福岛事故发生后官员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建议，就有可能在当时避免一些在时机和疏散范围上犯下的错误。

其次，当一起事故发生时，官员们应有能力对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行正确分类。如此一来，就能够尽早地启动相应的标准操作流程。对事故严重程度的错误分类会导致宝贵时间的浪费以及人们对官员信任度的下降。再次，务必使各层级人员获得准确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操作员试图对国家或国际机构隐瞒一起事故的发生（或其严重程度），那么只会拖延合理应急工作的实施。例如，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受灾区域只发起了少数应急疏散工作——且这些疏散工作在事故发生了36个小时之后才开始。诚然，与许多非核事故相比，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要小得多。但是灾难却给该地区各国的人们造成了实体、社会经济、政治与心理上的深远影响。如果起初就有准确的信息，灾难的后果就会大大减小。最后，必须在地方、州和全国范围协调应急能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操作员就必须进行包含所有相关方的定期演练，并且对任何缺陷进行认真尽职地整改。

选择，预备。能源是人类进步的本质。对于寻找一个能源充足的未来的国家而言，核电是很多选择中的一个。各国将根据各自的考量做出关于核电的自主选择。选择核能的国家清楚地知道，若要使核产业安全、可持续地运作，就必须有大量相关的法律监管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的构成之一即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工作。持续不断地提升灾难管理能力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职责。值得庆幸的是，灾难防备工作的国际机制和各国所做的努力正在使执行该职责的难度日益减少。

核能发电大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1%。随着世界人民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努力限制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一比例很可能会在未来中期内有所提升。然而自福岛事故发生以来，全球核能普及的步伐有所减缓——这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出现的现象相同。即使不太严重的核电站事故也能够使公众对核能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因素众多，其中包括反应堆设计缺陷、核电站操作员受训不足以及缺少核安全文化。爆炸发生后，30人由于强辐射而立刻丧生，在此之后死亡总人数上升到了56人左右。任何非自然死亡事件都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改进了反应堆运作的电子控制技术。该事故也使关于核安全文化的教育得以加强。目前，再次发生一场类似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事故的概率微乎其微。

世界上第二起大型核事故发生在第一起的25年之后，这就是五年前的福岛事故。这一次事故是由外部事件造成的——一场大地震和海啸。并没有出现由于辐射造成的死亡，但是不少死亡是由于焦虑或其他心理状况造成的。160,000人撤离了事故发生区域，其中大约有60,000人已经重返家园，其他人也正在陆续返回。

全球核社区一边仍在学习福岛事件的经验教训，一边却已经在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以预防未来事故的发生。现在，当人们设计新核电站时，会考虑严重外部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福岛事故中失效部件的替代品正处在研制阶段。已研发出了为核电站提供电力和冷却水的移动系统，以备核电站自身系统失效时之需。许多国家已对各自核电设施进行了压力测试，也有许多国家审核了自身的法律和安全框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领导下，国际安全标准得到了加强。为了强化全球核安全体制，监管者、操作员和供应商的网络体系已经在国际、地区和次区域层面建立起来。旨在理解福岛事故起源和危害的国际会议层出不穷。因此，世界各地的核电站都正在不断获得如何加强安全措施的更有效的指导。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提供的经验教训正在加强核安全。国际核社区也正在做出一致、有效的努力，以避免人员死亡（尽管一旦发生严重核事故，完全消除人员死亡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但是核安全仍然存在提升空间。应该加强核电站操作人员之间的国际合作。更多的国家应该参与IAEA理事会在2011年的行动计划中所建议的核设施国际同行互审工作。这些行动有利于加强安全文化，使公众更易接受核能，也有利于提升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能力。

全球性的统一。诚然，在对核和辐射事故的防备和响应方面，IAEA已经制订了具体的安全标准。但仍有必要统一世界各地为紧急情况防备和响应所采取的措施。无论一国是否使用核电，都应当在各个层面不断发展并维持其响应能力，因为一旦在某国发生核或辐射事故，其危害很可能会波及周边甚至远方国家的人和环境。

在诸如我国喀麦隆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放射源相关的紧急情况最令人担忧。这些紧急情况包括核设施遭破坏，放射源被盗窃或丢失，以及运输放射性物质过程中发生事故。一旦发生核或辐射事故，这些国家就会立刻审核紧急情况防备标准，以确保未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可以得到控制。国际核社区明确知道有必要不断加强对核事故的处理，减少事故对人和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了加强成员国对核与辐射事故的防备工作，IAEA最近推出了一项基于网络的新工具，即“紧急情况防备与响应信息管理系统”。IAEA紧急事故中心主任Elena Buglova认为，该“自我评估工具”“将大大提升成员国的防备工作水平。”根据《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在协助各国发展自身防备工作，以防范核事故和辐射紧急情况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实有具体的职责。

事故响应工作若要有效，就必须广泛分享关于核电站和核事故的技术信息。操作员、监管者与供应商等核产业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首先得到相同的信息才能为事故管理做出应有的贡献。有效的事故防备工作需要以全球性的眼界为前提。

改变立场。在确立可持续能源体系的全球战略中，核能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国际能源机构和核能机构的数据显示，若要把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全球核产能就必须在2050年之前翻番，核能发电必须占到总发电量的17%。今天，许多政治家承诺将把核能从他们国家的发电选项中剔除。但是毋庸置疑，他们将很快改变立场，接受核电，因为核能发电是最可靠和最可持续的发电选项之一。

今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0周年纪念日。对于那些亲历事故的人们来说，当时的爆炸、疏散场面与惶恐的心理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很少有人会记得该核事故应对处置工作上所取得的一项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1986年11月，包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混凝土外壳竣工。来自前苏联各个地区的工人在极端的辐射环境下，在被毁坏的反应堆残骸上，建造了这座“石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混凝土，也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这座庞大的混凝土结构历经一些修补，已经矗立了30年了。（人们现在正在建造一座能够笼罩这座石棺的更大外壳结构。）

多年来，随着切尔诺贝利应急响应团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核专业人士受到的专业培训则侧重于如何预防下一起核事故。培训所强调的是“安全文化”。有了“安全文化”与“固有的安全设计”，本应保证有一个无核事故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似乎已经快要永久忘却应当如何应对处置核事故的发生。然而，2011年3月，一场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以及随即而来的大停电，使得一座世界级大核电站的多座反应堆陷于瘫痪。

作为研究苏联核电项目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我，看到福岛事故后立刻出现的人们之间相互指责的现象，感到十分痛心。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一幕幕又得到了重演。最先遭受谴责的是核电站操作员，其次是反应堆的设计，最后轮到了日本国家核管制架构。当然，“文化”也成为了罪魁祸首之一。

较之一些人最终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一场由前苏联造成的，且“永远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核事故——无论“这里”是指哪里——人们对福岛事故的态度却要积极正面得多。诚然，福岛事故证明，仅仅关注事故预防的核安全哲学是有极大弊端的。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和福岛事故之间的这几十年内，对事故防备与应急回应极度缺乏关注，然而现在这两个词汇已成为世界核工业的常用词。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转变还只是部分的。事故预防仍是重中之重；事故防备有时会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实际回应策略得到的资源（与想象力）仍然有限。

从福岛事故中“汲取的教训”——关于这些教训的报告仍然层出不穷——主要集中于技术和法律上的改进、组织的改革以及责任的分担。福岛事故促使美国核管理委员彻底修改了其关于事故预防、防备和回应的指导方针和具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核工业执行了一项名为“FLEX”的项目。该项目为各核反应堆现场和区域中心提供诸如额外水泵、发电机等硬件设备，以便满足出现事故的核反应堆的不时之需。在福岛事故发生之后，欧洲的核电站反应堆受到了“压力测试”的检验，而测试激发了拥有核电反应堆国家之间的对话，开始探讨是否应该统一各国关于核电站可能遇到的各种天灾人祸的管控手段。

诸如此类的步骤是正确的。然而，重视预防与防备而轻视回应的做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核事故往往比人们最糟糕的预期还要严重。核工业业界人士称核事故为“超过设计预期的事故”是不无道理的——人们只可能预料到少量的情况并做出相应的防备工作。因此，在为完全避免核事故努力的同时，有必要谋划依靠技术和团队合作的创新核事故应对策略。

一般来说，对应急回应人员的培训应该侧重于强调灵活应变和想象力的运用，其中尤为强调需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迅速做好评估分类工作。对于核事故应急回应的培训却不然。在应对“清单以外”的情况时，核工业业界人士似乎极不情愿运用人类想象力。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我不能对全世界的核工业都一概而论——核工业似乎过度强调控制。每一个可能预期的情况都有一个相应的计划。如果一个计划失效，还会有更多的计划。员工接受的培训即遵从程序，执行指令。他们若不照做，那肯定不是件好事。

这种做法，如人类学家Constance Perin所记录的，从根本上否认了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不完美技术（所有的技术都是不完美的）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更糟的是，该做法遏制了人们使用一种创造性的能力:即兴发挥的能力。尽管即兴发挥更多的时候会让人们联想到爵士乐，但是在发生紧急核事故时也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音乐演奏中，一说到即兴，就会让人们想起狂野、随性的独奏。然而，在紧急核事故培训中强调即兴的概念，将有利于回应人员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采取以技术为基础，团队为导向高度协调的应急措施。

在任何事故中都会出现即兴应对的状况。切尔诺贝利事故就是如此，尽管不能从任何对该事故的书面报告中找到对创造性想象力使用的描述。即兴应对在福岛事故中也起到了作用。其实，如果想要“终结”福岛核事故，就必须有更多的即兴发挥。人们往往只记住那些失败了的创意行动。但是这样做却会产生一种只重视控制与可控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将会被下一起核事故炸得粉碎。